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
紅二方面軍整體轉為120師,賀龍當師長,蕭克任副師長,關向應做政委。
全師約1.4萬人,是三大主力師里人數最少的,任務是在晉綏打游擊、保衛陜甘寧邊區。
按理說,120師的旅級干部應該主要來自紅二方面軍。
可實際情況卻讓人意外:兩個主力旅,共4名正副旅長,3人來自紅一方面軍,只有王震一人是紅二方面軍出身。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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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不是疏忽,也不是“外人掌權”,而是中央深思熟慮后的安排——為了打破山頭、整合力量、集中抗日。
要搞明白這事,得先看紅二方面軍是怎么組成的。
它不是一支老部隊,而是1936年由紅2軍團和紅6軍團合并而成。
紅2軍團以賀龍、關向應為核心,起家于洪湖;
紅6軍團由任弼時、蕭克、王震帶隊,來自湘贛蘇區。
兩支部隊雖然合編,但歷史不同、作風不同、干部也各成體系。
合并后,如何平衡內部關系,一直是難題。
更麻煩的是,1936年三大主力會師后,黨內開展對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批判。
有些紅一方面軍的干部在批評紅四方面軍時,順帶指責紅2軍團“獨立性強”“搞家長制”。
這話傳到紅2軍團骨干盧冬生耳朵里,他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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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冬生從南昌起義就跟著賀龍,是賀龍最信任的戰將之一。
120師剛成立時,他被定為358旅旅長。
可因為這些不實批評,他心里憋著一口氣。
組織上勸他顧全大局,他說:“我寧愿去學習,也不愿在這種誤解下帶兵。”
最后,中央安排他去蘇聯伏龍芝軍校進修——既是保護,也是培養。
358旅旅長的位置空了出來。
誰來接?選了張宗遜。
張宗遜是秋收起義的老紅軍,井岡山時期就在毛主席身邊。
但他沒只待在紅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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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中,他在紅五軍團(原屬紅四方面軍)當參謀長;后來又在紅二方面軍短暫工作過。
他熟悉各部打法,沒有明顯的派系標簽。
讓他當旅長,既能穩住紅2軍團的老兵,又能對接八路軍總部的統一部署。
他的搭檔、副旅長李井泉,履歷也很特別。
早年在紅一方面軍當師政委,后來參與多次整編,政治工作經驗豐富。
兩人配合,迅速理順了部隊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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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359旅。
這支部隊主要由紅6軍團改編,按說旅長該是本系統的人。
可最后任命的是陳伯鈞——紅一方面軍出身。
陳伯鈞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參加過秋收起義。
長征時在紅五軍團指揮作戰,作風硬朗,指揮有方。
1936年,他被調到紅6軍團當軍團長,早就和官兵打成一片。
賀龍很認可他:“陳伯鈞不搞小圈子,帶兵有一套,能帶出戰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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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王震呢?他可是紅6軍團的核心人物。
他被安排當副旅長,并不是被邊緣化,而是組織有意讓他從政工干部向軍事主官轉型。
后來他接替陳伯鈞當旅長,率部開墾南泥灣、轉戰華北,證明了這一安排的遠見。
有人擔心:這樣會不會寒了紅二方面軍老部下的心?
事實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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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師的干部安排,始終堅持一個原則:誰有能力、誰忠誠、誰適合,就用誰。
比如師參謀長周士第,既不是紅一也不是紅二的“嫡系”。
他是黃埔一期,北伐時就是名將,后來短暫在紅二方面軍任職。
中央看重他的資歷和能力,直接任命為120師參謀長。
他在雁門關伏擊戰、陳莊戰斗中指揮出色,立下大功,沒人再說“外人”。
關向應曾在一次會議上明確說:“我們是抗日的隊伍,不分紅一、紅二。只要有本事、能打仗、心向革命,就值得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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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看似“反常”的人事布局,其實是中共在民族危亡關頭的主動選擇。
不搞山頭,不講資歷,只看能不能打勝仗、能不能團結隊伍。
結果也證明,120師很快形成戰斗力,在晉西北站穩腳跟,成為敵后抗戰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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