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一改生活習慣，聶鳳智夫人何鳴對秘書說：今天老許不大對頭

1985年夏天的青島，并不算涼快。海風一陣陣吹過來，帶著一點潮氣，摻著悶熱。就在這樣的天氣里，一群在戰火年代叱咤風云的老將軍，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他們是中顧委華東組的成員，來青島參加第四次集會。會議地點原本很正式，安排得一絲不茍，可在場很多人心里都明白，這樣的聚會，以后能有幾次，已經不好說了。年紀擺在那里，身體狀況也擺在那里。

有意思的是，這一次會議的氣氛，與以往相比，悄悄有了一點不一樣的味道。原因不在別人，就在那位從戰場上一路殺出來、脾氣剛烈出名的上將許世友。

這位將軍的一些細微變化，被一個人敏銳地捕捉到了。晚宴前后，聶鳳智的夫人何鳴，把許世友身邊的秘書輕輕拉到一旁，壓低聲音嘀咕了一句：“今天的老許頭，不大對頭。”這話，說得不重，卻透著一股說不清的沉甸甸。

要理解她為什么這么說，得把時間往前撥，再往回拉一拉。

一、深山草鞋的將軍

從戎一輩子的人，到了晚年，往往會暴露出一些看似古怪、實則一以貫之的習慣。許世友就是這樣。

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山東打游擊，在山里摸爬滾打的時間，并不比在指揮部里坐著的時間少。解放戰爭中，他又在這片土地上指揮作戰，對膠東、魯中一帶的山山水水極其熟悉。也正因為如此，新中國成立后，城市燈火再亮，他始終對深山老林更有好感。

子女回憶他時說得很直白：“他不喜歡都市生活，喜歡深山老林，每周至少要去野外一次，不然準生病。”這話聽上去像玩笑，細想卻并不夸張。習慣一旦在戰時養成，并且貫穿生死考驗，往往會變成整個人性格的一部分。

許世友的愛好不多，卻都挺“硬”：習武、喝酒、打獵。練功是本行，打獵是消遣，喝酒，則幾乎成了他身邊人繞不過去的話題。

關于他酒量的傳說很多，夸張的也有，但大體可以肯定一點：他愛喝，而且是真喝。有一回在北京，周恩來總理請他吃飯，兩人酒桌上你來我往。周恩來本身酒量極好，結果許世友反倒先“投降”，只好拱手認輸。那頓酒后，周恩來語重心長勸他要少喝一些，他嘴上應下來了，習慣卻并沒有真正收住。

打獵也是如此。他為此收藏了一把德國獵槍，經常鉆進深山。打來的野味，自己吃一部分，更多拿出來分給身邊工作人員。他幾乎每頓都要吃自己打到的野味，哪怕只是嘗上一口，心里也算踏實。

后來中央下達“禁止打獵”的命令，文件拿到他手里，他同意下發，卻忍不住在上面批了一句：“打獵不行，打鳥還是可以的。”這短短幾個字，多少透出了他的直率和倔強。命令必須執行，態度也照樣要表明。

不過，隨著年紀增大，身體發福，靈活性下降，他對這一套野味也慢慢“松口”，吃得少了。不是觀念突然轉變，而是身體實在吃不消，功夫也耽誤了，他心里很清楚。

如果把這些“特殊愛好”先放一旁，他的日常生活，用“簡樸”二字概括，并不為過。

衣著上，他基本只穿軍裝。衣柜里幾乎看不到什么花哨衣服。偶爾有幾張照片里，他穿著非軍裝，也是家人硬勸，他為了拍照勉強穿上。1984年7月6日，黨中央決定1985年換發新軍裝，他聽說后，一門心思想著換新裝，盼了好久。等不到消息，就派秘書去問，得到的答復卻是“暫時不做”。這一句話，讓他郁悶了好幾天。

鞋更講究“實用”。他很少穿皮鞋。在他看來，皮鞋要系鞋帶，一旦有緊急情況，耽誤功夫，而且磨腳，不利于行軍。于是常年是一雙圓頭布鞋，拍照時才換皮鞋應付一下。更有意思的是，他還經常讓秘書到3053服裝廠拿一些不要的邊角料布條，自己按照編草鞋的辦法，慢慢編成“布草鞋”穿。看著土，卻好使。

