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頂商人”胡雪巖被抄家后，他的子孫后代，如今過得怎么樣了

1884年，浙江杭州的冬天格外陰冷。城里有個消息在茶樓酒肆間迅速傳開——胡雪巖的府邸被抄了。有人見到長街上抬著大箱小箱，一隊隊官兵魚貫而出，不少圍觀百姓低聲議論：“這位‘胡大善人’，到底還是撐不住了。”一時之間，昔日門庭若市的大戶人家，轉眼變成眾人眼中的“前車之鑒”。

有意思的是，后人提起胡雪巖，多半還停在“紅頂商人”“胡財神”這些光鮮標簽上，對他被抄家的慘狀略知一二，卻很少真正追問一句：在那場突如其來的風暴之后，這個龐大家族的子孫，究竟是就此沉淪，還是另尋出路？要想看清這一點，還得把時間撥回到更早的年代，從這位家族奠基人的崛起與墜落說起。

胡雪巖生于1823年，安徽績溪一戶貧寒農家。少年時放過牛，做過雜役，12歲喪父之后，早早挑起養家的擔子。為了掙口飯吃，他只身來到杭州，在錢莊當學徒，住的是潮濕的伙房，吃的是粗茶淡飯。按一般人的路子，能熬到掌柜，便算出頭。但胡雪巖顯然不滿足，只是那時誰也想不到，這個小伙子將來要在商界掀起多大的波瀾。

在杭州的錢莊里，他遇到了第一位改變命運的人——王有齡。那會兒的王有齡還是個窮書生，心里卻裝著做大官的念頭。兩人閑聊時，胡雪巖聽說他想北上捐官，卻連路費都籌不齊，就琢磨開了：眼前的這位，未來或許是條更寬的路。經過反復思量，他干了一件看似魯莽、實則賭上前途的事——把自己經手收回的五百兩銀子，私下借給了王有齡。

這一舉動，按錢莊規矩當然是大忌。結果很簡單，他被當即辭退，連帶著一家老小再度陷入困境。不得不說，這一步如果走錯了，足以讓他跌入深淵。但歷史有時就喜歡這種驚險的轉折。王有齡仕途順利，抵達京城后漸漸升遷，到了浙江做官時，沒有忘記當年這份“雪中送炭”。他把胡雪巖招到海運局，給了一個可以施展手腳的機會。

在海運局任事期間，胡雪巖抓住了新的風口。借助公事名義，他從海運局借支了二十萬兩白銀，創辦“阜康銀號”。這一步，算是他真正意義上的“起家”。錢莊開起來之后，王有齡先后擔任湖州知府、浙江巡撫，將收來的大量稅銀存入阜康銀號，還不計利息，這等于實打實地幫他鋪出了一條筆直的發財大道。賬面上的數字開始成倍往上漲，胡家的生意版圖也在悄然擴張。

財源滾滾固然重要，更關鍵的是，他通過這段交往，摸索出一條在晚清官商并行格局下的生存之道——靠“人脈”，也靠眼力。命運的第二次轉折，則出現在太平天國席卷江浙的動蕩歲月。1861年前后，太平軍圍攻杭州，局勢危急，王有齡在壓力之下自縊身亡。胡雪巖失去了最大靠山，照理說可能就此止步，可歷史又一次給了他新的機會。

這回，他遇到了比王有齡更有分量的人物——左宗棠。左宗棠奉命出任浙江巡撫時，正為軍糧發愁。胡雪巖立刻將囤積的糧食拿出來，緩解了燃眉之急。左宗棠對這位“識時務”的商人頗為看重，委任他為浙江糧臺總管，交給他一件又一件關鍵事務：收拾杭州城解圍后的善后，籌措全省錢糧，負責軍餉發放，甚至后來的軍火采購，都由他一手打理。

從這時起，“胡老板”兼著“胡大人”，錢莊流水與官銀往來混合在一起，他手里的社會資源迅速放大。他利用過手的官銀，擴大私人錢莊規模，在全國多地設分號，又涉足絲綢運輸、茶葉貿易、藥材經營等多個領域，幾乎把長三角一帶的經商機會都摸了個遍。有意思的是，在收復新疆的過程中，左宗棠需要大量軍費，胡雪巖便以他的名義向外舉債，賺取中間差額，這一來二去，財富積累速度遠超一般商人。

