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一教授去世，享年102歲

原溫州師范學院心理學教授、溫州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符丕盛老師，因年邁于2026年2月18日上午6時50分逝世，享年102歲。

為緬懷符丕盛老師，本平臺特重發(fā)2016年《溫州人》雜志刊載的《赤子之心 昭然如月——記溫州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符丕盛教授》一文。該文2016年由符丕盛老師口述，施菲菲老師整理。

記者：

“黃埔軍校”在風云跌宕的民國歷史中有著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而“黃埔軍人”在現(xiàn)代人的心目中則是帶有些許神秘感的特殊群體。現(xiàn)年92歲的符丕盛先生身上的“教授”和“黃埔”的標簽，讓人更有“特殊群體”中的特例之感。

耄耋之年，作為溫州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整整20年，他每天騎著自行車從信河街來到黎明路上班。

元月，筆者有幸聆聽這位思路清晰、視聽敏銳、謙和有禮的老者敘說他歷時半個多世紀的坎坷人生。

赤子之心 昭然如月

——記溫州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符丕盛教授

黃埔軍校畢業(yè)照

我的經(jīng)歷與我那些出生入死、歷經(jīng)血雨腥風的同學相比，實在算不上“坎坷”。 1997 年在北京參加全國黃埔軍校第二次會員代表會議，與我分在同一個討論組的北京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曾有民國時期將軍軍銜的李默庵說：在我們黃埔同學中，你是少有的能平平安安走過來的幸運者，你是無意識地抓住了機遇，讓“重在表現(xiàn)”的政策在你身上生效。為你慶幸哦！

是的，我慶幸我的命運之中總會出現(xiàn)讓我“柳暗花明”的機遇和為我“遮風擋雨”的貴人。

報考黃埔軍校

1925年，我出生在遼寧蓋州一個鄉(xiāng)村，祖父是給地主家趕大車的。父親成年后，也是在鎮(zhèn)上的大石橋做搬運工。因為逃債，后來移居到海邊的熊岳鎮(zhèn)，挑擔沿街叫賣海鮮，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我11歲才上小學，當時的東北被日本侵略者占領，學校把日文列為主課，他們千方百計地向學生灌輸?shù)氖桥逃５搅诵W五年級時，家里再也沒錢供我讀書，我輟學到撫順市一家的藥店當學徒。

從“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日本人一直強占東北三省，作為中國人，我雖然年紀小，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怒火一直在我心中燃燒。當學徒的幾年中，我堅持自學文化，還利用晚上時間去讀夜校，夢想著有朝一日考上軍校，成為一名像當時流傳的故事中那些英勇的中國軍人，為抗日救國出力。

抗戰(zhàn)勝利，我家家境稍有好轉，我憑著自學的文化功底，考上沈陽國立第三高中。畢竟沒讀過初中，趕功課很吃力，我擔心自己難以考上大學。再說日本投降，國軍部隊浩浩蕩蕩開進沈陽，接受這個東北的大城市。看到中國人自己的軍隊武器精良，戰(zhàn)士服裝整齊、英姿颯爽，那種浩氣，那才叫威武，讓差點當了亡國奴的東北人是多么地揚眉吐氣。這種激動人心的場面定格在我的腦海里，更堅定了我要當一名軍人的念頭。

1947年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在沈陽招生，我為了要穿上那身威武的軍裝，義無反顧地去報考，當時我并不知道此校就是赫赫有名的黃埔軍校。

錄取后，我們在葫蘆島碼頭坐上軍艦先到上海，從上海換船到成都，先要在成都雙流訓練六個月，才能成為正式的軍校學生。

黃埔軍校分有步兵、騎兵、炮兵、輜重兵等類別，因為我身材高大，熊腰虎背，被分列在輜重兵科。

當時內戰(zhàn)已開始，物質匱乏，軍校生活很艱苦，訓練卻非常嚴格，不管怎么寒冷，軍號一響就得起床訓練。夜間，經(jīng)常搞緊急集合，我們扛著槍炮，穿著草鞋爬山涉水。宿草叢，吃干糧，我們吃不飽，穿不暖的。

本來學制是四年，因為局勢變化，我們只學了兩年，1949年上半年就提前畢業(yè)了，我被分配到浙江衢州第六編練處。

當時家里來信說東北已經(jīng)解放了，我很想回家，不再想當我少年時夢寐以求的威武軍人了。我與三位同學一起離校，我們到了柳州，我的行李箱丟了，里面放著我所有的衣物和證件。同行的鄧達同學的老家在江西進賢縣，他的父母收留了我們。

兵荒馬亂，交通阻塞，沒有路費，雖然鄧家對我很客氣，但寄人籬下，身無分文，那感覺是很糾結人心的。后來收到哥哥的來信，說北平已經(jīng)和平解放，他在天津做生意。我決定北上找哥哥。

