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2026年第一季度,“戰略自主”“經濟競爭力”和“減少技術依賴”是德國總理默茨在達沃斯論壇、德意志交易所及慕尼黑安全會議發言中的關鍵詞,曾以“跨大西洋主義者”著稱的他坦言這種“降依賴”敘事同樣適用于對美關系。作為二戰后和美國軍事與經貿聯系最為緊密的歐盟國家之一,德國正開始反思對美國依賴。隨著對與美國同盟關系的信任大幅下降,德國跨大西洋認同的根基逐漸動搖。
在聯盟防務上,德國陷入對美信任危機。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提出“聯盟防務成本轉移”。面對美國壓力,2025年北約峰會上各國同意將國防支出在2035年前提升至占各國GDP的5%。德國為此修改憲法,其國防預算未來將不再受“債務剎車”財政紀律制約。至2029年核心國防支出將滿足占GDP3.5%的北約標準。然而,德國在北約聯盟防務費用上的妥協未能換來特朗普政府在俄烏和談中對歐盟意見的尊重,也未能說服美國放棄對格陵蘭島的權力訴求。默茨在達沃斯論壇上直言,歐洲須具備獨立防御能力,捍衛歐洲主權,減少經濟和技術依賴,針對美國之意明顯。德國科學與政治基金會報告指出,保障歐洲安全數十載的美國治下的“和平時代”即將結束,歐洲必須討論擺脫對美依賴路徑,包括“北約歐洲化”的可行性,即由歐洲國家接管北約作戰和戰術指揮機構。鑒于此,在歐洲安全上,德國難以再完全信任美國,轉而致力于提升歐盟防御力,但在操作層面仍面臨較大阻力。一是,在歐洲,德國擁有最多美軍基地,二戰后德美防務合作在技術與指揮層面高度互嵌;二是,德國與歐洲依賴美國“核保護”,法國和英國核資源不足以覆蓋歐洲全境;三是,德國促進國內軍工發展,但塑造歐洲共同防務市場、提升歐盟軍備互操作性至少需要5至10年時間。
在經貿投資上,德美在全球自由貿易秩序上的共識消散,雙邊經貿關系降溫。美國一直是德國最大的出口國,德美雙邊經貿投資關系密切。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美國將關稅武器化,迫使歐盟在北約防務分擔以及對美國科技企業限制上讓步。德國為留住美國對歐洲的安全保障以及避免更大經濟損失,曾力主美歐達成新關稅協議。但此后美國仍以“國家安全”為由發起關稅威脅。今年1月美國威脅對德國等8個向格陵蘭象征性派兵的歐盟國家加征關稅,雖又取消,卻暴露出美國關稅政策的隨意性與反復性,加劇了德企對美投資恐慌。2025年德國對美國直接投資腰斬,同比下降45%,對美國出口下降約9%。
跨大西洋價值觀共同體陷入危機,德國“跨大西洋主義”認同動搖。二戰后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援助西歐,聯邦德國在戰后得以重建經濟。杜魯門政府以遏制蘇聯為主要目標,支持阿登納政府融入西方。1955年,西德加入北約,在冷戰兩極格局中,德美軍事合作密切。1963年肯尼迪總統“我是柏林人”的演講在德國回響半世紀有余。自由民主價值觀成為二戰后德國政治文化的核心所在,并成為跨大西洋同盟凝結劑。至今,德國領導人訪美時常重提往事,對美國戰后經濟援助表達感激。但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德美價值觀分歧日益凸顯,雙方在多邊主義、國際法與全球治理上的共識所剩無幾。美國新保守主義學者羅伯特·卡根直言,二戰后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結束,特朗普意圖重返19世紀的國際秩序,但美國并未踐行門羅主義中“孤立主義”的要義——即對國際事務保持淡然,而是奉行“強權政治”的邏輯,肆意揮霍其實力與權力。德國極為擔憂二戰后由美國主導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將倒退至“基于實力”的霍布斯式叢林世界。
在格陵蘭島危機發生前,科爾伯基金會民調中就已有73%的德國受訪者認為德美關系不佳。德國對美國的“綏靖”并未促使美國對歐政策變得寬容,美歐在聯盟價值觀、聯盟安全以及經貿規則上的裂痕日益加深。格陵蘭島危機后,德國政界開始反思對美依賴,這種反思體現德國意識到對美國在外交、軍事與經濟上的一味追隨有損德國與歐盟自身利益。當前德國“去風險、降依賴”政策同樣適用于美國。然而,德國與歐盟的覺醒并不及時,德國政界有關歐盟戰略自主與自信的“豪言壯語”仍面臨較多現實制約,特別是歐盟防務自主擁有諸多制度與能力上的缺陷。(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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