靠著一路“押中人”的眼光，加上敏銳的生意手腕，胡雪巖的商業帝國迅速成形。錢莊遍布南北，帳面資產不斷累積，在民間甚至流傳出“為商須讀胡雪巖”的說法。朝廷也注意到了這位“能辦事”的商人。清廷賞他二品頂戴，賜黃馬褂，一時間，官場和商場雙重身份疊加，“紅頂商人”這四個字便牢牢掛在他身上。

隨著聲名大噪，他的生活也變得極為講究。除了原配妻子，他又接連納娶十二房姨太太，每一位都有獨立宅院，衣食用度一應俱全，府中奴仆無數，日常開支之大，很難用簡單數字衡量。這樣的排場，在當時的杭州城里，幾乎無人能及。街坊甚至傳言，只要走進胡家大門，抬頭一看，紅燈高掛，腳下青磚如洗，人仿佛一下子就走進了另一重世界。

不過，胡雪巖的名聲并不只停留在“會賺錢”上。他熱衷公益，尤其重視施粥賑窮、捐資辦學。據統計，他致富后的二十多年里，每年投入慈善事業的銀兩都在二十萬以上。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誰都有雨天沒傘的時候”，這話聽起來樸素，卻讓不少當時受過他接濟的人記了很久。胡慶余堂藥號的創辦，更是讓他留下了一塊金字招牌。“戒欺”“真不二價”等經營理念，后來長期被人當作商號立身之本來引用。

然而，盛極之后往往伴隨暗流。晚清社會內外壓力驟增，洋務運動帶來的新經濟格局，也讓傳統商人面對更復雜的局面。到了光緒八年前后，中外“生絲商戰”烈度驟然升級。1882年，在和洋商的較量中，胡雪巖一著失算，導致資金鏈緊繃。阜康系列錢莊出現大規模擠兌，各地官僚聞風而動，紛紛提前提取存款，甚至趁機施壓、敲詐，這才是真正壓垮這座商業高樓的關鍵一擊。

局勢急轉直下之時，左宗棠的身體也每況愈下。1884年，左宗棠病逝，年近七旬的胡雪巖，失去了最后一位能在朝堂之上替他說話的大人物。與左宗棠行事風格迥然不同的李鴻章，在洋務事務上有自己的布局，與胡雪巖之間既缺乏深交，也談不上多少信任。在這種微妙又冷硬的氣氛中，他此前為籌軍費而牟取私利的舊賬，被人翻將出來，關于“吃回扣”“牟取官銀”的指控陸續上達朝廷。

慈禧太后得知后震怒，下令嚴查。抄家命令一下達，官差進門，賬冊箱籠一一登記，珍寶古玩悉數封存。曾經輝煌的“胡府”，在幾日之間便被搬了個七七八八。有人回憶，當年杭州城里不少人遠遠站在胡家門口，只敢低聲說一句：“這風光還真是留不住啊。”那一年的風雨，不只是一個商人的失敗，更是一個時代的劇烈搖晃。

被抄家之后，胡雪巖的處境轉瞬變得冷清。他曾把所有姨太太叫到面前，逐一叮囑：“拿著這些銀子，各自尋條生路罷。”每人幾百兩銀子，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勉強夠重新安身。但令人意外的是，多數人并不愿意離去。仆從與眷屬中，也有不少堅持留在他身邊，哪怕生活已不再奢華，只剩胡慶余堂一點照應。晚年的胡雪巖，就這樣靠微薄收入，帶著一身病痛，在杭州郁郁而終。

他去世之后，清廷對其財產進行系統清理，大宗資產已經被封存、沒收，家族成員手里留下的，不過是一部分與“胡慶余堂”相關的“招牌股”。這些股份既是象征，也是勉強維持生活的來源。若從昔日“富可敵國”的規模來看，這點財產已經談不上“家底雄厚”，但對尚未完全散落的胡家人來說，總算還有一條細微的經濟支撐。

值得一提的是，家道驟轉之后，胡家的子孫并沒有沉浸在對昔日富貴的無盡回憶中。多數人選擇了另一條路：遠離那些關于金銀庫藏的談資，將精力投向文教、科衛等相對穩妥又能立身的領域。與胡雪巖商業上驚心動魄的起伏相比，他們的人生軌跡顯得平淡許多，卻更靠近普通人意味上的“踏實”。