對于所謂“特殊待遇”，他一向心里別扭。按資歷和戰功，他完全可以享受更高規格的生活條件。現實中，他用車只是北京吉普。車上的座椅還是定做的鐵皮座，坐著不見得舒服，卻很合他的心意，開車上山下鄉打獵都方便。至于可以配發的高級轎車，他干脆封存不用。

他在南京安家后，當地考慮到他年事已高，又怕天氣炎熱影響身體，特地給他調了一輛帶空調的高級吉普，工作人員還給這車起了個綽號叫“巡洋艦”。哪成想車剛開來，他一掃眼就不高興了：“有車坐就行了，坐那么高級干什么。”一句話，把在場人都堵住了。

等他發現工作人員背著他悄悄試車，更是火氣上來：“你們不錯啊，你們真是‘高級’了，你們去坐吧，我不坐！你們都是忘本！”最后，這輛車只好原樣退回南京軍區。

出于健康考慮，大家還是不敢就這么算了。既然他堅決不肯換車，那就干脆動動腦筋，把那輛老吉普悄悄改造一番。趁他開會的時候，工作人員把車開進車庫，加厚頂棚、調整彈簧、換座椅，還小心翼翼裝上空調，并把出風口和控制按鈕藏得嚴嚴實實。從外觀上看，車還是那輛舊車，他也就樂得繼續坐。不得不說，眾人這番“小小瞞天過海”，一方面保住了他的面子，另一方面也勉強讓他享受了一回“新車”的待遇。

二、不愛排場，只信真情

許世友喜歡和士兵在一起，這一點，在他后來的很多選擇上，都能看得很清楚。

1958年，為響應黨中央號召，他下到連隊，以普通戰士身份生活一段時間。那一年，他已經五十多歲了，卻堅持和年輕戰士一樣站崗、干活。戰士們心疼他，搶著替他分擔任務，他脖子一梗，誰勸也不聽，只認準一點：到了連隊，就不能搞特殊。

這種性子，也反映在他對“排場”的態度上。1955年他下連隊視察，部隊按慣例搞了歡迎儀式，拉橫幅、舉旗子、敲鑼打鼓，一個程序也不少。他一看，臉一下沉了：“你們弄這些旗子和喇叭做啥，吃飽了撐的？我不喜歡這一套，快叫他們回去。”場面一下子冷了下來，但他并不在意。

有一次他從南寧返回廣州，事先就叮囑地方干部不要興師動眾。結果他一出車站，還是看到一群干部排隊迎接。那一刻，他臉色發青，一個字都沒說，直接邁步走人，把人全晾在那里。很多人當時挺尷尬，但時間久了再回頭看，這位將軍的脾氣，確實是一以貫之。

也難怪他對深山老林情有獨鐘。城市里的燈光、人情世故、迎來送往，對他來說是一種負擔。在山里，只有泥土、樹木和身邊的戰士，他能放松下來。

1985年3月2日，中顧委華東組第三次集會在上海舉行。為了迎接這批資歷深、年紀大的老干部，上海可以說下了不少功夫。會議地點選在錦江飯店，這在當時是規格極高的地方，專門用來接待重要外賓和各國政要。許世友被安排在16層總統套房，一應設施非常齊整。

從組織者的角度看，這樣的安排有其合理性：老將軍們年紀大了，身體多有病痛，住得舒適一點，也算心意到位。但許世友一進臥室，看到那張軟床，臉上馬上露出不滿，當場對服務員說：“這樣的軟床我不住，叫他們換一張木板床上來。”

服務員犯了難。錦江飯店的床不少，卻偏偏沒有木板床。這種要求，在普通客人身上幾乎不會出現。最后只好想辦法，用幾個板凳拼在一起，上面鋪幾塊木板，再加上褥子，被子，一張“簡易木板床”算是湊了出來。他躺上去，覺得踏實，這五天會議期間，就一直睡在這張自制的木板床上。

