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價500倍！冒牌專家17萬騙走乾隆真跡，轉手賣8736萬后現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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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鈐有“石渠寶笈”皇家鑒藏印的乾隆御筆《嵩陽漢柏圖》，竟被一名冒充央視鑒寶權威的假專家以17萬元低價收走，一年后現身北京保利秋拍，以7800萬元落槌，含傭金總額飆升至8736萬元——價差逾500倍，堪稱古玩界近年最觸目驚心的價值斷層事件！

這場震動收藏界的欺詐大案，主謀是長期混跡電視鑒寶外圍、偽造身份的劉巖；受害方則是世代守護此畫、毫無防備的普通市民朱云。

那么，環環相扣的騙局究竟如何層層嵌套？披著專家外衣的行騙者最終是否付出代價？傾盡全力維權的朱云，能否奪回本應屬于家族的文化資產與經濟權益？

17萬到8736萬，一場精密設計的“信任收割術”

2009年深秋，鄭州居民朱云攜家傳珍品《嵩陽漢柏圖》赴河南衛視《華豫之門》海選現場，原意僅為探明祖輩遺墨的真實分量，未曾料想，這次看似尋常的亮相，竟成為他人生中最具欺騙性的轉折點。

首輪篩選未果后，朱云正徘徊于失落邊緣，一位身著考究、談吐沉穩的中年男子主動靠近——此人正是劉巖，一個將偽裝技藝打磨至爐火純青的“影子鑒定人”。

彼時劉巖自稱系央視《尋寶》《一錘定音》欄目簽約顧問，專程在海選場外為落選藏家提供“公益咨詢”，并出示印有央視臺標與模糊編號的所謂“特邀嘉賓證”，令朱云對其身份深信不疑。

他接過畫卷，僅作數秒掃視，隨即面露惋惜，斷言此作為晚清畫工仿制，藝術價值有限，市場估價不過3萬元上下；更拿出幾本泛黃的舊拍賣圖錄，翻至相似構圖的贗品頁碼，強調同類作品近五年成交區間僅在5萬至8萬元之間。

朱云心中希望驟然坍塌，原本寄托于這幅祖傳手卷改善生計的期盼，瞬間被澆滅。見其神情黯然，劉巖語氣陡轉溫和，稱自己有位資深藏友專注搜集“老味道”器物，愿以更高價格接洽收購。經其居中協調，朱云終以17萬元將畫作轉讓給一位從北京專程趕來的“買家”程功。

雖覺略帶不甘，但相較此前3萬元的評估，17萬已是意外之喜。朱云當場收款離場，全然不知自己已落入由劉巖主導、程功執行的閉環式圍獵陷阱。

2010年12月，北京保利秋季拍賣會中國古代書畫專場，《嵩陽漢柏圖》壓軸登場。經過多輪激烈競價，該作以7800萬元落槌，加征15%買家傭金后，總成交額達8736萬元，一舉刷新乾隆御筆繪畫全球拍賣紀錄。

朱云偶然刷到拍賣新聞推送，一眼便認出那枚熟悉的“石渠寶笈”朱印與蒼勁松柏構圖——正是自己親手交出的“仿品”。剎那間，震驚、羞憤、懊悔如潮水般涌來，他終于徹悟：自己不是賣了一幅畫，而是拱手讓出了足以改寫命運的文化瑰寶。

假專家的三重圍獵邏輯，精準狙擊藏家的認知盲區

這起并非偶發的欺詐事件，實為劉巖多年操盤經驗凝練而成的系統性圍獵模型。其成功根基，在于對民間收藏者三大深層心理弱點的極致拿捏：專業知識匱乏、變現訴求迫切、權威崇拜情結強烈。

通過“身份包裝→認知篡改→閉環套利”的遞進式策略，他不僅瓦解了朱云的判斷防線，更將一幅清宮重器悄然轉化為個人暴利工具——而畫作本身承載的歷史重量與藝術價值，則被刻意抹去光澤。

