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再敲警鐘！中國史上最大的誤判之一，就是總低估日本

前言

大家好，我是小鄒！

最近有個消息，可能很多人沒太在意，但越想越讓人后背發涼。2月18日，高市早苗在日本成功連任首相。這個結果，與其說是意料之中，不如說是一記響亮的警鐘。

因為它再次提醒我們一個沉重的話題：我們這個民族，似乎總在同一個鄰居身上，犯著一種習慣性的錯誤——輕視。這種輕視，曾在歷史上讓我們付出過血的代價。而今天，熟悉的配方，似乎又回來了。

歷史的慣性，致命的盲區

我們對日本這個鄰居的輕視，仿佛一種遺傳的錯覺，刻在骨子里。

1894年，甲午戰爭前夜，整個清廷上下，從王公大臣到販夫走卒，都覺得日本不過是個初學乍練的“蕞爾小邦”。李鴻章那句“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的判斷，幾乎代表了當時所有人的心聲。

結果呢？一聲炮響，黃海之上，苦心經營數十年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馬關條約一簽，臺灣、澎湖拱手讓人，兩億三千萬兩白銀的賠款，真金白銀地流向了日本，直接澆灌了日本近代工業的根基，催生了一批至今仍在影響世界的財閥巨頭。

一次教訓不夠，歷史又給了我們第二次。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坐擁數十萬大軍的張學良，腦海里的第一反應還是：“日本人不敢把事鬧大”。他以為這不過是對方的局部挑釁，只要我們忍讓，事情就能過去。

他的誤判，換來的是整個東北三省在短短數月內淪陷，三千萬同胞成了亡國奴。多年后，張學良自己也痛心疾首地反思：“是我們沒認清日本的真面目。”

再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盧溝橋的槍聲響起，蔣介石最初的應對，依然是寄望于國際聯盟的外交調停，幻想這只是一場可以被控制的“局部沖突”。

然而，日本用全面侵華的鐵蹄，踏碎了所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從華北到華南，從上海到南京，八年抗戰，三千五百萬軍民的傷亡，成了我們民族記憶里一道永遠無法愈合的傷疤。

這三次血淋淋的教訓，都指向了同一個思維陷阱：我們總習慣用自己“以和為貴”的處世哲學，去揣測對方的行為邏輯。

我們很難理解，這個民族的行事邏輯里，有一種近乎瘋狂的賭性。內部矛盾越尖銳，對外冒險的沖動就越強烈。從甲午賭國運，到偷襲珍珠港，每一次都是在絕境中押上一切的豪賭。這種看似非理性的“搏命”文化，恰恰是我們最容易忽視和誤判的地方。

溫水里的鷹，藏鋒的刀

如果今天，你還抱著“日本失去了三十年”的印象，認為它已經衰落，那恐怕又要掉進新的認知陷阱。

這三十年，日本確實告別了GDP高速增長的喧囂，但它轉身完成了一次更可怕的進化，從一個制造大國，悄悄變成了掌握無數核心技術的“上游帝國”。

你可能不知道，你手機里那顆決定成像質量的攝像頭傳感器，十有八九來自索尼。你更可能不知道，在芯片制造領域，如果沒有日本信越化學、東京應化等公司提供的光刻膠等關鍵材料，全球的芯片工廠都得停擺。

全球七成以上的精密機床，一半以上的半導體材料，以及大量無法被替代的特種鋼材，都牢牢攥在日本企業手里。這意味著，我們引以為傲的新能源汽車、大飛機、高端裝備，其產業鏈的頂端，依然懸著一把“日本刀”。一旦斷供，后果不堪設想。

這還不是全部。日本已經連續三十多年，是全世界最大的海外凈資產國。它在全球的投資所產生的利潤，早就超過了本土的GDP增長。這等于在日本本土之外，還有一個更龐大、更賺錢的“海外日本”。這才是它能夠支撐國內高福利、高研發和高軍費的底氣所在。

再看軍事。日本的海上自衛隊，論艦艇總噸位，早已超過了曾經的日不落帝國英國皇家海軍。它的F-35戰斗機群，規模在亞洲首屈一指。甚至在2025年，它還要正式組建“宇宙作戰群”，把野心伸向了太空。

比這些硬件更讓人不安的，是日本社會風向的劇變。民調顯示，在日本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里，高市早苗的支持率高得驚人。這批在經濟停滯期長大的“平成廢宅”，對父輩的侵略歷史幾乎一無所知，卻對重塑“國家榮耀”有著近乎偏執的狂熱。

這種狂熱的社會氛圍，像極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影子。

最危險的棋局，最清醒的底牌

高市早苗不斷拋出的“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絕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是一套精心設計的戰略布局。

它把中國的核心利益，強行捆綁成了日本的“生命線”。

日本的戰略家們很清楚，它的海上生命線，從中東到本土，必須經過臺灣海峽附近。一旦臺海有變，第一島鏈就會被撕開一個巨大的口子，日本本土將徹底失去戰略緩沖。所以，炒作臺海議題，既可以對內凝聚民心，把民眾的焦慮轉向外部；又可以對外向美國表忠心，換取更多軍事松綁。

你看，高市當局頻繁拉著美國、澳大利亞、菲律賓搞聯合軍演，想方設法把臺灣拉進各種小圈子，甚至暗示可能派自衛隊“馳援”。這些動作，就是在我們的紅線邊緣反復橫跳，一步步試探我們的底線，拉高我們解決問題的成本。

當然，美日同盟這艘船也并非堅不可摧。

特朗普最近就毫不客氣地給日本開出了價碼：要么交5500億美元的“保護費”，要么就等著被加征25%的關稅。這種赤裸裸的交易，把同盟關系背后利益交換的本質，暴露無遺。

而我們自己，工具箱里也從不缺反制牌。

從旅游、航班的熔斷，到稀土等關鍵資源的管制，再到追索流失文物、甚至撤回象征友誼的大熊貓。每一張牌打出去，都能精準地打在日本經濟和社會的痛點上。

王毅外長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發言，更是擲地有聲。他直指日本現任首相的言行“挑戰戰后國際秩序”，并正告對方：“如果日本再賭一次國運，只會輸掉未來，輸得更慘”。

這已經不是外交辭令，而是清晰的戰略攤牌。

筆者以為

高市早苗的連任，不是一場戲的結束，而是拉開了一幕更危險大戲的序幕。她只是一個癥狀，背后是整個日本社會在經濟停滯和國際變局下的集體右轉。

當年的日本青年給刺殺首相的兇手寄去血書，今天的日本青年把選票投給最激進的政客。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總押著相似的韻腳。

我們必須徹底丟掉“小國論”的傲慢和“經濟衰退論”的偏見，重新審視這個鄰居。看清它的技術實力，看清它的海外經濟版圖，更要看清它社會內部那股正在涌動的危險暗流。

歷史早已用無數事實告誡我們：對于日本，任何一次掉以輕心，最終都可能要用我們最珍視的東西去償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