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的一場暴雪還沒停,刁翎鎮監獄的走廊就回蕩起一句撕心裂肺的吼聲:“我全招!”押解士兵愣住,翻譯官以為押到手的獵物終于開口,忙把熾熱的烙鐵收了回去。這一聲求饒,是田仲樵故意喊的,她清楚再拖下去身體撐不住,更重要的是,要把敵人的注意力往別處引。
田仲樵出身黑龍江穆棱河畔的一個小鎮。1920年代的北方鄉鎮,日子苦,孩子多,田家卻硬是咬牙供她識字。1931年“九一八”前夜,她目睹父親往地窖搬油布包,只聽囑咐:“有人來借鐮刀,你就把門栓拔開。”那時候她不懂,僅記下這句暗號。一周后,地窖里空了,她看見兩名渾身裹著雪的年輕人拎著步槍離開,自家就這樣成了交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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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上人給她起綽號“田瘋子”,說的是膽子大。趕集時看見鬼子搶攤,她掄起扁擔照著敵兵后背就是一下,不等那兵反應就鉆進人群。消息傳開,有人私下說,這丫頭遲早得闖禍。1935年,她聽從父親安排嫁給塾師荀玉坤,婚禮冷清,卻擋不住男人在洞房夜里篤定一句:“我護著你。”這承諾溫熱又短暫,三年后就露了底。
1937年深秋,日本在牡丹江設軍需倉庫。抗聯急缺物資,田仲樵自告奮勇領三十多名被服廠姐妹往倉庫放火。棉絮浸足煤油,夜色里火舌炸開,像一把利刃直插敵人心臟。第二天,鎮口貼滿通緝令,賞銀五百大洋,“縱火犯田仲樵”五個黑字扎眼。她剪辮、抹灰、穿著破襖拄根打狗棍,搖身變成叫花子,外人再難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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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敵人的嗅覺終究敏銳。1938年春,她剛把標注崗哨的草圖塞給接頭人,巷口黑影閃出,冰冷手銬扣住手腕。特務掄起烙鐵逼供,她狠狠一口唾沫:“要飯婆子知道啥?”一連數月,抽肋條、灌辣椒水,她硬是挺住。恰好宋一夫叛變,鬼子信以為真,查無實據便草草放人。她回到家,第一眼就看見荀玉坤神色慌張,如釋重負的笑掩不住一絲閃躲。
1939年正月十五剛過,林口縣集市上傳來風聲:鬼子軍火次日運抵東站。田仲樵匆匆記下線索,計劃夜里去報信,卻被突然出現的憲兵拉走。關押地點潮濕陰暗,牢里老鼠嚼破被褥。更狠的刑具擺成一溜,她卻仍咬緊后槽牙。可當隔壁傳來那句帶著酒氣的供詞——“她夜里做夢都喊同志”——她認出是丈夫的聲音,心像被刀剜,血順著嘴角流,偏又笑了。
次日審訊一開始,她主動叫停:“別打了,我全招!”翻譯官驚喜,遞上紙筆。她寫下的卻是舊情報:幾個月前的崗哨位置、早已轉移的聯絡站。對方來不及細查,忙把她換去一間帶窗戶的單獨牢房,還準她每日出門挑水,想借此“放線”抓大魚。這正合她意。數次探查后,她鎖定荀玉坤的住處,拔下一截床板上的鐵釘磨尖,揣進破棉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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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的巡邏燈晃過,她閃身鉆進那間小屋。屋內爐火未熄,熱酒氣混著蕭條味道。荀玉坤睡得正熟。田仲樵沒有下手,她翻出炕洞,在里頭塞進兩張假情報:一張仿寫上級手跡,一張寫著“聯絡點在歪脖子樹”。第二天,她哭哭啼啼對特務說:“真正的共產黨是荀玉坤,他騙我干臟事。”鬼子半信半疑,卻還是去搜。結果一翻炕洞,假材料擺在眼前。敵軍小隊長拔槍沖屋,槍響過后,內鬼倒在血泊。
田仲樵的“全招”換來的是敵人更狠的手段。鞭子、電刑、冷水交替,她干脆裝瘋,日語、東北話摻著胡話,誰也聽不懂。敵人見她神志不清,索性把人丟到鎮邊馬架子溝,說是放虎歸山,暗地里埋伏便衣。她晃晃悠悠進山,越走越快,最后在一片樺樹林里與抗聯接頭人碰面。潛伏的便衣撲了空,再想回頭已來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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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她第三次被捕。那一年,日軍在東安修筑戰略要道,逮捕指標極緊,刁翎監獄里人擠人。田仲樵被隔離單看,鉛絲穿骨這種兇狠刑具也用上,她依舊沒供出一句真情報。四年后,日本投降,蘇軍挺進東北,守衛一夜逃散。當地游擊隊破門時,她靠在墻角,只有一條灰色棉褲能稱作衣服。她站起來,扶著濕滑墻壁往外走,腳印深淺不一,卻每一步都穩。
田仲樵的經歷在抗聯口口相傳,“田瘋子”變成了“田鐵娘”。有人問她當年真怕過沒有,她笑得平靜:“怕?怕的事多了。可要是全招了,戰士們怎么辦?”當初那聲“我全招”,原是求一個轉機,也是設一個局。日軍后來翻遍檔案才發現上當,可一切已來不及,布防被暴露,內線被清除。刁翎鎮監獄的檔案里留下一行批注:該女囚思維混亂,無利用價值。士兵們哪里懂,在烈火與酷刑中撐下去,本就是她最鋒利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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