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公元7世紀的朝貢，深刻改變了中國人的味蕾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純】

據《唐會要》記載，貞觀三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十一日，唐帝國的各個“屬國”向唐太宗“稱臣納貢”。“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王維這句寫在安史之亂之后的詩用在唐肅宗的朝堂上總歸是差點意思，還是用來形容他老祖宗的貞觀年間更合適些。

面對琳瑯滿目的貢品，大多都是唐朝不曾出產的異國風物。于是，太宗皇帝“詔所司詳錄”其中“其草木雜物有異于常者”，留下了一份關于唐代的外來物種的珍貴資料。

《職貢圖》唐·閻立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來朝的諸國中，地處中亞費爾納干盆地的康國，貢獻了一種特殊的水果“金桃”——其“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這種漂亮的桃子想必極為珍貴，因為似乎在二十年前，康國已經貢獻過一次“金桃、銀桃”了，且當時唐太宗就命人將其植于皇家園囿之中。

中國本就是桃子的原產地，據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所載，桃子早在唐以前就已經傳入印度，梵語稱之為“至那你（唐言：漢持來）”，為何撒馬爾罕的黃桃、白桃會在唐朝受到如此殊遇，既能登入貢錄，又能移植于皇家園囿之中？

影視劇中的康國金桃

美國著名漢學家薛愛華認為這種水果究竟什么樣，它是如何歷經長途跋涉，穿越西域的戈壁荒漠來到唐朝境內，以及它的滋味到底如何，雖已無從推測，但其中的傳奇色彩使它罩上了一層耀眼迷人的光環，“金桃”由此成為唐朝人民所渴求的外來物品以及他們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于是，他就用“撒馬爾罕的金桃”作為他研究唐代舶來品的著作的標題。

“金桃”是稀罕之物，尋常百姓難以嘗到它的滋味，它在歷史上的出場也就這樣戛然而止。但這場發生于公元7世紀的朝貢還有很多別的貢品，它們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的味蕾，豐富了我們的餐桌。

比如，當時的“泥婆羅國”為唐太宗獻上了各種蔬菜——“波棱菜”“酢菜”“胡芹”“渾提蔥”等。“尼婆羅國”就是今天的尼泊爾，其使者不遠萬里，歷經千辛萬苦，給大唐天子送上了一籃子的“菜”。這著實令人有點匪夷所思。美國漢學家勞費爾認為，這些蔬菜對中國人來說肯定是極為新奇的，甚至可能對尼布爾人來說都并不常見，否則他們不會把這些蔬菜當作禮物送給中國。而且，送“菜”本身就是太宗皇帝的要求，因為這些蔬菜都是新鮮的，且附帶了種子——貢錄上精確記載了它們葉片和種子的形態，還有做法和口味。

“波棱菜，類紅藍花，實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這是中國歷史上關于菠菜的最早記載。“波棱”一詞描繪了菠菜葉片的形態，頗為精準，但也有人認為這兩個字暗含了它真正的原產地——波斯。

《本草圖譜》中的菠菜，右上角是漢字“菠薐”

雖然貢錄上寫明了菠菜做法和口味，但中國人最初并沒有將其作為蔬菜接受它，而認為它是一種草藥。初唐的醫學家孟詵認為菠菜“（性）冷。微毒。利五臟，通腸胃熱，解酒毒，服丹石之人，食之佳。”也許是中國氣候有利于菠菜的種植，又也許是它本身口感尚佳，自中唐以后，菠菜顯然成了一種尋常的本土蔬菜，幾乎沒有人記得它曾是異域的貢品了，著名詩人劉禹錫就在《嘉話錄》里，因時人“多不知”而強調，菠棱菜同苜蓿、葡萄一樣，都是自“西國”而來的域外植物。

不過，作為同一批貢品的“酢菜”“胡芹”“渾提蔥”就沒有菠菜這樣被順利普及。勞費爾猜測“酢菜”可能是某種萵苣屬的蔬菜，“胡芹”可能是現在的荷蘭芹，“渾提蔥”則可能是青蒜或冬蔥。他認為由于中國有這幾種蔬菜的原生品種，因此這些外來品種因氣候或口味無法同化而被放棄了；還有一個可能是因為命名的關系，這幾種蔬菜被冠之以別的名稱在中國普及開來，使得人們無法追溯其最初的來源。

在這篇“貢錄”結尾，負責著錄的官員筆鋒一轉，從記錄“貢物”轉向了記錄“技術”：有一種神奇的調味品，它原本是西域的貢物，但中國人學習了其制作方法以后，做出了比西域所產更好的成品。

在唐以前，中國人已經學會了制糖——取甘蔗榨汁，然后曝曬而成，但這種自產的糖品相不佳，因此人們更喜歡西域所制的糖：“西蕃胡國出石蜜。中國貴之”。“西蕃胡國”的制糖秘法到底是什么，這令唐太宗十分好奇，于是他“遣使至摩伽佗國取其法”。該國擅長的制糖法是“熬煮法”。唐太宗取法而“令揚州煎蔗之汁”，由此，中國所制的糖“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