一、紅頂商人的身后賬

從家族結構來看，胡雪巖共有三子五女。長子胡楚三不幸早夭，19歲因病去世，沒有留下后代，這也在無形中讓后面的家族壓力更重了一些。家族傳承，主要落在次子胡緘三和三子胡品三這一支上。兩支后人日后走出的路，既有相似之處，也各有特點。

胡緘年少時頗為放浪，喜歡游玩騎馬，在當時的富家子弟中，算不上特立獨行。但一次騎馬失足摔傷，落下殘疾，這成為他人生的分水嶺。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像父親那樣奔波于商場，他只得收斂鋒芒，娶妻董氏，安穩持家。夫妻育有兩子一女，家庭氣氛與當年胡府里那種大開大合的鋪張場景相比，已截然不同。

三子胡品三，則是另一種路線。他酷愛書畫，臨帖作畫不輟，頗得時人贊賞，算得上是家族中真正偏向文藝的一支。后來迎娶出身書香門第的朱氏，兩人在詩畫方面都頗有造詣，琴瑟和鳴，雖沒有宏大的商業計劃，卻在文化修養上給后代留下了清晰的烙印。二人共育四子，這一支在日后胡家后代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清末到民國，這幾代人的生活背景已經完全不同。國家風雨飄搖，社會結構重新洗牌，胡家的姓氏雖然仍帶著某種“舊日聲望”，但現實層面早已不復昔日榮耀。試想一下，在局勢動蕩、制度變革頻仍的年代，僅僅依靠幾張“招牌股”和祖輩余蔭，很難換來真正意義上的安穩。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風浪中，胡家的子孫們一點點調整方向。

無錫、上海、杭州等地，都曾留下胡家后人求學、謀職的足跡。他們多半不再大舉經商，而是走向學校、醫院、機關，做些看似普通卻關系民生的工作。與胡雪巖當年“日進斗金”的名聲相比，這些崗位顯得平淡，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一種自我保護——避開復雜的官商糾葛，盡量將自己置于相對單純的職業環境中。

在這種整體氛圍下，家族中出現了幾位在學界、政界、經貿領域有一定影響的人物。他們的成長路徑，既和家庭教育相關，也與時代機遇緊密相連。特別是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出國留學成為不少有條件家庭的新選擇，胡家的部分后代，也加入了這一股潮流。

二、留洋讀書與新路選擇

胡緘三的長子胡菊卿，又名胡士琪，是胡家后代中頗為引人注目的一位。他接受的是近代新式教育，大學畢業后不滿足于已有的學識，選擇走出國門。先是在瑞士日內瓦大學攻讀學位，之后又赴英國倫敦大學深造，隨后前往美國康奈爾大學繼續學習，先后獲得三所著名大學的碩士學位。這在當時的中國留學生群體中，也堪稱罕見。

有人曾問起他為何要輾轉多國求學，相傳他只淡淡說了一句：“多看幾處，總是好的。”這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話，背后卻折射出一個事實——胡家后人很清楚，單靠祖輩留下的商號與名聲，無法應對新的世界格局。知識和專業能力，才是他們在國際舞臺上立足的底氣。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胡士琪留在美國，擔任國際合作學院的教務長。這個職位，說高不算高，說低也不低，卻恰恰說明他已經融入當時的國際學術與合作網絡。隨后，他還出任國民政府中央設計委員會委員、國際貿易委員會副主任，開始直接參與國家層面的經濟規劃與對外貿易事務。不得不說，這種轉變頗有意味：曾經的“紅頂商人”后代，不再靠私人錢莊積累財富，而是通過制度化渠道參與國家建設。

在家庭生活上，胡菊卿育有三子一女。子女分散在不同領域發展，其中次子胡美育規模較大的商務公司設在美國，從事經貿往來，某種程度上算是“重新走上經商之路”。不過，與胡雪巖時代的經商方式不同，他面對的是現代公司制度和國際市場規則，講的是合同與信用，而不是官銀和糧臺。可以說，這已經是另一種時代的“經商傳統”。

