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馬記｜山西馬文物見證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錯

馬年之際，由澎湃新聞與紅雙喜集團馬利畫材聯合推出的大型系列報道《尋馬記》，從上海出發，到天山之下，長安城外，中原大地，齊魯海濱……尋找中國文物與藝術中的馬——尋找那份奔騰不止的生命力與澎湃的精神。

走進山西博物院的主館與青銅分館，可以看到車馬坑的浩蕩雄風，也可看到小巧玲瓏的西周晉侯玉馬。而北朝前期的蒙古陶馬和北朝后期及隋代時期的西域馬匹造像，則見證了山西地區的民族交融與發展過程。

視頻：尋馬記·山西｜萌萌的晉侯玉馬與北朝陶馬演變。 編輯 陸林漢(6:29)

山西位于黃土高原的東側，素有“表里山河”的美譽，北有野馬馳騁的天然牧場，南有家馬耕作的沃野良田。從青銅時代的車馬禮制，到絲綢之路上的駝馬商隊，再到戰場的金戈鐵馬，在山西這片土地上，馬不僅是重要的生產工具和軍事裝備，更是與人類相伴相生的重要伙伴。山西博物院藏品研究部文博館員王瑞告訴澎湃新聞，“在山西，馬見證了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錯與碰撞。更重要的是，馬在民族交融的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從大型車馬坑到迷你玉馬

在山西博物院主館與分館的展墻上，可以看到關于晉侯車馬坑的介紹。這是目前發掘的西周時期最大的車馬坑，比秦始皇兵馬俑還早600余年，彰顯著2800年前晉國強大的軍事實力和文化底蘊。這一車馬坑發掘于臨汾市曲沃縣曲村天馬遺址晉侯墓地，分為馬坑與車坑，車坑內共有48輛車，馬坑內可數出的馬為105匹，均為真車真馬。

山西青銅博物館（山西博物院分館）展廳

西周晉侯車馬坑文獻圖

車馬殉葬制度，是中國古代貴族下葬時用車馬器或真車真馬隨葬的一種制度。在山西博物院分館山西青銅博物館中，觀眾則可以看到車馬坑實例——趙卿墓車馬坑。該車馬坑的年代要向后移一些，為春秋時期，內含有46匹蒙古馬，是晉陽古城建立者趙鞅的“戰馬天團”，強大陣容盡顯其開疆拓土的戎馬人生。

山西青銅博物館展廳，趙卿墓車馬坑中的馬坑

山西青銅博物館講解員李美娟告訴記者，“趙卿墓位于太原市金勝村，經考古證實，墓主人是趙鞅。墓葬東北側陪葬有曲尺形大型車馬坑，由車坑與馬坑兩部分垂直交匯組成，面積達110平方米。陪葬車16輛，整齊排列，其中有一輛為圓輿車，應是墓主人乘坐的。馬坑南北長12.6米，東西寬約3米，深約4米，內有馬46匹。”

山西青銅博物館展廳，趙卿墓車馬坑中的車坑

展板上呈現的趙卿墓圓輿車與方輿車示意圖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車馬坑是當時禮樂文明的載體，更是晉國尊王攘夷、屏藩王室的實力見證。這一習俗從商代晚期開始，歷經西周、春秋、戰國、秦，直到西漢之后逐漸消失。可以說，車馬坑是中國古代禮制發展演變過程的一個見證。

與車馬坑的大體量完全相反的是博物院主館內的迷你文物——西周玉馬。這一玉馬是西周貴族專屬陪葬珍品，高僅5厘米、長7.7厘米，巴掌大小的玉馬，出自曲沃縣北趙晉侯墓地63號墓。玉質溫潤泛黃，雙勾陰線勾勒出細膩肌體線條，兼具寫實與裝飾之美。這一小馬神態乖巧靈動，沒有大型馬文物的威風凜凜，卻憑 “袖珍精致感” 戳中萌點。

西周玉馬，山西省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63號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文博館員、公眾服務部講解員劉琳告訴記者，這一玉馬來自晉國第八代晉侯晉穆侯的次夫人，在800余件隨葬玉器中，這件小馬能夠被珍藏于隨身小盒內，足見其心頭所好。

王瑞則說，“這是該墓地出土文物中唯一的一件玉馬，在山西也是很少見的。它不僅雕刻優美，還反映了當時人們對馬的觀察，是一種藝術源于生活的體現。同時，這一玉器為研究西周時期的玉器制作工藝以及喪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北朝民族融合中的馬文物

漢代以后，山西地區成為連接草原與中原的橋梁地帶，也成為多民族融合交流的地帶。劉琳說，“這些文物也反映出山西地區成為民族融合主要的地帶之一。在山西北部，有個地方叫做馬邑，曾是兩漢時期北方重要的馬養殖場地，也曾發現了大量的漢墓。”

山西博物院主館“民族熔爐”展廳現場

在山西博物院主館的“民族熔爐”展廳里，出現了不少與馬形象有關的文物。例如，漢代的“犬馬相斗帶飾”是北方草原動物紋飾常見題材，作搏斗或撕咬狀，是草原民族日常生活和文化面貌的反映。邊上，展示的是馬紋帶扣，馬身做成了馬扣，馬尾勾回，與馬頭相連。