摩伽佗國又稱摩揭陀國，是古印度十六國之一，其國廣布佛教遺跡，故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專門用了兩卷的篇幅來介紹它。摩揭陀國曾極為強盛，阿育王就是從這里建立了“孔雀王朝”，再統一了印度河中下游流域。在玄奘那個時代，統治這里的是“笈多王朝”，摩羯陀依舊是印度半島上的強國，對外貿易維持著其國力，除了糖以外，它還有另一項獲利豐厚的出口特產——胡椒。

《大唐西域記》殘卷部分文字。吐魯番市融媒體中心記者謝懂飛攝

中國人自古以來用“椒”來表示一種辛辣的調味品，例如“秦椒”“蜀椒”，即我們現在所謂的花椒，它最早是作為一味藥物來使用的，《本草綱目》中記載：“（椒）主風邪氣，溫中，除寒痹，堅齒發，明目”。另外，從漢朝以來，“椒房”——用花椒和泥涂壁的房子——作為一種尊貴和富裕的象征，在皇室和貴族中流行。因此，“胡椒”一開始可能并不作為一種完全陌生新奇的調味品輸入中國的，它作為本土“椒”的代用品而引入的。

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記載：“胡椒，出摩伽陀國，呼為昧履支。……形似漢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這段文字不僅點明了“胡椒”的來源，還說明了唐人已經使用胡椒來搭配肉類食用了。詩僧寒山曾在譴責俗人滿足口服之欲時寫道：“蒸豚揾蒜醬，炙鴨點椒鹽”；韓愈在抵達潮州，第一次品嘗到嶺南的奇異食物時也寫道：“我來御魑魅，自宜味南烹。調以咸與酸，芼以椒與橙。”盡管胡椒在唐代已經得到了相對普及，但是它依然是昂貴的。據《新唐書》記載，唐代宗大歷年間，宰相元載因貪賄被革職，查抄他家發現了“胡椒八百擔”，數量之巨令代宗震怒，最終下詔賜他自盡。

唐朝的百姓也許無法嘗到“金桃”的滋味，他們在日常也不會頻繁使用“糖”與“胡椒”來調味，但是他們肯定對異域的食物并不陌生。

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在其《隋唐五代史》中寫道：“南人多食稻米，北人多食菽麥……北人之食麥者，多以之作餅。”中原地區“食餅”的歷史悠久，北魏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將我們后世熟知的包括饅頭、餛飩、面條在內的各種米面制品，均歸入“餅類”。而我們現代意義上的“餅”被獨立出來，與“蒸餅”“湯餅”之列分流，自成一屬，正是由于唐代“胡餅”的盛行。

影視劇《唐朝詭事錄》中的胡餅

《新唐書》中記載：“開元以后，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唐代的胡食主要指餅類。當時長安及周邊城市已經有專門售賣胡餅的店鋪了，《資治通鑒》記載安史之亂中，唐玄宗逃出長安，西行至咸陽時饑腸轆轆，宰相楊國忠還買了胡餅呈上供其果腹。日本天臺宗的創始人圓仁法師于唐文宗開成二年入唐求法，在《入唐求法巡禮記》一書中記載當時“時行胡餅，俗家皆然”。

唐代，胡餅還流傳至南方。唐德宗時期著名的高僧崇信，其父就是江陵城的胡餅師。白居易謫居忠州（其治所在今天的四川忠縣），還親自制作胡餅，并賦詩詢問好友口感如何：“胡麻餅樣學京都，面脆油香親出爐。相贈好友楊萬洲，嘗看得似輔興無？”此時，胡餅已然從西域美食成為長安輔興坊的特產了，可見其“本地化”程度之高。

甚至今天，我們還能看到唐代胡餅的實物。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1個直徑19.5厘米的薄餅， 呈圓形，土黃色，出土時碎成12塊。這種面餅與今天新疆少數民族日常食用的馕相似，與吐魯番出土文書《唐于闐某寺支用簿》的“雇李□伍 半麺胡餅腳八十文” 的記載相印證，應為風靡中原地區的“胡餅”的實物。

還有，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191號墓地，還發現了一枚唐代小油馕，其直徑僅3.9厘米，以小麥為原料，手工捏制，呈圓形，土黃色，其中心薄，邊緣厚，表面黏附芝麻，做工細致，經馕坑烘烤而成。考古工作者還在那里發現了一個1000多年前的小馕，此馕顯得十分嬌小，直徑只有3.9厘米，用白面制成，表面有芝麻，保存得相當完好，已經和現在人們經常吃的“牛奶馕”沒有什么區別。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各類花式點心

當時還盛行一種名叫“饆饠”的美食，從這兩字復雜的字形和讀音就可猜出，它也是源于西域的美食之一。與現存實物的胡餅相比，后人對“饆饠”的考證就頗為吃力了：著名的中西交流史學者向達認為這兩字源于波斯語中“抓飯”（Pilaw）一詞，得到了很多專家的認同；但清人翟灝所編的《通俗編》中卻明文記載：“饆饠今北人呼為餑餑”，因此，除了“抓飯”，“饆饠”又有餑餑一說。