其余子女的選擇就更貼近日常。長子胡英育、三子胡森在國內工作多年，退休前都在國營企業擔任管理崗位。他們的職業生涯，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后的工業化進程，在鋼鐵、機械、輕工等領域擔負一定的管理職責。相較于祖輩驚心動魄的財富起落，他們幾十年的工作相對穩定，更像是工業化浪潮中千千萬萬干部中的普通一員。

唯一的女兒胡曼平，則長期在高校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她負責協調教學、后勤等事務，屬于典型的“校園中層骨干”。退休后，她選擇旅居美國，陪伴子女。對于這一支后人來說，“紅頂商人”的故事成了家族中時常被提起的往事，但他們日常要面對的，是報表、會議和教學安排這些具體而瑣碎的工作。

從胡士琪這一支可以看出一個清晰的趨勢：家族從商場轉向職業化道路，甚至走向跨國發展，完成了從傳統商號到現代職業人士的轉變。這種變化，既是主動選擇，也是時代推著往前走的結果。

三、書畫傳承與家道歸常

胡家另一支重要的脈絡，則出現在胡品三這一房。胡品三向來喜歡翰墨丹青，常在案頭鋪紙，揮筆抒懷。比起商戰，他更鐘情于筆墨。這種審美風向，在與他結合的朱氏身上同樣明顯。夫妻二人對詩詞書畫都頗為用心，對后輩的要求也偏重文化修養。正是在這種氛圍的影響下，他們的長子胡萼卿走上了一條與祖輩截然不同的道路。

胡萼卿曾留學日本，接觸到當時日本在教育、軍事、產業改革方面的種種經驗。在那個舊制度逐漸解體、新觀念不斷涌入的年代，不少有志青年選擇投身革命，他也不例外。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后，胡萼卿開始參與推動民主共和的事業，以自己的方式，試圖為國家尋找新的出路。對于出身“紅頂商人”家庭的后代來說，這樣的抉擇既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也體現出某種自覺的轉身：不再以家族財富為中心，而是將目光投向更大的公共空間。

在家庭層面，胡萼卿育有二男五女，子女們成長于風云激蕩的年代，見證了辛亥革命、北洋軍閥混戰、抗日戰爭等多重歷史階段。大兒子胡亞光，從小耳濡目染，繼承了祖輩的繪畫天賦。成年后，他長期從事美術創作與組織工作，曾擔任浙江美術協會會長，參與推動地方美術事業的發展。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胡家從商業轉向文化領域的又一次延伸。

相比之下，其他子女大多在教育、藝術、社會工作等方面各安其位。與早年胡府的聲勢相比，他們不再擁有耀眼的財富光環，卻在較為穩定的職業中保持了某種中產氣質和文化追求。這種轉變，看似平靜，卻在悄然間重塑了胡家后代的精神面貌。

如果把胡家的幾代人放在一條時間軸上會發現：從胡雪巖依托官場、搏擊商海，到其子輩、孫輩依托學校、單位、機構，在文教、經貿、美術等領域安身立命，家族的重心已經悄然從“金錢與權勢”轉移到“專業與技藝”上。遺憾的是，這樣的轉變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時代變局、戰火紛飛、制度更替，都曾給這個家族帶來不小的沖擊。

幾十年間，胡家后人陸續遷徙，足跡遍及上海、杭州、香港以及歐美多地。有的以學術為業，有的投身商業，有的進入機關，也有人干脆回歸普通市民的生活。昔日那種“家族共同體”色彩漸漸淡去，代之以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家庭單位。這在近現代中國有財有名的大戶人家中，其實頗具普遍性。

回頭再看胡雪巖的一生，他的起落充滿戲劇性：少年貧寒，中年富甲天下，晚年家產盡失。這樣的軌跡，既有個人膽識與判斷，也離不開晚清大環境的變遷。真正有意思的，是他身后那一連串靜水深流般的家族故事。抄家風波之后，胡家人再難回到“紅頂商人”時期的耀目，卻在新的時代里，用各自的方式尋找到一條相對穩妥的道路。

從錢莊柜臺到大學講壇，從糧臺賬本到美術展廳，從黃馬褂的榮寵到普通干部的平實日常，這個家族在百年間完成了數次身份轉變。昔日的豪奢生活早已定格在史料和回憶當中，留在現實里的，是散落世界各地的子孫，以及他們與各自時代緊密糾纏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