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了幾天鄭州 我要曝光一下 當地人的素質 全然顛覆我此前的認知

我是上海人，從小活在繁華里。別人問起家鄉，我嘴上說著壓力大節奏快，心里卻早已把外灘的璀璨、陸家嘴的摩登、梧桐區的腔調，當作理所當然的底氣。我們習慣了被稱作‘魔都’，習慣了精致與效率，畢竟城市的光環在那里，走路說話都帶著幾分都市人的矜持與疏離。所以去鄭州之前，我沒抱什么特別的期待，一個中原的省會城市，印象里無非是交通樞紐、人口大省的中心，或許還有些塵土飛揚的舊時記憶。問身邊朋友鄭州如何，他們說面食不錯，城市挺大，我心想，大抵就是個規整而忙碌的內陸城市吧，能有多少出乎意料的細膩？

抵達鄭州是初秋的傍晚，從高鐵站打車去酒店。車窗外是寬闊的馬路，林立的高樓，霓虹漸次亮起，一切看起來和許多新興省會并無二致。司機師傅操著濃重的河南口音，熱情地問我從哪里來，聽說我是上海來的，便笑著說：‘上海好啊，國際大都市！’語氣里是樸實的贊嘆，沒有半點攀比或自貶的意思。我隨口應和著，心里卻還在用上海那套‘標準’暗自打量：道路夠不夠整潔？綠化帶設計得是否精致？高樓玻璃幕墻的反光是否足夠冷冽？

放下行李，想就近找點吃的。酒店旁是一條不算熱鬧的街，路燈不算明亮，幾家小店亮著暖黃的燈。我走進一家寫著‘燴面’的小館子，店面不大，桌椅老舊卻擦得干凈。老板娘正在柜臺后揉面，抬頭見我便笑：‘吃點兒啥？羊肉燴面中不中？’我點點頭。等待的間隙，看著窗外零星走過的行人，步履不緊不慢，相互間打著招呼，聲音在安靜的街道上傳得很清晰。那一刻，我忽然覺得，這里的夜晚，有一種上海少有的、不設防的松弛。

第二天，我決定坐公交車去河南博物院。在上海，我早已習慣了地鐵的精準與高效，也習慣了車廂里人人戴著耳機、目光低垂的默契距離。鄭州的公交站臺，等車的人不少，有提著菜籃的老人，有背著書包的學生，大家自然地排著隊，雖不似上海那般筆直如線，卻也秩序井然。車來了，人們依次上車，我刷了碼，往車廂中部走。

車行過幾站，上來一位頭發花白的老太太，拎著個布袋子，行動有些緩慢。我正想著是否要讓座，前排一位穿著工裝、看起來剛下班的中年大哥已經站了起來，用方言說了句：‘姨，坐這兒吧。’老太太連聲道謝，慢慢坐下。沒過兩分鐘，又上來一位抱著孩子的年輕媽媽，那位大哥剛坐下不久，見狀又立刻起身。這次，旁邊一位學生模樣的女孩也幾乎同時站了起來。兩人相視一笑，大哥擺擺手，示意女孩坐下，自己把位置讓了出來。

整個過程自然極了，沒有誰高聲宣揚，沒有誰面露難色，更沒有我預想中可能需要提醒或猶豫的瞬間。仿佛讓座在這里，不是一種需要被褒獎的美德，而是一種如同呼吸般自然的習慣。我站在車廂連接處，看著窗外的街景流過，心里那層關于‘大城市素養’的傲慢外殼，仿佛被這無聲的暖意輕輕敲開了一道縫隙。原來，素質并非總是與GDP的數值、摩天樓的高度成正比，它更可能藏在這些日復一日的、沉默的善意里。

從博物院出來，我拐進后面的一條小街，想找點本地小吃。這里像是老城區與新建住宅區的交界，不算繁華，卻充滿了生活氣息。路邊有賣水果的三輪車，有支著篷子的修鞋攤，還有幾家賣胡辣湯、水煎包的小店。讓我驚訝的是，盡管人來人往，地面卻異常干凈，幾乎看不到隨手丟棄的垃圾。賣水果的大叔，會把顧客剝下的果皮仔細收進車邊的塑料袋里；修鞋的大爺，工具零件在帆布上擺得整整齊齊。

我走進一家賣油饃頭的小店，店面窄小，只能容下三四個人。老板是一對老夫妻，一個揉面炸制，一個收錢打包。排隊的有附近的居民，也有像我一樣的外地游客。輪到一位提著行李箱的姑娘時，她不小心把硬幣掉在了地上，滾到了角落。還沒等她彎腰，排在后面的一位大爺已經麻利地幫她撿了起來，笑呵呵地遞過去：‘閨女，拿好。’姑娘連忙道謝。老板炸好一鍋，用長筷子夾出來瀝油，金黃的油饃頭香氣撲鼻。他一邊裝袋，一邊對等待的顧客說：‘這一鍋火候最好，大家稍等，馬上就得。’

沒有催促，沒有抱怨，隊伍安靜而有序。我買了一份，站在店外吃起來，酥脆咸香。看著眼前這再普通不過的市井畫面，我忽然明白了點什么。所謂的素質，或許不在于多么宏大的敘事，而在于對一街一巷的自覺維護，在于對陌生人的順手相助，在于對自己手中活計的認真負責。這種‘規矩’，不是貼在墻上的標語，而是融化在煙火氣里的本能。

在鄭州的第三天，我想去黃河邊看看。手機地圖顯示需要換乘公交，但具體哪個站臺、哪條線路最便捷，看得我有些迷糊。于是，我嘗試著向一位正在街邊樹蔭下休息的環衛阿姨問路。阿姨約莫五十多歲，穿著橙色的工作服，手里拿著個大水杯。聽我說完，她放下杯子，站起身，用地道的河南話給我比劃：‘你從這兒往前走，過兩個紅綠燈，看到那個大超市沒有？對，就在超市對面那個站，坐游16路，終點站就是黃河游覽區。’

