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美國政府宣布允許英偉達向中國出口其AI核心訓練芯片H200后,全球半導體和人工智能算力領域都把目光聚焦到了這場復雜的政策博弈中。
按理說這項政策應當給英偉達帶來重回中國最大市場的機會,也似乎預示著中美高科技貿易摩擦的一次松動。
事實卻出乎許多人意料:這項看似利好銷售的出口許可,在政策與執行細節上出現了巨大障礙。
截至目前中國市場上毫無H200芯片的正式銷售記錄,這一現實不僅讓英偉達陷入尷尬,也引發業界對美國出口管制政策的重新審視。
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允許出口”卻“一個訂單都沒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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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官方聲明及社交媒體上宣布,允許英偉達向中國市場出口其第二代AI訓練芯片H200,這被業內視為美國政府對此前嚴格出口限制的一次松動。
按官方透露該政策將允許在滿足特定審查條件下,對中國“獲批準的客戶”出售H200芯片,并且美國政府有權從對華銷售收入中提取高達25%的費用作為附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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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政策發布后過去數月的時間里,中國市場尚未出現任何一筆H200芯片訂單落地或交付的公開記錄。
就在2026年2月,美國商務部一名負責出口執法的高級官員在美國眾議院聽證會上明確表示,截至目前相關出口銷售數量尚為“零”。
從字面上看,這不是“減少”或“延遲”,而是實打實的“歸零”。政策的宣布與實際效果之間出現了巨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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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允許出口”卻沒有任何成交?
核心問題不在于英偉達不愿銷售,也不在于中國市場沒有需求,而在于美國政府內部的復雜管控與審查流程。
美國給出的出口許可并非簡單的開放,而是一套結構化且高級復雜的跨部門審批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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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開信息,美國商務部、國務院、國防部、能源部等多部門都會參與對每一個出口許可申請的審查與批準,而在這些審查中,任何部門都有權提出附加條件、限制甚至否決權。
特別是國務院在政策執行上扮演了關鍵角色。
多位觀察人士指出,國務院及其他部門反復強調要在國家安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進行銷售,因此對出口許可的具體條件和評估標準設定了更高門檻。
政策細則中存在的苛刻審查條件、客戶資格篩選以及可能對銷售收入的高比例分成機制,都顯著提高了英偉達正式獲得許可的難度。
從這層面看這已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貿易政策調整,而是反映了美國政府在國家安全、技術領先與經濟利益之間的巨大博弈。
在這樣的政策框架下,中國的潛在需求方也采取了極為謹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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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美國發布了出口許可的政策聲明,但許可細則、客戶資格清單、稅收條件、監管合規路徑等核心條款仍未最終確立,這導致中國的AI企業和數據中心采購負責人難以在不確定性極高的環境下完成采購決策。
據了解部分中國企業在審核條件尚未明確時“根本不下訂單”,因為他們擔心訂單一旦下達,后續可能無法獲得穩定的服務支持、軟件生態更新、或遭遇隨時可能收回的許可限制。
這種不確定商業風險,使得企業不愿在策略布局與核心業務上押注于一個隨時可能被政策中斷的供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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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市場邏輯出發,這種審慎不僅是商業風險管理,也是對供應鏈戰略自主性的深思。
中國科技企業在過去幾年不斷強化自身芯片研發與算力生態建設,這令它們對外部技術供應的依賴程度逐步降低。
對英偉達CEO黃仁勛而言,這種政策與市場的“雙重夾擊”無疑是一種錯綜復雜的挑戰。
一方面中國過去曾是英偉達最重要的AI芯片市場之一,市場占有率一度超過90%。而出口管制后,市場份額驟降甚至被壓縮到了幾乎為零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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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偉達并非沒有嘗試緩和這種局面,早在2025年,公司就開始與美國政府積極溝通,并推動相關許可政策的出臺。
黃仁勛多次公開表達對出口管制政策造成市場損失的擔憂,并稱如果出口限制不放松,將導致公司失去在全球最大AI市場的競爭優勢。
即便政策正式出臺,實質性銷售卻沒有產生,這對公司營收與市場戰略構成實質性壓力。
從更深層次看這種尷尬也反映了英偉達作為一家高科技企業,在國家政策博弈中面臨的權衡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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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服從本國國家安全優先的國家政策,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持全球市場的業務增長。
雖然短期來看H200未落地顯得令人失望,但從長期的戰略格局理解,這一事件其實是中美科技競爭的一次縮影。
美國出口管制政策的核心目標是遏制最尖端AI技術向潛在對手擴散,以維護自身的技術領先優勢。
然而這種做法也帶來了副作用:在封鎖最先進芯片出口的同時,也可能促使對方加速自主研發和技術替代。
近期中國本土AI芯片、算力平臺和大模型生態的快速發展,正是在此背景下獲得了更多市場空間和技術迭代機會。
對中國而言,提高科技自主可控能力已經成為共識。因此,無論未來H200是否真正進入中國市場,中國企業在自主芯片和AI生態建設上的推進都不會因一時的外部技術供應變化而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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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允許英偉達出口H200芯片的政策,雖然名義上是放松管制,但復雜的多部門審批、嚴苛的條件設置以及市場的審慎反應導致“一個訂單都沒成交”。
這不僅說明政策落地的難度,也反映出中美在高科技出口管制與戰略自主之間的深層矛盾。
對英偉達而言,這既是商業機會也是政策風險;而對中國科技產業來說,這進一步強化了技術自主與供應鏈自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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