會議結束時，主辦方出于禮貌，希望老干部們再多住幾晚，享受一下難得的清閑。他卻擺擺手，叫秘書：“搬家，住在這里太浪費了。”不等多勸，直接轉住到自己熟悉的延安飯店。這地方雖然不如錦江飯店豪華，用他的話說卻“住著放心”。過了一陣，像聶鳳智、杜平等人，也悄悄搬過去住，大家反倒覺得自在。

這次上海集會，還有一個小插曲，后來被證明意義不小。許世友專門去了華東醫院，做了一次體檢。

其實從1985年年初開始，他就感到腹部有疼痛。身邊人看在眼里，誰都知道他年紀大了，勸他去醫院檢查。他不以為意，只覺得是小毛病，扛一扛就過去。在戰場上滾了一輩子，槍林彈雨都走過來，區區疼痛，在他心里算不上什么。他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腦子清楚，腿腳靈便，根本不會有問題。”

直到在上海參加中顧委集會，他的癥狀已經明顯，實在拖不下去，才不得不同意去華東醫院檢查。檢查結果出來，負責的醫生都嚴肅起來——甲胎蛋白指標是常人的四十多倍。這個數字擺在那兒，意味著問題已經不再是一般的肝功能異常。

醫院連夜會診，綜合他長期大量飲酒、既往肝硬化病史等情況，得出的判斷是：“很有可能是因為肝臟上的病變引起的。”具體病灶尚需進一步觀察，但風險相當高。

工作人員一時間壓力陡增，又不敢貿然告知。他們商量后決定，暫時對他保密，免得影響他的情緒。許世友那段時間仍按老習慣與老戰友、老同事在會上喝酒、聊天，表面看去和往常無異。

從醫學角度看，這樣的隱瞞有利有弊。可在當時的環境下，考慮到他的脾氣和性格，許多人也只能先穩住眼前這一步。遺憾的是，病程并不會因為沉默而停下腳步。

三、集會上的反常舉動

時間到了1985年8月1日，中顧委華東組第四次集會在山東青島召開。

這次地點選在他曾經戰斗過的區域附近，對他意義特殊。事實上，這時他已經很清楚地感覺到身體不適的程度，遠非一年之前可比。但只要一提“山東”“戰斗過的地方”，他態度就很堅決：必須去。這種執拗，不難理解。對很多走過那段歲月的人來說，再看一眼曾經揮灑過汗水的土地，本身就是一種心愿。

在這之前，南京方面已經接到相關報告。7月30日，南京軍區收到關于他病情的材料，里面提到“高度懷疑肝癌，或是肝硬化基礎上發生的癌變”。這句話非常嚴峻，事實上已經說明問題十分嚴重。

8月初，他還是按計劃出現在青島。幾次復查的結果，與上海華東醫院的判斷基本一致：指標異常，肝硬化明確，雖然暫時還未發現占位性病變，但持續惡化幾乎難以避免。

8月5日，集會安排了一項參觀活動——登上南極科考“向陽號”科學考察船。一般情況下，類似的外出活動，他并不積極參加。以往開會，他最重視的是討論、座談，對參觀游覽性質的活動，常常直接婉拒。這一次，卻出人意料地表現出極濃厚的興趣，還主動提出要去看看。

這一點，已經多少引起了一些熟人的側目。按許世友的慣常性格，他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習慣。而一旦改變，多半是心有打算。

船上的空間本就有限，上指揮艙的舷梯更是狹窄，正常情況下供兩人交錯通過沒問題，可對他來說就不那么輕松了。多年來的生活習慣，加上年歲漸長，他身形明顯發福，腿腳也不如從前利索。再加上病痛拖累，必須有人攙扶才能穩步行走。

指揮艙的舷梯卻狹窄到容不下兩人并行，這給護送他的人員出了難題。要照顧安全，就得上下一齊用力。于是才出現了那一幕：上面拉、下面托，半拉半推，才把這位一生在山地、戰場上翻山越嶺的上將送上狹窄艙梯。站在一旁的年輕官兵，多少都有點錯愕——昔日硬漢，如今也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照顧。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是在往日，他很可能根本不會允許別人這樣攙扶推拉，甚至會當場發脾氣。但這一次，他沒有惱怒，耐著性子，任由眾人小心翼翼地扶著上去。進入指揮室后，他在觀察椅上坐下，目光透過舷窗，靜靜看向前方海面，許久都沒有出聲。那一刻，周圍人都懂得，要安靜，不必打擾。