從輔仁大學到北京師大

在哥哥支持下，我在北京報考大學。當時有兩座學院錄取了我。一是朝陽法學院；一是教會辦的輔仁大學。朝陽法學院在民國時朝是名牌大學，后來聽說考上法學院的學生先要下鄉(xiāng)搞土改，我退卻了，選擇了輔仁大學教育專業(yè)。

小時，父母親就肯定我有個好個性：責任心強，不管做什么事，只要接受了，就會千方百計地去做好。1949年考上輔仁大學后，我就給自己立下座右銘：少說話，多做事，把教育專業(yè)的功課學好。雖然我是“黃埔軍校畢業(yè)生”，但在內戰(zhàn)中，我沒上過戰(zhàn)場，更沒放過一槍，我只是一個清清白白的學生，我要以實際行動證明我對新中國的熱愛和忠誠。我相信政府的“重在表現(xiàn)”政策。

新中國剛剛成立，萬物復興，尤其是提高國民的文化教育水平被提到當務之急。一位比我高一年的學長王振家（他是北平地下黨，后來我猜想是他在背后幫助我，使我順利讀上教育學研究生）找我商量，說他們在鼓樓辦了一座工人夜校，很需要教師，問我能否參加工人文化補習班的工作，去那里兼課，我一口答應下來。

在學校里，我是班長，后來還是系學生會主席，我邀請來幾位同學，每天帶著他們去離學校很遠的鼓樓夜校上課。我們的工作做得很好，風里來雨里去的，一直堅持工作了半年。大學生們給工人上課，社會反響很好，工人老大哥常常表揚我們，那位王姓同學更是滿意得不得了。

不久北京西城區(qū)教育局為給失學兒童辦補習學校，區(qū)領導了解了我們在鼓樓夜校上課的情況后，要我去籌辦這個兒童補習學校并兼任校長。我又利用課余時間承擔起這項艱難的社會工作。學校有400多名孩子，任課的老師都是我邀請的輔仁大學的同學。我們根據(jù)學生不同文化程度，給他們編班，因材施教，讓這些在舊社會失學的孩子在半年的時間里學到他們這個年齡段應該具有的文化水平，然后送到全日制學校正式上學。

那時確實是“激情燃燒的歲月”，我和我的同學克服了重重困難，以極高的熱情投入這項“提高國民文化水平”的活動中，我們的工作做得風生水起，得到各級領導的贊賞。學校更是滿意，給我的“群眾教育”這門功課罕見的滿分。

我和我的愛人劉好蘭也是在這段時間戀愛的，她與我是同班同學，我們在給夜校上課、給失學兒童補課的社會活動中走得更近，更相知。1954年，我們在天津結婚，哥哥將自己一間房子給我們作婚房，我們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輔仁大學教育系并到北師大教育系，我和劉好蘭都轉到北師大繼續(xù)學習。

1953年，我本科畢業(yè)，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上級的分配旨令。我生怕我的“黃埔經(jīng)歷”會給我的分配蒙上陰影。分配的告示都貼出來了，我與劉好蘭始終找不到自己的名字。

出乎意料的是學校決定我們倆人留校繼續(xù)深造，就讀剛剛籌辦的“研究生院”。我攻讀心理學專業(yè)，劉好蘭攻讀教育學專業(yè)。

當同學們以羨慕的眼光看著我們時，我自己也納悶：是我的積極的表現(xiàn)抵消了我那“黃埔身份”，還是哪位善良的貴人在背后幫助了我們。

1955年符丕盛獲碩士學位照

1955年，我“北師大心理教育系研究生”畢業(yè)，并獲碩士學位。大部份同學都分配到東北、西北，我和劉好蘭又出乎意料地被分配到上海師院。臨行時，北師大人事處干部找我談話，他說：你在校學習成績不錯，政治表現(xiàn)也很好，對你的政歷問題，組織上給你下的結論是“一般政治問題”，你不必顧慮，黨的政策是“重在表現(xiàn)”。只要好好工作，你一定能干出成績。

在那么多的“黃埔人”之中，我確確實實是領受到“重在表現(xiàn)”政策光環(huán)的幸運者之一呀！后來，聽到我的同學所經(jīng)受的諸多磨難，我更是為自己能有如此的“特殊經(jīng)歷”而感恩不盡！

1954年結婚照

在上海師院，學校分配給我們一套房子，我把東北的父母也接過來一起生活。大女兒在北京出生，叫燕燕；二女兒在上海出生，叫申申。

在溫師院任教并評上教授

1958年，溫州師專升級為“溫師院”，我與劉好蘭等9位作為骨干教師，被調到溫州支援“溫師院”。從此以后就一直在該校工作，整整40年，1998年退休。我們一家四代人都生活在溫州，與鹿城結緣至今。

剛到師院，條件很艱苦，我在上海師院一月工資82元，到了溫州，因為“地差”原因，只72元。一家六口就住在學校大禮堂樓上西邊的化妝間里，夏天沒有蚊帳，冬天北風呼呼地穿過板壁。沒有馬桶，要到公共廁所解決內急……