見我似乎還有些不確定，她索性說：‘這樣吧，我也該往那邊掃一段，你跟著我走，到地方我指給你看。’我有些不好意思，連連說不用麻煩。阿姨卻擺擺手：‘沒啥，順路的事兒，你們外地人來一趟不容易，別走岔了。’于是，我跟著她，沿著人行道慢慢走。她一邊走，一邊還給我介紹，哪家的燴面實惠，哪家的胡辣湯味道正。走到超市對面的公交站，她仔細確認了站牌，指著‘游16路’幾個字對我說：‘就這個，看清楚了啊，別坐錯了。’

直到看著我確實明白了，她才推著清潔車，繼續她的工作。我站在站臺上，看著她的橙色背影漸漸融入街景，心里涌起一陣復雜的感動。在上海，我習慣了用精準的導航APP，習慣了人與人之間高效的‘不打擾’。而在這里，一次簡單的問路，卻成了一次溫暖的‘護送’。這份超越了‘指個方向’的責任心，這份把陌生人的事當作‘順路的事兒’的樸實，徹底顛覆了我對‘城市居民互動’的冰冷認知。

臨走前，我去鄭州東站附近的一個大型商場買些特產。商場很新，品牌齊全，人流如織，現代化程度不輸任何一線城市。我坐扶梯上樓，準備去地下一層的超市。當扶梯緩緩上升時，我注意到了另一個細節：幾乎所有站在扶梯右側的人，都自覺地把左側留了出來。即便左側空著，也沒有人為了快幾步而擠上去。需要快速通過的人，會輕聲說句‘借過’，從左側快步上行，秩序井然。

這讓我想起在上海，雖然‘左行右立’的倡議推行多年，但在人潮洶涌的地鐵站，常常難以嚴格執行，搶行、并排站立堵塞通道的情況時有發生。而在這里，在一個普通的周末商場，這條規則卻被人們如此自然地遵守著。它不是被強制要求的，更像是一種內化了的公共默契。無論是穿著時髦的年輕人，還是帶著孩子的家長，或是結伴而行的老人，都默默地遵循著這個不成文的規矩。

在超市結賬時，隊伍排得很長。每個收銀臺前，人們都耐心地等待著，把購物車里的商品一件件放到傳送帶上，彼此之間保持著舒適的距離。沒有人大聲講電話，沒有人因為等待而焦躁地頻繁看表。整個空間里彌漫著一種平靜而有序的氛圍。我忽然覺得，這座城市的素質，就體現在這些最尋常的公共生活場景里。它不張揚，不喧嘩，卻以一種強大的、靜默的力量，構筑起令人安心的日常。

去高鐵站回程，我打了一輛出租車。司機是個健談的大哥，聽說我要回上海，便聊起了他對上海的印象，說去過外灘，覺得夜景真漂亮。車子駛上高架，窗外是鄭州不斷延伸的城市天際線。在一個下高架的匝道口，旁邊車道一輛私家車可能沒注意路標，突然減速并試圖變道，有些危險。我心想，這在上海怕是免不了一陣急促的喇叭聲了。

可我身邊的司機大哥，只是輕輕點了一下剎車，讓出一點空間，讓那輛車并了進來。他沒有按喇叭，更沒有搖下車窗抱怨，只是搖了搖頭，自言自語般對我說：‘估計是外地車，不熟路。這兒標識是不太明顯，下次得給反映反映。’他的語氣里沒有怒氣，只有一種就事論事的平和，甚至還有點‘替對方著想’的意思。

這讓我感觸頗深。在城市交通中，路怒癥似乎已成常態，一點小的摩擦就可能點燃情緒。而這位司機表現出來的克制與理解，是一種更高級的‘行車素質’。它源于對道路復雜性的體諒，對他人可能犯錯的包容。快到車站時，他提醒我帶好行李，還告訴我從哪個進站口進去比較近。下車時，我真誠地對他說了句：‘師傅，謝謝您，鄭州人真好。’他愣了一下，隨即露出樸實的笑容：‘哎，這有啥，一路平安啊！’

坐在返程的高鐵上，窗外的中原大地平展開闊。我回想這幾日在鄭州的所見所感，那些關于‘素質’的細節，像一幅幅安靜的素描，在我心里清晰起來。它們不是景區里光鮮亮麗的表演，不是宣傳片上激昂的口號，而是公交車上無聲的起身，是問路后不嫌麻煩的引路，是扶梯左側自覺留出的通道，是車流中一次克制的避讓。

我曾以為，城市的文明程度，必然與它的經濟排名、國際曝光度緊密相連。上海教會了我何為效率、何為規則、何為國際化的精致。而鄭州，這個常常被外界低估或簡單定義的城市，卻用它最日常的畫卷，教會我何為溫厚、何為體諒、何為一種根植于土地的、不張揚的教養。這種素質，不活在光環和比較里，它活在早市的喧囂里，活在公交車的顛簸里，活在街坊鄰居的招呼里，活在每一個普通人對待生活與他人的自然態度里。

高鐵加速，鄭州的輪廓漸漸遠去。我衣服上似乎還沾著胡辣湯淡淡的香料氣息，腦海里還是那位環衛阿姨指路時認真的神情。上海讓我學會如何成為一個高效的都市人，而鄭州這幾日，卻讓我觸摸到了一種更本質的東西：如何成為一個更懂得體諒、更愿意釋放善意的‘人’。素質，原來并非高高在上的標桿，而是落地生根的尋常。這座中原之城，用它不事聲張的溫柔，全然顛覆了我此前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