不多會，有人提出要給他拍照留念。按他過去的脾氣，照相，尤其是合影，向來是不太愿意的。身邊工作人員提過要求，多數被他拒絕。有的人趁他不注意抓拍，還會招來他一通訓斥。這一次，他卻非常平和地答應了。

于是，場上出現了有些罕見的場面：各級領導、隨行官兵一個接一個地走上前，和他合影。攝影記者忙前忙后，調整位置、變換角度。他始終保持著一種難得的好脾氣，不但沒有表現出不耐煩，對任何人提出的合影要求，都一一配合。

現場很多人注意到，他那天一直輕聲說話，面色紅潤，看上去精神還不錯。對于原本就擔心他身體的人來說，這種狀態反而成了一種安慰：似乎病情沒有大家想象得那么糟。只有少數幾個人，隱隱有一點不安。

其中一個，就是何鳴。

她跟著丈夫聶鳳智出席這次會議，對許世友的生活習慣、脾氣秉性，算得上相當熟悉。兩家往來頻繁，既是戰友，又是至交。正因為了解，她才覺得他那一天有點“過于順從”，過于配合。

除了在船上的表現，到了青島后，他對“吃”的態度也讓她覺得奇怪。按常理說，他早年吃過太多苦，有什么吃什么，不太挑剔。給他做飯的廚師后來回憶，說他從不對菜色多提要求，“做什么吃什么”。可這一次，他住進賓館后，卻嫌菜沒味道，專門點名讓隨行廚師來給他做飯，這種“講究”，在他身上并不常見。

更讓身邊工作人員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早晨。他平常起床、翻身，都需要人幫忙攙扶，動作緩慢。那天，值班人員按慣例去房間準備扶他起床，推門一看，他已經穿好衣服，端端正正坐在床邊。沒有叫人，沒有抱怨，似乎早早就醒了，安靜等在那兒。看起來是一件小事，卻讓熟悉他的何鳴心里發緊：老許今天不大對頭。

晚上，情況印證了她的隱隱擔憂。8月5日晚間，聶鳳智收到有關他病情的匯報，得知“情況不容樂觀”。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他自己對身體有一種近乎本能的感受，這一天里的一系列反常舉動，像是無聲的信號。

那次集會的宴會上，大家原本就想辦法控制他的酒量。消息已經在參會領導和山東方面高層內部傳開，大家都明白，不能再讓他像過去那樣敞開喝了。可直接攔，誰也沒有這個勇氣，又怕傷了他的面子。思前想后，有人出了個折中方案——把啤酒換成白酒，借此在量上做文章，盡量少敬幾杯。

宴會開始，他坐在主桌，神情有些沉，敬酒的人一圈圈走過來。他端起酒杯，連干兩杯，覺得不過癮，便招呼服務員換酒。一聽要換，桌邊年輕的女服務員顯得很緊張，手足無措。她不知道該怎么在“不能多給”和“不能得罪”之間拿捏好分寸。

許世友看她半天沒動作，心里煩起來，啪地把酒杯往桌上一放，起身就要往外走：“沒有酒，你們請什么客！”這脾氣，倒和從前別無二致。

周圍人趕緊起身，連勸帶拉，把他攔了回來。不多會兒，桌上換上了茅臺。他看著酒瓶，情緒明顯好轉，又重新坐回位子上，與大家推杯換盞，話也多了幾句。

就在宴會接近尾聲的時候，他忽然拉住聶鳳智，語氣不重，卻帶著一點異樣的意味：“咱倆喝一杯吧，喝了一輩子酒，恐怕喝不了幾次了。”這句話，讓聶鳳智心里一震。

從醫學檢查到內部報告，再到這些天的身體感受，許世友多半已經有所察覺。即便沒人向他明說，但那種從內到外的虛弱和疼痛，是騙不了當事人的。他未必知道診斷的全部細節，卻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前。那一句“恐怕喝不了幾次了”，像是隨口一說，又像是給老戰友提個醒。