劉巖的第一步，是構建無可挑剔的“權威幻象”。他深諳公眾對國家級媒體平臺的信任慣性，遂細致復刻北京真劉巖的職業履歷，定制燙金名片、仿制節目組工作證，并長期蹲守于各大鑒寶節目的海選外圍，專挑情緒低落、判斷力弱的落選者切入。這類人群因初遭否定，極易將“專家”話語奉為圭臬，也成為劉巖屢屢得手的穩定目標池。

第二步，是實施精準的認知干預。他清楚知道，“石渠寶笈”四字印鑒乃清代內府最高收藏認證，凡鈐此印者，必經懋勤殿、南書房等多重審驗，屬帝王親賞之列。但他卻刻意回避印章學、裝裱史、紙絹斷代等核心依據，僅以“乾隆常命畫師代筆”“閑章可后補”等似是而非之說，強行解構真跡的學術支撐，持續壓縮朱云的心理估值底線。

第三步，是啟動利益閉環的套利機制。“買家”程功實為其長期合作的操盤搭檔，二人分工明確：劉巖負責前端洗腦與議價施壓，程功則扮演資金雄厚的“終極藏家”，完成表面合法交割。畫作到手后，即刻送抵北京保利，委托包括故宮博物院退休研究員、中國嘉德古書畫部前總監在內的多位泰斗級專家聯合復核，并調閱《石渠寶笈》著錄原文與清宮檔案，最終確認為乾隆三十九年御筆真跡無疑。

短短14個月，資本杠桿撬動500倍增值，巨額利潤由二人秘密瓜分，而朱云仍被蒙蔽于“撿漏失敗”的自我歸因之中。

值得深思的是，《嵩陽漢柏圖》之所以引爆市場，絕非偶然炒作。乾隆一生親繪山水花鳥逾千幅，但存世可信御筆不足百件；其中帶有“石渠寶笈”原鈐者，更是鳳毛麟角。保利拍賣行在預展階段即發布長達27頁的學術報告，逐項比對筆性、墨色、印泥成分、綾裱年代及清宮舊藏流轉路徑，其嚴謹程度遠超常規商業拍品——這也反向坐實了劉巖誤導行為的蓄意性與專業性惡意。

真假劉巖迷霧籠罩，民間維權陷入制度性困局

真相浮出水面后，朱云怒不可遏。2011年初，他正式委托律師提起民事訴訟，指控劉巖與程功合謀實施欺詐，請求法院撤銷交易合同、返還畫作或賠償等值損失。

本以為鐵證如山、勝券在握，卻不料維權之路步步荊棘，最終止步于司法程序之外。此案僵局背后，既有“雙劉巖”身份混淆帶來的證據迷霧，更折射出文物交易領域長期存在的監管真空與法律適用困境。

首道障礙，來自真假身份的混沌糾纏。案件曝光后，真正的央視特約鑒定專家劉巖（北京）迅速召開媒體通氣會，公開央視人事部門出具的任職證明、歷年節目錄制備案表及本人從未踏足河南的行程記錄，嚴正聲明：“我與此事毫無關聯，所有所謂‘合作’‘鑒定’均為偽造。”

這位真劉巖，從事古代書畫鑒定逾四十載，主持過《石渠寶笈》續編稿本整理、承德避暑山莊清宮舊藏書畫普查等重大課題，系首都博物館特聘研究員、四川博物院書畫鑒定委員會首席顧問，其學術公信力早已獲業內公認，相關澄清報道被《中國文物報》《光明日報》等權威媒體廣泛轉載。

而冒牌劉巖（東莞）起初矢口否認，堅稱自己曾參與《華豫之門》外圍評審，并持有某協會頒發的“高級鑒定師”證書。直至法院調取其社保繳納記錄、通信基站定位數據及節目組簽到簿原件后，才被迫承認所有央視經歷純屬虛構。更令人愕然的是，他竟反向誣陷真劉巖盜用其早年發表的論文署名，制造新一輪輿論混淆，極大延宕了司法審查節奏。

