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二十八的日頭,斜斜地掛在山梁上,像一枚用舊了的銅錢。我沿著這條山路走,腳下的碎石硌得生疼——這疼是熟悉的,三十年前的光腳板,曾在這條路上跑出多少道血口子。
可梯田荒了。
真的荒了。一層層的,從前像大山的年輪,現在像老人額上無人撫平的皺紋。枯草長得放肆,沒了腳跟,高過了記憶里金黃的麥穗。我站在這片荒蕪前,忽然覺得,我與這片土地之間,隔著的不是這些年離鄉的歲月,而是這深可沒膝的、沉默的枯草。
記憶是不作數的。記憶里的梯田總是干凈的,臘月里,父親一擔擔挑上山的土肥,在凍土上堆出一個個小山丘。我和堂兄弟們在地壟間瘋跑,撿拾遺落的紅薯,手指凍得通紅,心里卻燒著一團火——那火叫“快要過年了”。
如今這火,在我心里只剩一簇將熄的余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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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的門檻還是那樣高。我抬腳邁進去的瞬間,竟有些恍惚——這動作,重復了三十年,可哪一次,我真正是“邁回來”了呢?父親在院里劈柴,斧頭揚起,落下,聲音沉鈍,像歲月本身。他看見我,只點點頭:“回來了。”三個字,輕得像灶膛里飄出的煙。
母親在灶間忙。蒸汽氤氳,模糊了她佝僂的輪廓。我忽然想起,我從未認真看過她是如何把那些米、那些面,變成“年”的形狀的。我只知道吃,只知道在電話里說“媽,今年忙,不回去了”。那些復雜的儀式:請家堂,祭灶神,守歲,發紙馬……它們在我這里,成了一道道模糊的剪影。而父母,還在一板一眼地做著,像守護最后一座烽火臺的戍卒。
除夕夜,炮仗聲稀了。零零落落的,像遲暮老人的咳嗽。春晚還在放,可屋里只剩下父母和電視對白的回響。我低頭看手機,朋友圈里熱鬧非凡,可這份熱鬧,穿不透這山村的夜。父親忽然說:“你看,那個演小品的,是不是以前常來的那個?”我抬頭,屏幕上的面孔年輕而陌生。
那一刻我明白了:不是年味淡了,是我走遠了。我把魂兒落在了城里寫字樓的格子間,落在通勤地鐵的擁擠里,落在每月按時到來的房貸短信上。我帶不回一顆完整的、能盛得下“年”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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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磕頭拜年。膝蓋觸到冰冷的地面,那“咚”的一聲,像叩問。我問誰呢?問這片日漸老去的土地?問那些在歲月里逐漸失傳的儀式?還是問這個跪在地上、已然不知該如何跪得虔誠的自己?
長輩的手,枯如松枝,扶我起來,往我口袋里塞進一把花生、幾顆糖。那溫度和重量,和小時候一模一樣。可我的手,接得住糖,卻接不住那份手藝背后的、沉甸甸的“傳”了。
初二清晨,離家的霧很重。車發動時,父母站在老屋前,身影縮成兩個模糊的點。我沒有回頭。不敢回頭。怕一回頭,就看見那梯田的荒草,漫過了他們的腳踝,漫過了老屋的門檻,漫過我整個搖搖欲墜的鄉愁。
車子駛出山口。手機有了信號,叮叮咚咚涌進一堆拜年信息和未讀郵件。我閉上眼,心里默念:
愿父母身體,硬朗如門前那棵老槐,在風雨里再站些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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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故鄉,不只是一張在記憶里褪色的地圖,而能有新的根須,扎進時代堅硬的土壤。
愿我自己——這個愿望最大,也最虛——愿我能時常找回那條“歸家”的路,不只在臘月二十八,更在每個魂不守舍的日常。愿我能記住祭灶的糖瓜有多黏,記住守歲的燭火有多暖,記住來處,才能看清歸途。
路在前方蜿蜒,像一道巨大的、無解的填空題。而我,和無數個我,是那支不斷書寫又不斷涂改的筆。我們寫下生計,寫下前程,卻常常忘了,最先要寫下的,是那串能夠帶我們找到回家之路的、密碼一樣的古老習俗。
故鄉在反光鏡里越來越遠。我知道,當我明年,或后年再回來時,荒草或許會更高。但總有些東西,必須像父親劈下的柴,一斧頭一斧頭,在荒蕪中劈出一條小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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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條小徑的名字,大概就叫“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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