漢代，犬馬相斗帶飾

南北朝時期，從大興安嶺南下的拓跋鮮卑族結束了中國北方16國的割據混戰，建立起了統一的北魏，定都平城（今大同）。如今，大同宋紹祖墓葬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不少與馬有關的陶俑。其中，甲騎具裝俑為一大亮點。所謂“甲騎具裝”，是指人馬均披戴鎧甲的重裝騎兵形態，現于東漢，后在北朝時期尤為流行。馬匹身上的彩繪有些褪色，但依舊能感受到馬穿著厚重的鎧甲，馬身上的騎兵也是穿著厚厚的鎧甲。據悉，這些鎧甲的總重量超過100斤。這種戰馬是當時戰場上的重裝坦克部隊，是軍事上非常重要的武裝形式。甲騎具裝俑邊上則是一排雞冠帽武士俑，亦是宋紹祖墓出土。武士頭上的帽子叫做雞冠帽，是鮮卑族傳統的服裝特色。

展廳現場，宋紹祖墓葬出土的甲騎具裝俑

展廳現場，宋紹祖墓葬出土的一組雞冠帽武士俑

在另一組展柜里，觀眾可以看到大同司馬金龍墓出土的陶釉馬。與宋紹祖墓的陶俑不同，司馬金龍墓墓出土的陶馬已經有了釉陶的燒制技術，看上去光彩熠熠。其中，一匹釉陶馬右前蹄抬起，這一動態源自古代舞馬表演。王瑞說，“這也說明早在北朝時期，舞馬藝術就已盛行，直至唐代達到活躍期。”

展廳現場，司馬金龍墓出土的陶釉馬

一匹右前蹄抬起的釉陶馬（局部）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展柜中的馬匹比宋紹祖墓出土的陶馬來得高大。而到了在北朝晚期，太原北齊婁睿墓出土的陶俑里，馬匹的個頭、比例變得更加協調了。劉琳告訴記者，這可以看作是馬的血統在不斷進行改良的過程。“山西地區的馬匹是蒙古馬血統，它們的個頭并不是很大，肩高約在1米3到1米4之間。之后，山西地區也在不斷引入西域的優良馬種，不斷進行血統改良，最終形成唐代的矯健高大優雅的馬匹形象。”當然，除了血統的優良提升之外，北齊時期的生活方式和藝術表現更加追求個性化和藝術化，因此馬匹形象逐漸脫離了過去矮板、寫實的特征。

展廳現場，婁睿墓出土的陶馬與馱馬

在北朝時期，山西是當時的軍事重鎮。其中，尤以北齊為最，其政權起兵于晉陽（今太原），是別都所在，有非常精銳的騎兵駐扎在此。這也能夠解釋為什么在北齊的貴族墓葬中出土大量的騎兵俑、侍衛俑等。

展廳現場，一組甲騎具裝俑

隋代的“混血馬”

在“民族熔爐”展廳尾端，則有一件體量龐大的文物——隋代虞弘墓漢白玉石槨。1999年，這一漢白玉石槨被發現于太原市王郭村，出土有墓志、俑等各類隨葬品。它的外觀呈仿木構三開間、歇山頂式殿堂建筑，由長扁方體底座、中部墻板和歇山頂三大部分組成。墓志上有“大隋故儀同虞公墓志”9個篆字，以及200多個隸書志文和楷書銘文。

隋代虞弘墓漢白玉石槨

墓主人虞弘，字莫潘，粟特族、西域魚國尉紇驎城人。13歲任柔然高官，代表柔然出使波斯、吐谷渾等國，具有協調與溝通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文化交往的才干，是粟特人中優秀的外交家。出使北齊時，留居晉陽。

虞弘墓石槨的四周布滿精美的淺浮雕，其中就含有馬元素的狩獵圖。淺浮雕中的馬是典型的西域高頭大馬，非常矯健，肌肉刻畫寫實有力，人物形象則包括突厥人，粟特人等。這些圖案均源于波斯與中亞諸國的文化特色。比如，一些馬的尾巴，被編織成蝴蝶結，是典型的波斯風格裝飾。浮雕上還刻有翼馬形象，長有翅膀，無腿，以尾巴內卷的藝術形象作處理。據說，這一形象可能是作為墓主人所信奉的宗教里的神靈圖形。

隋代虞弘墓漢白玉石槨中雕刻的馬

隋代虞弘墓漢白玉石槨中雕刻的翼馬

這一墓葬是我國第一座經過科學發掘、有準確紀年并有著完整豐富中亞圖像資料的墓葬，成為“20世紀百大考古重要發現”。墓內出土的漢白玉石槨、彩繪浮雕等，以濃厚的異域風情，鮮明的文化特色，高超的藝術水準和重要的歷史價值。而石槨上的西方與東方元素，說明山西在北朝至隋唐時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熱點地區。

記者了解到，在新春之際，山西博物院將常駐展廳的馬搬至新春特展“相馬——馬文物特展”里，通過近200件山西出土的馬文物，追溯馬與人類共生的文明軌跡，深挖馬的文化象征意義。博物館還在青銅分館推出了“馬舞新春——丙午馬年全球生肖文化大聯展”，以130余幅精美圖片，跨越古今，全景解讀馬在自然、歷史與藝術中的多元形象。

金，竹馬戲　山西省侯馬市牛村102號墓出土

王瑞是“相馬——馬文物特展”展覽文本負責人，她說，“希望觀眾通過觀賞馬文物，觀察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發展，來關照我們個人和中華民族所傳遞出來的龍馬精神與勤勞忠勇的品格。另外，希望觀眾感受到馬在人類社會當中的作用和影響，以及馬文化所產生的藝術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