我站在空蕩蕩的臥室門口,手里攥著那張冰冷的調令,整個人像被抽走了靈魂。三年沒進過這個房間,如今推開門,干凈得像從來沒有人住過——衣柜里他的衣服清空殆盡,書桌上連一張便簽都沒留下,連空氣中都沒了他身上淡淡的洗衣液味道。
我沖到客廳翻開日歷,距離徐遠調去外省,已經整整四十三天。這四十三天里,他沒打過一個電話,沒發過一條消息。我試著給他撥號,聽筒里只有冰冷的“關機”提示;發微信,卻彈出“對方開啟了朋友驗證,你還不是他的朋友”。
手機“啪嗒”掉在地上,媽媽昨天說的話突然在耳邊炸開:“小慧,徐遠的戶口已經從咱家遷走了,民政局那邊,離婚手續也辦完了。”我當時還笑著反駁,說只是工作調動的正常手續,直到今天收拾東西,才發現他連結婚證都帶走了。
我這才后知后覺,這個入贅我家三年、連姓氏都改成李的男人,這次是真的走了,走得干凈又決絕,連一句告別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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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的春節相親會,我第一次見到徐遠。他穿著洗得發白的襯衫,站在角落里格格不入,不像其他相親對象那樣夸夸其談,只是安靜地喝茶。媽媽說,他是市規劃局的普通科員,父母是農村的,沒什么背景。
那年我二十八歲,是市醫院的護士長,名下有兩套房一輛車,家里還有個做生意的弟弟。相親見了不下五十人,要么嫌我強勢,要么惦記我的家產,只有徐遠,眼里沒有算計,只有真誠。
他第一次約我吃飯,點的全是我愛吃的菜,說提前問了紅娘我的喜好;第三次見面下大雨,他提前一個小時到,就為了找個離約定地點最近的停車位,讓我少淋雨。我問他介意入贅嗎,他愣了幾秒,認真地說:“我爸媽就我一個兒子,但我懂你家的難處,你爸身體不好,弟弟還小,家里需要個男人。”
我們認識三個月就結婚了,按我家的習俗辦了婚禮,他戶口遷進來,改姓李。婚禮上,他父母穿著樸素的衣服坐在角落,他媽媽眼眶通紅,卻一直笑著說“挺好的”。我當時心里掠過一絲愧疚,轉瞬就被新婚的喜悅沖淡,只當入贅不是什么丟人的事。
新婚第一年,徐遠活成了所有人羨慕的“保姆式老公”。每天早起做早飯,晚上等我下夜班回來熱宵夜;周末陪我爸下棋,幫我媽收拾院子,教我弟弟功課。科室的姐妹都打趣我,說我撿了個寶,我嘴上應著,心里卻漸漸覺得理所當然。
第二年我升了副主任護師,工作更忙,也越來越看不上徐遠的“不上進”——他在單位還是普通科員,月薪四千多,連我工資的零頭都不到。我弟弟創業缺五十萬,我毫不猶豫地拿出來,徐遠什么都沒說;我媽住院做手術,他日夜守在病床前,我卻因為忙,只去了兩次。我媽拉著我的手勸我珍惜,我也只是敷衍點頭。
第三年春節前,我弟弟公司急需一百萬周轉,我湊來湊去還差三十萬。徐遠猶豫著說,他父母那邊可能有積蓄,我這才第一次主動提出跟他回老家。那是我第一次去他的老家,也是最后一次。
車開了四個小時,才到那個偏僻的山村,他家是八十年代的磚瓦房,院子里養著雞,屋里昏暗潮濕,家具都是幾十年前的老物件,墻上卻貼著我和他的結婚照——那是我寄給他們的唯一一張照片。他媽媽拉著我的手,手掌粗糙得像砂紙,忙前忙后做了一桌子菜,有腌制的咸菜,有自家種的蔬菜,最好的一道菜是紅燒魚。
吃飯時,他媽媽不停地給我夾菜,自己卻只吃一點點米飯配咸菜。飯后,他媽媽從床底下翻出一個鐵盒子,里面是八萬塊皺巴巴的紙幣,全是他們的養老錢,硬要塞給我們。徐遠紅著眼眶推辭,他媽媽卻說:“你現在是李家的人,李家的事就是你的事,別讓人家看不起。”
那天晚上,我聽見徐遠在黑暗中壓抑的哭聲,我抓住他的手說“對不起”,他卻什么都沒說。回城后,那八萬塊錢解了我弟弟的燃眉之急,可我和徐遠之間,卻莫名多了一堵墻。
