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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吳越國衣錦城遺址(臨安)
追《太平年》時,水丘昭券的忠烈常常打動無數觀眾。劇中他身著朝服,直面謀逆的胡進思,怒斥“爾等荷國厚恩,敢謀逆廢主!”的模樣,至今想來仍令人動容。歷史上的這位吳越忠臣,命運卻比劇情更顯悲涼——他身后竟無一座可考證的墓葬,千年間蹤跡難尋,唯有零星殘磚碎瓦,鐫刻著亂世中的忠義與無奈。
水丘昭券是吳越國手握禁軍的核心重臣,身份顯赫,按當時的喪葬規制,本應享有厚葬殊榮。但考古工作者窮盡半生,在吳越舊地反復搜尋,始終未能找到他的確切葬地。結合《舊五代史》《吳越備史》的明確記載,以及相關考古遺存,我們一同拆解其中緣由,讀懂這位忠臣“無墓可尋”的背后,藏著怎樣的時代無奈與忠義堅守。
身份顯赫卻無墓可考,反常背后藏著亂世隱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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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郊壇遺址(玉皇山南麓)
要明白水丘昭券墓葬的反常之處,首先要認清他在吳越國的分量。他絕非無名小臣,而是吳越錢氏最信任的外戚重臣,更是維系朝局穩定的核心力量。
據《吳越備史》記載,水丘昭券是吳越開國君主錢镠母親水丘氏的同族至親,自錢镠建立吳越國以來,水丘家族便一直是錢氏的依靠。而水丘昭券憑借自身的忠勇與才干,一步步躋身權力核心,出任內衙都監使,執掌吳越國禁軍兵權,專門負責宮城護衛與朝局穩定,深受錢元瓘、錢弘佐、錢弘倧三代吳越王的器重。
五代十國時期,禁軍兵權便是朝堂話語權的關鍵,能執掌禁軍,足以見得水丘昭券在吳越國的地位。按照當時的喪葬規制,像他這樣級別的重臣,即便無法與錢镠、錢元瓘等王室陵墓比肩,也理應擁有規制完整的墓葬、記載生平的墓志,以及成套的陪葬器物,既能彰顯身份,也便于后世考證。
更值得關注的是,與水丘昭券同期任職的吳越官員,即便官職遠低于他,也多有墓葬被考古發現。考古工作者在杭州、臨安、紹興等吳越舊地,已發掘出數十座五代時期的中小型官員墓,每一座都有明確葬地與簡單墓志。唯獨權傾一時的水丘昭券,墓葬仿佛憑空消失,連一塊能明確指向他的完整碑刻,都未曾在考古發掘中出現。
多年來,杭州、臨安兩地文物考古部門,在五云山、吳山、臨安錦城等疑似貴族墓葬集中區域,進行過多次系統性普查與發掘,動用專業考古設備,排查面積達數十平方公里,卻始終一無所獲。這種反常情況,在五代吳越考古中極為罕見,也讓人們對這位忠臣的身后事充滿疑惑。
核心推論:政變慘死+倉促秘葬,不敢留痕才無墓可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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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果寺遺址(鳳凰山),現存錢镠題刻殘石
水丘昭券的墓葬之所以消失,并非偶然,而是與一場改變吳越國運的宮廷政變緊緊相連。他死得倉促而慘烈,身后事更是在恐怖的高壓氛圍下被悄悄處理,連一絲一毫的痕跡,都不敢留下。
據《舊五代史·吳越世家》記載,公元947年,吳越權臣胡進思發動宮廷兵變,以錢弘倧“性剛嚴,不能任大臣”為由,廢黜這位剛即位不久的吳越王,擁立其弟錢弘俶上位。這場政變悄無聲息卻血流成河,而水丘昭券因堅決站在君主一側,成為政變中第一個被斬殺的大臣。
史書中雖未詳細記載水丘昭券被殺的細節,但結合當時的局勢不難推測,政變當夜,胡進思帶領親信潛入宮城,控制關鍵位置后召見水丘昭券。彼時的水丘昭券,明知大勢已去、必死無疑,卻依舊身著朝服從容赴約,面對胡進思的威逼利誘,始終堅守氣節、怒斥其謀逆不忠,最終被惱羞成怒的胡進思下令斬殺于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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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變后,胡進思徹底掌控吳越軍政大權,為鞏固權力,他對所有反對者展開高壓清算,大肆捕殺錢弘倧舊部與忠于王室的大臣,朝野上下人人自危,無人敢公開反對他,更無人敢提及水丘昭券這位冤死的忠臣。
