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與中東國家伊朗爆發戰爭的最后幾天,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決定轟炸伊朗的核設施。這一決策徹底消除了外界對于美國現任政府是否敢于跨越紅線、直接打擊伊朗核計劃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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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產生了一個直接后果:此后美國針對伊朗乃至全球其他地區發出的每一項軍事威脅,都因這一“赤裸裸的侵略”先例而具備了極高的可信度。今年1月,美國軍隊扣押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馬杜羅的行動,進一步強化了華盛頓在外界眼中“言出必行”的強硬形象。
這場名為“午夜之錘”的軍事行動,也引發了兩個與特朗普試圖迫使伊朗屈服的初衷截然相反的后果。
第一個后果是,“午夜之錘”行動后美伊之間短暫的摩擦讓德黑蘭意識到,華盛頓雖然更容易扣動扳機,卻絕不渴望陷入一場代價高昂且漫無止境的混戰。伊朗方面敏銳地察覺到,盡管特朗普政府曾警告任何反擊都會招致毀滅性打擊,但當伊朗利用彈道導彈對美國駐卡塔爾基地實施報復后,特朗普并未勃然大怒,反而將其定性為邁向“和平與和諧”的契機,并迅速促成了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的停火。
第二個后果更為深遠:去年6月的戰爭讓伊朗從“全面戰爭”的恐懼中解脫了出來。在那場為期12天的戰爭爆發前的數年里,德黑蘭內部一直彌漫著一種近乎執念的避戰心理。這種認為戰爭可以且必須在任何時刻、以任何代價避免的觀念,曾讓伊朗的決策層陷入了癱瘓般的謹慎。這不僅阻礙了伊朗對以色列襲擊做出果斷反擊,也客觀上縱容了以色列不斷推高局勢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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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去年6月的炮火之下,這種恐懼的屏障坍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清醒的認知:伊朗不再是站在一場“可以避免”的戰爭邊緣,而是已經完全深陷于以色列和美國在伊朗領土內發起的周期性局部戰爭之中。
伊朗的將領們意識到,打破這一惡性循環的唯一可靠途徑,是讓沖突脫離華盛頓所擅長的“快速、可控、管理化干預”軌道。他們試圖將局勢推向一個讓美國和以色列都無法承受的持續升級領域。正如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近期發出的警告:“如果他們這次挑起戰爭,那將是一場地區性的全面戰爭。”
對于華盛頓而言,伊朗這種心理狀態的轉變發生在一個極其糟糕的時機。伊朗正進入應對地區戰爭的全民動員狀態,而華盛頓的軍事野心顯然尚未準備好超越那些“景觀式”的軍事實力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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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并非在暗示伊朗的武裝力量已能與美國并駕齊驅,而是指出雙方在意志力和痛感耐受度上出現了嚴重的不對稱。在這種不對稱中,軍事弱勢的一方在承受與施加成本的意愿上反而受到的結構性約束更小。這種局面導致美國所處的戰略態勢,遠比單純的軍事力量對比所顯示的要糟糕得多。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種決死意志的結晶,恰恰出現在伊朗地區處境最為艱難的時刻: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政權的崩潰,以及黎巴嫩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作戰深度的顯著削弱,都讓伊朗的戰略環境空前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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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意志上的不對稱近期在美伊重啟核談判的過程中得到了政治體現。當然,前提是假設當前的談判反映了美方誠摯的協議意愿,而非像去年那樣僅僅是戰前的煙幕彈。
目前的談判并非如某些言論所稱,是美國成功迫使伊朗回到談判桌的證據。相反,它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正日益意識到選項的匱乏:要么攀爬至沖突升級階梯的最頂端——即一場持續時間和強度可能脫離美國控制的全面對伊戰爭;要么重回談判桌尋求和解。
如果當前的談判能最終解決核僵局,那將再次證明華盛頓的真實心態:對伊全面戰爭是一個美國根本不想開啟的巨大黑匣子。如果特朗普真有信心按照自己選定的時間、形式和強度取勝,他早就效仿扣押馬杜羅的模式啟動戰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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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阻止他行動的,是伊朗確實具備將美國和整個地區拖入一場漫長磨人、并進一步加速美式霸權衰落的消耗戰的能力。這種戰爭的后果在以往被認為是難以想象的。
事實上,目前的僵局并無多少新鮮之處。早在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協議之前,其核心特征就已經是可以預見的。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當年追求核外交,其背后的軍事邏輯與今日促使特朗普尋求外交手段的現實并無二致。
在脫離奧巴馬的政治遺產九年后,華盛頓面前的道路比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的任何時刻都更加清晰:要么是一場邊界不再由華盛頓定義的地區戰爭,要么是一份或許在特朗普看來并不完美、卻能將美國從深淵邊緣拉回的核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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