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就任首相不久的高市早苗,本想以強硬姿態開啟執政之路,卻在短短幾天內接連遭遇來自中國的精準反制、國內輿論的猛烈抨擊以及對美外交的被動裹挾,陷入上任即遇困的尷尬局面。
而這一切既是日本長期推行“軍民融合”擴張政策、在涉臺問題上不斷觸碰中國核心利益的必然結果,也是其在中美大國博弈中盲目選邊站隊、犧牲國家自主與經濟利益的現實代價。
中國在春節后首個工作日便果斷出手,將20家日本企業列入出口管制關注名單,看似是一次經貿領域的監管動作,實則是對中日之間長期存在的“模糊博弈”的徹底終結,標志著兩國關系從過去的政經分離、模糊共存,轉向底線清晰、規則明確、權責對等的新階段。
長期以來,日本打著“民用技術發展”的旗號,暗中推進極具擴張性的“軍民融合”戰略,試圖在不引發國際社會強烈警惕的前提下,快速提升軍事工業能力與實戰裝備水平。
早在2023年7月,日本防衛省就公開對外“招安”,將大約200家原本專注于民用領域的科技企業、初創公司納入國防研發體系,通過政府資金扶持、技術對接、項目整合等方式,把無人機、網絡防御、衛星通信、高端芯片、精密制造等原本用于民生的尖端技術,直接嫁接到自衛隊的裝備升級計劃之中。
三菱、富士通、川崎重工等日本老牌工業巨頭,更是早已與防衛部門形成深度綁定的默契關系,表面上從事汽車、電子、機械、造船等民用產品生產,暗地里卻長期為軍事裝備提供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與整體系統支持。
這種“灰度生存”模式,讓日本相關企業長期占據兩頭紅利:一邊深度依托中國龐大的市場、穩定的供應鏈與高效的生產體系賺取巨額利潤,另一邊又將從全球市場積累的技術、資金與產能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日本軍事擴張體系中,成為其突破和平憲法約束、推進軍力擴張的重要支撐。
中國對此始終保持高度警惕,過去出于維護雙邊經貿關系與地區穩定大局,多次以溝通、交涉、提醒等方式表達關切,但日方不僅沒有收斂,反而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不斷模糊民用與軍用的界限,把中國的克制當成可以肆意利用的空間。
面對日方一再試探底線、拒不整改的態度,中國不再繼續維持表面的溫和與模糊,而是選擇以法律為依據、以規則為武器,對日本“軍民融合”鏈條實施外科手術式精準打擊。
2026年2月24日,中國商務部正式發布公告,將巴魯株式會社等20家日本實體列入出口管制關注名單,這一舉措絕非普通的貿易限制,而是從根本上重構了中日兩用物項貿易的游戲規則。
此次管制最關鍵、最具約束力的部分,并非直接禁止相關貿易,而是實行“逆向舉證”原則:被列入名單的企業,將不再享受通用許可、快速登記等便利化措施,想要從中國進口相關物項,必須主動提交詳細的風險評估報告,自行證明相關產品、技術、零部件不會被用于軍事目的。
更重要的是,政策明確單項許可審查期限不設上限,這意味著中國不僅掌握著供應鏈的“開關”,還掌握著審批節奏與主動權,從根本上杜絕了日方通過拖延、隱瞞、變通等方式規避監管的可能。
與此同時中國還全面封堵了經由第三國轉口、繞道規避管制的漏洞,讓此前日本試圖利用其他國家作為“中轉站”的幻想徹底破滅。
事實上早在2025年1月,中國就已經針對日本實施了首輪軍民兩用物項出口管制,而此次升級措施,相當于把監管之網越收越緊,徹底堵死了日本企業“一邊賺中國錢、一邊搞軍工擴張”的灰色通道。
在經濟層面遭遇精準點穴的同時,高市早苗內閣在政治外交上也陷入極度被動,其激進對華路線引發的負面效應集中爆發。按照國際通行外交慣例,一國新首相或新政府就職,鄰國通常會按照雙邊關系現狀發出賀電,以示基本尊重與外交禮儀。
但高市早苗當選之后,中方始終保持沉默,沒有按照慣例發出賀電,這種外交層面的冷處理,本身就是一種清晰而強烈的信號。
原因非常明確:高市早苗在2024年曾多次發表極端激進、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涉臺錯誤言論,公然將臺灣地區與所謂“日本安全”綁定,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傷害中日關系政治基礎。
中國外交部對此回應直截了當、毫不妥協:中日關系要想重回正軌、實現真正的戰略互惠,日方必須先撤回錯誤涉臺言論,以實際行動尊重中國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而不是用漂亮的外交辭令粉飾太平、掩蓋挑釁本質。
這種不妥協、不客套、不模糊的強硬態度,徹底打破了日方“嘴上緩和、行動強硬”的兩面派幻想,也讓高市早苗內閣在對華外交上陷入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高市早苗苦于無法打開對華僵局、國內輿論壓力不斷上升之際,其盲目追隨美國的外交路線,又讓日本付出了難以承受的經濟代價,進一步激化國內矛盾。
2025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做出歷史性裁決,廢除前政府以“國家緊急狀態”推行的關稅政策,這一判決直接引發全球貿易格局劇烈震蕩,歐盟、印度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紛紛重新評估對美貿易承諾,不再無條件追隨美國單邊主義政策。
然而高市早苗內閣卻在此時選擇一條極其孤立且危險的道路,為了換取美國對其擴軍、修憲路線的支持,主動向美國表忠心,高調宣布美日貿易協定依然完全生效,并迅速推進總額高達5500億美元的對美投資計劃,首期投資規模就達到360億美元。
5500億美元,這一數字甚至超過日本政府一整年的財政總收入,在日本國內經濟長期低迷、老齡化嚴重、政府債務負擔早已突破警戒線的背景下,如此巨額的資金外流,無異于日本向美國繳納的一筆天價“忠誠稅”。
日本民眾清晰地認識到,這筆巨額讓利最終會轉化為本國民眾的稅收負擔、福利削減與企業成本上升,因此高市早苗的對美妥協協議被國內輿論怒斥為“賣國協議”,“賣國”一詞迅速登上日本熱搜,街頭抗議此起彼伏,民眾不滿情緒持續高漲。
縱觀高市早苗上任以來的一系列操作與中日博弈的最新態勢,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國的一系列舉措絕非簡單的報復或反制,而是一場有理有據、有節有力的規則重塑。
中國的底線非常明確:中國堅持開放合作,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國家開展正常經貿往來,但絕不允許任何國家一邊從中國市場獲取巨大利益,一邊又利用中國的技術、產品、零部件打造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裝備;
中國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與外交政策,但絕不接受任何國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觸碰臺灣問題這一核心底線,絕不接受任何國家在涉及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問題上肆意挑釁。
對于日本而言,當前的困境完全是其錯誤政策自我導致的結果,如果繼續執迷不悟,堅持在大國博弈中盲目選邊站隊,在軍事擴張與涉臺問題上不斷越線,那么未來必將面臨更加嚴厲的反制、更加孤立的處境、更加沉重的經濟與政治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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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系的未來,并不取決于單方面的喊話或幻想,而取決于日方能否真正拿出誠意,糾正錯誤,恪守承諾,回到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管控分歧、合作共贏的正確軌道上來。
在2026年這個地緣政治格局加速演變、大國博弈日趨激烈的關鍵節點,日本的選擇不僅決定兩國關系走向,更將深刻影響自身的前途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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