在這樣的恐怖背景下,水丘昭券的家人與舊部,根本不敢為他操辦正式喪事,甚至不敢公開悼念。他們深知,一旦留下任何與水丘昭券相關的痕跡,必然會遭到胡進思黨羽的報復,輕則家族流放,重則株連九族。無奈之下,家人只能在深夜悄悄安葬他的遺體,不立墓碑、不封高冢、不透露葬地,甚至連陪葬品都只敢放置幾件最簡陋的器物,刻意抹去所有能指向墓主人身份的痕跡——這便是千年后無人能找到他墓葬的根本原因。
殘碑碎瓦為證,寥寥數字道盡忠烈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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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丘昭券的完整墓葬,至今仍未被考古工作者發現,但多年的搜尋并非一無所獲。少量與他相關的考古遺存,成為了他留在世間的最后印記,默默訴說著這位忠臣的過往。
在臨安五代遺址與杭州五云山一帶的考古發掘中,工作人員曾出土過少量刻有“水丘”“內衙”“死國”等字樣的殘碑斷石、青磚殘片。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鑒定,這些文物的年代與水丘昭券去世時間高度吻合,其中“內衙”二字,正是他生前任職的內衙都監使的簡稱,因此被認定為與水丘昭券相關的遺存,也是目前已知唯一能指向他的實物證據。
這些出土殘件,做工粗糙、字跡潦草,沒有精美的雕刻與規整的字體,甚至連打磨都十分簡陋,與同期吳越貴族墓葬出土的精美碑刻、青磚有著天壤之別。考古專家推測,這些殘件并非水丘昭券下葬時所立,更像是他去世多年后,胡進思勢力衰落、吳越國納土歸宋之后,后人為感念他的忠義,悄悄埋下的紀念之物——不敢明目張膽立碑建墓,只能用這種隱秘、簡陋的方式,寄托敬意與懷念。
其中那塊刻有“死國”二字的殘碑斷片,尤為令人動容。寥寥兩字,道盡了水丘昭券的一生:為守護吳越國、堅守臣子氣節,他甘愿以死殉國,哪怕身后無墓可尋、冤屈無人知曉,也從未動搖。劇中的他,死得悲壯體面;而歷史上的他,連一塊完整墓碑都未曾擁有,僅存的殘磚碎瓦,默默訴說著亂世忠臣的無盡悲涼。
此外,考古工作者還在臨安一帶發現過少量五代時期的簡陋墓葬遺存,無墓志、無陪葬品,僅能確定其年代與水丘昭券所處時期一致。有專家推測,這些墓葬或許就是水丘昭券的安葬之地,但因無文字證據佐證、墓葬已遭嚴重破壞,無法確認墓主人身份,成為一段待解的歷史疑問。
無墓可尋卻青史留名,忠義遠比墓葬更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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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歲月流轉,吳越國早已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成為五代十國時期一段短暫卻重要的印記。這些年來,吳越國的王陵、權貴墓葬陸續重見天日——錢镠的錢王陵、錢元瓘之墓、錢弘佐之墓,還有眾多貴族大臣的墓葬,紛紛被考古發掘,出土的金銀玉器、瓷器壁畫、精美墓志,無不訴說著當年吳越國的繁華,以及那些權貴們的榮耀過往。
唯獨水丘昭券,依舊隱匿在歷史的迷霧之中,無墓可尋、無碑可憑,仿佛從未在這片土地上留下過痕跡。但他的名字,卻比那些保存完好的陵墓更長久,比那些珍貴的文物更耀眼,被載入《舊五代史》《吳越備史》等諸多史料,成為吳越國歷史上最受敬佩、也最無爭議的忠臣。
五代十國,禮崩樂壞、權臣橫行,多數人為保全性命與權勢,趨炎附勢、見風使舵,甚至背叛君主、謀逆奪權。而水丘昭券,卻在亂世中守住了臣子的底線與忠義:敢于怒斥謀逆權臣,敢于以一己之力護佑君主,敢于為心中道義舍棄性命,哪怕知道身后會無墓可尋,也從未有過一絲動搖。
墓葬會腐朽,痕跡會湮滅,金銀會生銹,壁畫會褪色,可水丘昭券的忠義精神,卻穿越千年時光,歷經風雨洗禮依舊熠熠生輝,被后人代代相傳、深深敬重。比起冰冷的墓葬、珍貴的文物,這份忠義,才是他最珍貴的“豐碑”,是他留給后人最寶貴的財富。
或許未來某一天,考古工作者會在杭州或臨安的某片山野間,意外發現水丘昭券的墓葬,找到記載他一生的完整墓志,為這位忠臣補上一場遲到千年的體面。但即便沒有那一天,他的忠義之名,也會永遠留在史書中、留在后人心中,永不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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