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三國耗盡英雄氣，兩晉盡是鼠輩出”這句話？

提起五代十國，腦海里先冒出來的是李存勖三矢雪恨的豪情，是郭文仲傳位給侄子的坦蕩，是周世宗柴榮神武英略的雄姿；再看兩宋，三百余年的時光里，似乎總少了點金戈鐵馬的霸氣，反倒留下了不少割地賠款、偏安一隅的遺憾。

于是坊間便有了“五代耗盡英雄氣，兩宋盡是鼠輩出”的說法，這話聽著極端，卻也戳中了不少人對這兩個時代的印象，究其根本，并非兩宋真的無才，而是時代底色和歷史選擇，造就了這般鮮明的反差。

五代十國雖亂，卻是個英雄扎堆、憑本事說話的時代。朱溫篡唐開啟五代，此后五十余年里，中原換了五個王朝、十三個皇帝，南方還有十國割據，天下大亂，卻也給了各路英雄嶄露頭角的機會。

李存勖作為梨園鼻祖，前半生卻是實打實的戰神，帶著父親的三矢遺愿，滅后梁、驅契丹，憑一己之力打出后唐的江山；郭文仲（郭威）白手起家建立后周，不念血脈親疏傳位于賢侄柴榮，這份胸襟在帝王之中實屬罕見；

柴榮更是天縱英才，南征北戰想要重整山河，只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就連最終黃袍加身的趙匡胤，也是從行伍之中拼殺出來，一身武藝和軍事謀略，在五代的英雄堆里也能占得一席之地。

那個時代的英雄，各有各的傳奇，各有各的血性。沒有太多條條框框的束縛，兵強馬壯者便能逐鹿中原，有本事的人從不會被埋沒。

就像三國時的劉備顛沛流離仍能崛起，五代的英雄們也都在亂世里摸爬滾打，靠著自己的能力闖出一片天。而且五代的英雄故事，帶著最原始的熱血與豪情，李存孝被評“將不過李”，一身武藝冠絕天下；

史萬歲轉戰千里，憑一己之力威震邊疆；麥鐵杖喋血遼東，用性命詮釋武將的忠勇。這些人或許不是完美的圣人，卻都有著鮮明的英雄特質，敢打敢拼，快意恩仇，把那個混亂的時代，硬是撐出了幾分氣吞山河的架勢。

可偏偏就是這樣的英雄氣，仿佛在五代被消耗殆盡，到了兩宋，便換了一番光景。有人說兩宋盡是鼠輩，這話其實有失偏頗，兩宋并非無才，只是英雄的生長土壤，被徹底改變了。

趙匡胤靠著陳橋驛兵變登基，深知五代武將篡權的弊端，于是杯酒釋兵權，削奪武將權力，推行重文輕武的政策，“削奪其權，收其錢谷，制其精兵”，把武將的兵權牢牢收在中央。

這一政策的初衷，是為了穩定政權，避免重蹈五代亂世的覆轍，卻也從根本上掐斷了武將成長為頂級英雄的可能。

兩宋的朝堂，文人成了主角，武將的地位一落千丈。哪怕有岳飛、韓世忠這樣的猛將，也難有大展拳腳的機會。岳飛揮師北伐，郾城、潁昌大捷打得金軍聞風喪膽，眼看就要收復中原，卻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最終冤死風波亭；

韓世忠黃天蕩一戰困住金軍，卻也因朝廷的主和政策，難有更大的作為。他們空有一身報國之志，卻抵不過朝堂上的文臣掣肘和帝王的猜忌。就連北宋的狄青，雖在西北立下赫赫戰功，卻因出身武將，始終被文臣排擠，最終郁郁而終。

更關鍵的是，兩宋沒有培養“頂級帥才”的土壤。五代的英雄，能指揮大兵團作戰，能憑一己之力定天下大勢，可兩宋的武將，哪怕是岳飛、孟珙這樣的名將，也從未有過節制各路兵馬、獨掌大局的機會。

曹彬作為北宋第一良將，雍熙北伐時卻連糧草都準備不周，最終全軍覆沒；吳玠、吳璘兄弟鎮守川蜀，雖打贏了和尚原、仙人關之戰，卻也只是被動防御，從沒有機會主動北伐、收復失地。

不是這些武將能力不行，而是朝廷的制度，讓他們只能做“守成之將”，做不了“開疆之帥”。

反觀兩宋的文臣，雖有王安石、范仲淹這樣想要變法圖強、收復失地的有識之士，可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范仲淹的慶歷新政也無疾而終，朝堂上更多的是主和派、保守派，面對遼國、金國、西夏的入侵，總想著割地賠款、委曲求全，少了點五代英雄的血性。

宋太宗兩次北伐慘敗后，便再也沒有主動北伐的勇氣，此后的帝王，更是多了幾分軟弱，面對外族入侵，第一反應不是反抗，而是求和。這樣的朝堂氛圍，自然難出頂天立地的英雄，反倒讓不少人覺得，兩宋的臣子，少了點骨氣。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故事的傳播度。五代的英雄雖多，可他們的故事，大多散落在史書之中，沒有像三國蜀漢那樣，被塑造成家喻戶曉的傳奇。

而兩宋的故事，被更多記住的，是靖康之恥的屈辱，是偏安江南的無奈，是岳飛冤死的遺憾，這些負面的印象，蓋過了那些武將的努力。就像兩晉其實有祖逖、謝安這樣的英雄，卻因沒有蜀漢那樣的傳奇內核，而被后人淡忘；

兩宋的武將，也因制度的束縛，沒能留下可歌可泣的傳奇，反倒讓“鼠輩出”的說法，流傳開來。

說到底，“五代耗盡英雄氣，兩宋盡是鼠輩出”，從來都不是五代把英雄氣用光了，也不是兩宋真的沒有人才，而是歷史的選擇，讓兩個時代有了截然不同的氣質。

五代的亂，給了英雄生長的空間；兩宋的穩，卻以犧牲武將的活力為代價。三百余年的兩宋，雖在文化、科技上達到了頂峰，卻因重文輕武的政策，少了點金戈鐵馬的英雄氣，而五代的英雄們，雖在亂世里綻放光芒，卻也因時代的混亂，沒能留下長久的基業。這或許就是歷史的無奈，魚與熊掌，終究難以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