走上工作崗位后，我的人生座右銘還是：少說話，多做事，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心跡。

在師院，我教心理學，劉好蘭教教育學，學生很歡迎我們的功課。

1964年，溫師院撤消，改為“溫州地區(qū)教育函授站”。沒有了學生，我的工作改為做“教學調研工作”。就是調研農(nóng)村、山區(qū)農(nóng)業(yè)中學的教學情況。我們常常要背著行李，跋山涉水到最偏遠的山區(qū)去調查那里的教育情況。沒有車，沒有公路，我們在田間小路、崎嶇的山路上走。一次，前不著村，后不見店，我口渴得要命，只得去喝農(nóng)田里的水，同行的人很擔心，生怕我喝了這些臟水會中毒。

文革中，學校調我去溫師院校辦工廠，負責做材料供應工作。不懂機械、不懂經(jīng)營，但只能服從安排。為了盡職，我東奔西走，自己掏錢買香煙，自己掏錢招待客戶吃飯。那些緊缺的物質，如椴木、電解銅、鋁錠等，都被我采購過來。我的成功，解決了校辦廠的燃眉之急，讓廠長驚喜不已。

“經(jīng)濟大清查”時，梳理廠里的賬目，我一清二白。大家都知道我的人品：實事求是，公私分明。

當然，在“文革”中也出現(xiàn)過幾次整我的風波。比如，師院開運動會，因為我的嗓門大，安排我當“司令員”，喊起跑的口令。凡是單位的安排，我都會服從，并且很認真地去完成，領導因此表揚我。有人就貼出大字報反對，說一個國民黨的兵有什么權力來給“工農(nóng)兵學員”發(fā)號司令。

我在輔仁大學讀書時，我的俄語老師叫“彼得”，我是這門功課的課代表，再說成績又好，老師自然很喜歡我。有一次，老師在課堂提問“對杜威的教育思想的看法”時，我的點贊讓老師非常滿意。

有人貼出大字報說我是“修正主義培養(yǎng)的苗子”。但這些風波都沒有釀成“坐牢判刑”的大禍，我始終受到單位領導的信任。

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我們一家人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過日子，尤其我的妻子，每當政治風云卷起時，她日夜擔憂，生怕哪天飛來橫禍。

當選會長，堅持崗位二十年

1995年，溫州市黃埔軍校同學會換屆，由老會長卓力文先生推薦，經(jīng)溫州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批準，我被選為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2004年，又被選為浙江省第三屆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

溫州黃埔軍校同學會活動

任職二十年來，每年幾次的政策學習會，接待外地來溫交流的客人，還有周年慶、春節(jié)、端午、中秋的節(jié)日慰問，給臺灣的和海內外的黃埔軍校同學發(fā)新年賀卡等等工作，我都有條不紊地展開。我還擔任過一屆溫州市人大代表、一屆浙江省政協(xié)委員，至今還蟬聯(lián)五屆溫州市政協(xié)常委會常委，最近幾天正在忙著寫建言。雖然92歲了，我還是不遺余力地把這些還需要我做的社會工作一樣一樣做好，不負重托。

我是黃埔軍校第22期學員。在北伐戰(zhàn)爭中，在抗日戰(zhàn)爭中，黃埔軍校涌現(xiàn)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他們?yōu)榫葒让裨⊙獖^戰(zhàn)，用生命和鮮血鑄就了“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當前，中華民族面臨偉大復興的重要歷史時期，我們黃埔人仍然還要發(fā)揮“愛國?革命”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為完成祖國的統(tǒng)一大業(yè)貢獻綿薄的力量。我感到我做的這個工作很有意義。

現(xiàn)在，我們溫州黃埔軍校同學會會員只有19人，市區(qū)只有9人，并且都是高齡的老者，都走不動了。我們的聯(lián)絡也只能通通電話，我們大家在電話里說說話，交流交流情感，傳遞信息，也感到很溫暖、很親近。有人問我，為什么90多歲了，每天還從信河街的寓所騎車到黎明路的同學會會所上班。因為我心系祖國和平統(tǒng)一的大業(yè)，我要認真貫徹黃埔軍校同學會“發(fā)揚黃埔精神，聯(lián)系同學感情，促進祖國統(tǒng)一，致力振興中華”的宗旨，為圓中國夢竭盡我的一片赤子之心。

符老師92歲時，在辦公室的工作照

作為“黃埔人”，我很幸運，考入輔仁大學后，又在北師大獲教育專業(yè)碩士，后來又在上海師院、溫州師院任教，1990年評上教育心理學教授。在我的學習、工作環(huán)境之中，我的單位、我的領導，都能很到位地執(zhí)行“重在表現(xiàn)”的政策，由于他們講究方針政策，寬宏大量，才能讓我平平安安地學習、工作，使我能盡情發(fā)揮自己的才能，為祖國、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發(fā)揮熱量。我很慶幸，我也很感激！

（符丕盛口述，施菲菲整理，2016年5月完稿）

來源：溫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