不過，從唐、宋、元人留下的關于“蟹饆饠”“羊腎饆饠”“水晶饆饠”以及“饆饠角兒”的做法來看，“饆饠”應該是一種以面粉搟制成皮，然后內里包餡的面食。其餡的種類很多，可是羊肉、蟹肉等葷食，也可以放素食，甚至水果。段成式也在《酉陽雜俎》中記錄了一位擅長制作“饆饠”的名士，唐文宗時期的左金吾衛將軍韓約會做“櫻桃饆饠”，其不僅以唐人素以為珍貴的櫻桃為餡，且能做到“其色不變”，與當時的蕭家餛飩、庾家粽子齊名，成為衣冠名食。

影視劇《唐朝詭事錄》中的“櫻桃饆饠”

著名的考古學家張光直認為，中國飲食文化的第三次突破在于“面食的輸入”，古代中國人的主食以黍、粟為主，是“粒食文化”，正是從中亞傳入的“面”“餅”使中國人進入了“粉食文化”，麥代替了黍、粟成為中國人的主食之一，因為麥是一種更適合磨成粉食用的農作物。而這一轉變過程，上可追溯至東漢時期，全面完成于約9世紀上半葉，整個唐代恰是其重要的一大階段。這些曾經被冠以各種奇異名稱的“胡食”，最終還是融入了中國人的日常的生活之中，甚至成為中國的標志性美食。

禮記上說：“禮尚往來”，既然有輸入的美食，自然也有“走出去”的至味。唐朝作為中國中古時代長期動亂后的第一個持續穩定的王朝，為食物的南北交流提供了一個空前的機會。

來自嶺南的熱帶水果會作為珍貴的貢品獻給帝王，這當中不僅僅有世人熟知的荔枝。杜甫曾有《病橘》一詩，將玄宗皇帝時蓬萊殿的貢橘同“南海使”進獻荔枝相提并論，抨擊貢賦制度使民不聊生，政局敗壞。

實際上，在杜甫那個時代，原生嶺南的柑橘已經大量在當時的長江中下游、尤其是洞庭湖周邊種植，并產生了許多特有品種。中文中名目繁多的柑橘類水果：例如“柑”“橘”“橙”“柚”也大致在那時開始固定對應某一類品種。

在這些南方的柑橘中，最早“走出去”的當屬 “廣柑”，又叫酸橙（Citrus aurantium），在中國南方，它長期作為一種調味品來使用。其口感偏酸的變種于9至10世紀即阿拉伯人統治西亞時期傳入地中海地區，最終演變為著名的塞維利亞橙——這是頂級柑橘醬的原料；其口感偏甜變種則隨十字軍于14世紀傳入歐洲，最終培育出了瓦倫西亞橙與臍橙。

而另一些中國本土更珍視的柑橘類水果，口感更好卻具有藥用價值：盛產于長江中游的“朱橘”（Citrus deliciosa）與嶺南地區的“沙柑”（Citrus nobilis）。藥用價值極高的朱橘品類繁多，包括朱紅橘、乳橘、山橘，尤以嶺南深冬成熟的金橘為貴。金橘琥珀色的果皮經蜂蜜浸漬后，在嶺南被視為珍品。沙柑的分布范圍則主要在今天的廣西地區，品類有朱柑、黃柑、乳柑、石柑等，其中乳柑品質最佳。

這些廣義上被叫作橘子的水果也在15-16世紀傳入了歐洲，歐洲人將其稱作mandarine，暗示了它的中國原產地，其轉播路線可能是由東南亞經中東轉入地中海地區，再由地中海地區進入西歐地區。這一路線也解釋了為什么還有一種橘子被稱為“tangerine”，這個詞來自摩洛哥著名的港口城市丹吉爾，從其特殊的的地理位置來看，這里的確是漫長的橘子貿易中的重要一站。

除了西去，中國橘子也在東鄰日本大放異彩。自唐代起，浙東沿海種植的柑橘也曾被列為貢品，南宋淳熙年間，陳彥直任溫州知州時，專門撰寫了《橘錄》來總結了當地的柑橘品種和種植方式。明代，日本高僧智慧從天臺國清寺取經回國，途經溫州江心寺，把溫州柑橘引入日本，后經改良成為皮薄無核、味甜如蜜的溫州蜜柑。

上世紀70年代，日本又研發出了以溫州蜜柑為母本的“南香”，之后，愛媛縣的農業技術人員研發出了著名的橘橙雜交品種“愛媛38號”，以及近年來又引種回浙東地區的“象山紅美人”。試想如果蘇軾嘗過“紅美人”的話，《食柑》一詩的“清泉蔌蔌先流齒，香霧霏霏欲噀人”恐怕就要該作“清泉漉漉盈唇齒，蜜霧霏霏欲醉人”了。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