聶鳳智很快意識到，這并不是簡單的感慨，而更像一位久經沙場的將領，對自己“能走幾步路”的判斷。他這一生，在無數戰役里都做過類似判斷：部隊還能堅持多久，彈藥還能打多久，敵人還能頂多久。現在，他把同樣的目光投向了自己。

四、生活習慣的突然改變

從外人看來，那次青島會議上許世友的一些表現，不過是老將軍心情不錯、多了幾分隨和。但在熟悉他的人眼中，那是一系列被打亂的“生活節奏”。

最顯眼的是圍繞“酒”的變化。在上海體檢之后，醫生已經明確指出，他長期大量飲酒嚴重損害了肝臟細胞，早有肝硬化病史，繼續這樣下去，風險極大。南京軍區收到“高度懷疑肝癌”的報告，已經不是泛泛之言。

從那之后的一段時間，他在某些場合里，喝得比以前少了一點。有時候，身邊人勸，他會順勢把杯子放下。可一旦來到熟悉的環境，比如山東舊地，再加上久未謀面的老戰友在旁邊，他的自我克制，又很難堅持住。

在青島的那幾天，他的日常起居，也悄悄發生了變化。中午休息時間，他比以前更早回房間，晚上熄燈時刻也提前。翻身時不再硬撐，而是更愿意讓人幫忙。對照過去那個寧可自己咬牙也不叫人的許世友，這些小改變，透露的含義并不輕。

他一向喜歡往山里跑，可這一次到山東，行程中多安排的是相對平緩的活動。參觀“向陽號”，看一看新中國科技力量的發展，走一走碼頭，聽年輕軍官匯報工作。這些內容，與他早年在山東領導的那支地方武裝已經完全不同。一個時代過去了，新的力量接上來，他實際上是親眼在看這個交替過程。

有一段短短的交談，流傳得并不廣，卻頗有意味。有年輕軍官向他介紹科考船上設備的情況，講到南極科考的艱苦時，他點點頭，說了句：“你們這是另外一種打仗。”這話不長，卻說明他并不只把戰場局限在槍炮之中。在他眼里，只要是在為國家開拓新路，就是戰斗方式的延伸。

再看對吃穿住行的態度，表面上看，他仍然保持著那種一貫的節儉：對豪華賓館不放心，對飯菜要求不多，對“高級車”有抵觸。可青島之行中，他又破例要隨行廚師照看飯菜，要秘書多幫他照料起居。這種看似矛盾的做法，背后其實是身體狀況下滑后的本能調整——一方面不愿在形式上搞特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已經沒法像從前那樣硬撐。

這種微妙的拉扯，也正是何鳴那句“今天的老許頭，不大對頭”的由來。她看到的不是表面上的隨和，而是習慣節奏被打亂后的那一點隱約不安。

如果把許世友這一生的軌跡拉長來看，從早年習武闖蕩，到參加紅軍，再到抗日、解放戰爭，他幾乎一直在與“極限”打交道。不論是體力還是心理，他都習慣把自己推到最前線。這種人，對自己的身體狀態，通常有一種近乎本能的敏銳。

所以，當他在宴席上對老戰友說“恐怕喝不了幾次了”，那并非簡單的酒桌話，而是一種對自身狀況的冷靜判斷。有意思的是，他說完這句話，并沒有把氣氛弄得多么凝重，仍然舉杯、碰杯，像往常一樣把這一杯酒喝下去。

從參觀“向陽號”時罕見的配合合影，到對飲食起居突然多出來的幾絲講究，再到那一句略帶預感的話，彼此之間看似零散，串起來看，卻構成了他晚年生活節奏的一個明顯轉折點。

對熟悉他的人來說，這種轉折，既讓人心里發緊，又讓人隱約感到，他其實早已在悄悄做準備——既對身體的變化有所認識，也對可能到來的結局保持一種平靜。對一個在戰場上經歷無數生死關頭的將軍來說，這種態度，并不突兀。只是旁人，在那一刻，多半還來不及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