他還是每天做飯、洗衣服,卻越來越沉默。我媽媽開始念叨他沒本事,我弟弟也經常對他指手畫腳,有一次喝多了,還當著全家人的面說他“入贅過來,連點本事都沒有”。徐遠放下筷子,默默回了房間,我追出去安慰,他卻對我說:“李慧,我們分房睡吧,我不想讓你再為我丟臉。”
從那以后,我們成了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他搬去次臥,早上做好早飯叫我,然后自己先走;晚上熱好飯菜放在桌上,人就出去了;周末我在家,他就去單位加班或泡圖書館。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三年。
這三年里,我升了主任護師,帶了科研項目,發表了論文;我弟弟的公司走上正軌,我爸的身體也越來越好,家里一切都在變好,除了我和徐遠的關系。去年年底,他跟我說要調去外省,我正在看病例,頭都沒抬地隨口問了一句“升職了?”,他說“算是吧”,欲言又止,最終還是轉身走了。
年三十吃年夜飯,徐遠喝了很多酒,我爸敬他酒,我弟弟向他道歉,他都笑著應著,卻一口菜都沒吃。初五早上,他拖著行李箱出門,我還在睡覺,只模糊地說了一句“一路小心”,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樓下,我從未想過,那會是我最后一次見他。
徐遠走后,我才發現,沒有他的家,亂得一塌糊涂。早上沒有熱騰騰的早飯,冰箱里的菜放發霉沒人收拾,燈壞了沒人修,水龍頭漏水沒人管。我開始給他打電話、發微信,卻發現早已聯系不上他。
直到我媽媽告訴我,他的戶口遷走了,離婚手續也辦完了,我才徹底慌了。民政局的檔案里,有“我”的簽名和手印,可我發誓,我從來沒有簽過離婚協議。我媽媽提醒我,去年年底我簽過很多文件,或許是當時太忙,沒看清楚就簽了。
我翻遍了徐遠留下的幾個紙箱,沒有找到什么線索,卻在最后一個紙箱里,發現了一本日記和一封信。日記是他這三年寫的,字里行間,滿是小心翼翼的討好和漸漸冷卻的期待。
第一頁寫著“我一定要好好表現,讓李慧幸福”,中間記錄著他每天做的家務,記錄著我對他的冷漠,記錄著我家人對他的輕視,最后一頁寫著:“我已經做好了決定,該放手了。李慧,對不起,也謝謝你,愿你以后能學會欣賞別人。”
信封里是一張銀行卡和一封信,卡里有三十萬,是他這些年的所有積蓄,包括他媽媽給的八萬。信里說,離婚協議是他趁我去年年底忙,夾在工作文件里讓我簽的,他不想再這樣卑微地活著;那張卡里的錢,就當是他對這個家最后的貢獻。
我抱著日記和信,在空蕩蕩的房間里嚎啕大哭。我終于明白,徐遠這些年的沉默,不是懦弱,是失望;他的離開,不是絕情,是攢夠了委屈后的決絕。我一直以為自己給了他一個家,卻從來沒有給他過尊重和溫暖;我一直享受著他的付出,卻從來沒有好好看過他一眼。
后來我才從他以前的同事口中得知,徐遠這三年,每天晚上都在單位加班,周末去圖書館查資料,自己花錢參加培訓,他主持的城市規劃項目獲得了省里的重點關注,這次調動,是火箭式提拔,是他憑自己的努力,掙來的尊嚴。
兩個月后,律師受徐遠委托,送來財產分割協議,他放棄了所有個人財產,甚至把項目收益的一半都留給了我,還讓律師轉告我,祝我一切安好。律師說,他過得很好,接了父母去大城市享福,交了溫柔的女朋友,前途無量。
那一刻,我終于釋然了。是我親手推開了那個真心對我的人,是我踐踏了他的尊嚴,忽視了他的付出。我失去的,不僅僅是一個丈夫,更是一個愿意為我傾盡所有的人。
如今,一年多過去了,我學會了做家務,學會了尊重別人,學會了珍惜身邊的人。只是我再也遇不到像徐遠那樣的人了。
我終于明白,一段好的婚姻,從來不是單方面的付出和索取,而是相互尊重、彼此珍惜。有些尊嚴,一旦被踐踏,就再也回不來;有些人,一旦錯過,就再也找不回。這一課,徐遠用離開教會了我,代價卻是,我永遠失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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