更為棘手的是，文物交易天然具備高度主觀性與非標準化特征。業內共識認為，目前尚無國家強制性鑒定標準，尤其對未經《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等權威著錄的民間流散品，真偽判定極度依賴鑒定人個體經驗、眼力積累與學術背景。朱云與程功簽署的轉讓協議中，劉巖未以機構名義出具書面鑒定意見，僅作口頭評估，難以滿足《民法典》第148條關于“欺詐需存在明確意思表示瑕疵”的構成要件。

最終，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交易系雙方自愿達成，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存在法定欺詐情形”為由，駁回全部訴訟請求。

2012年末，朱云申請刑事立案，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歷時七個月開展調查，調取銀行流水、通話清單、監控錄像及多位目擊證人筆錄，但因“文物真偽認定缺乏客觀量化標準，主觀誤判與故意欺詐邊界模糊”，依法作出不予立案決定。

至此，朱云的維權通道全面關閉。這一結局，暴露的不僅是單一個案的無奈，更是整個文物私下流通體系缺乏登記備案、資質審核、責任追溯等基礎制度支撐的結構性短板。

懲戒缺位下的收藏警世錄

這場橫跨500倍價差的驚天騙局，最終未能迎來正義落地的終章。各方結局令人扼腕嘆息，而它撕開的，是古玩江湖光鮮表象下最幽暗的裂隙——也為所有懷揣文化熱忱的普通人，刻下一道冰冷而深刻的警示銘文。

最刺痛人心的，是冒牌劉巖的毫發無損。風波平息后，他僅短暫蟄伏數月，旋即啟用新化名與修訂版簡歷，再度活躍于北京潘家園、東莞厚街等地的私人鑒定沙龍與藏友聚會。憑借多年積攢的話術體系與人脈網絡，他持續承接“快速估值”“代尋買家”等灰色業務，繼續收割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超額收益，至今未受任何行政處罰或行業禁入制裁。

買家程功則攜巨款隱入幕后，再未出現在任何公開場合。其名下注冊的數家藝術品投資公司仍在正常運營，所涉資金流向亦未被穿透核查，真正實現了“錢到手、人隱身、責歸零”的完美脫身。

而朱云，失去的不只是8736萬元的物質價值，更是家族數代守護的文化尊嚴。維權耗費的數十萬元律師費、差旅支出及三年光陰，盡數付諸東流。他在接受《南方周末》專訪時數度哽咽：“我以為專家是燈塔，結果那是引航的礁石……我們不是不懂，是太相信‘應該懂的人’。”言語間滿是無力與蒼涼。

此案留給大眾最根本的啟示，并非要勸退收藏熱情，而是昭示一條鐵律：文化傳承必須建立在理性認知與專業護航之上。

對普通愛好者而言，踏入收藏領域務必摒棄“撿漏暴富”的投機幻想，更要警惕一切未經官方平臺認證、主動上門搭訕的“權威人士”。他們常以“央視合作”“故宮特約”“幫您對接大藏家”為誘餌，實則編織高價吸籌、低價套現的利益鏈條。

務必堅持通過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指定機構、省級以上博物館附屬鑒定中心或具備CMA資質的第三方檢測實驗室進行交叉驗證；所有交易須留存完整影像記錄、簽署規范合同，并同步向當地文物行政部門備案，方能筑牢財產安全防線。

冒牌劉巖的“全身而退”，絕非朱云一人的悲劇縮影，而是整個行業信用體系失守的顯性癥候。期待文物主管部門加快出臺《民間文物鑒定服務管理辦法》，建立全國統一的鑒定人員執業檔案與信用評級系統；推動建立非國有文物交易強制備案平臺，實現資金流、物流、信息流三鏈可溯；并對偽造國家機關證件、冒用專家名義牟利等行為，設定更具威懾力的法律責任。

唯有讓專業回歸專業，讓誠信成為準入門檻，讓監管穿透灰色地帶，古董收藏才能真正回歸文化敬意與歷史對話的本質，而非淪為少數人設局斂財的狩獵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