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違法犯罪觀察報告之四：全年中介機構違法犯罪案件觀察

強化中介機構責任追究是近年來打擊財務造假的核心舉措。中介機構雖由發行人聘任并付費，但實際上須對投資人負責，發揮著為投資人專業把關的功能，其履職行為與資本市場的信息披露質量直接相關。

在發布第一期《二〇二五年度證券違法犯罪觀察報告之一：證券違法犯罪治理動態》、第二期《二〇二五年度證券違法犯罪觀察報告之二：全年內幕交易類案件觀察》、第三期《二〇二五年度證券違法犯罪觀察報告之三：全年信息披露類案件觀察》的基礎上，我們將視角轉入中介機構違法犯罪案件，發布第四期《二〇二五年度證券違法犯罪觀察報告之四：全年中介機構違法犯罪案件觀察》。該期同樣將先由宏觀視角切入，概覽全年中介機構違法犯罪行為的總體態勢，隨后深入具體行為譜系，探究各類中介機構常見的違法樣態，最后總結中介機構違法犯罪處罰的核心疑難問題。

執筆人：張啟明、許明、戴盛赟

一、中介機構違法犯罪案件概覽

（一）“罰得多”向“罰得準、罰得狠”轉變

一方面，在“懲防共治”的監管基調下，去年年初，國務院發布《關于規范中介機構為公司公開發行股票提供服務的規定》《會計師事務所從事證券服務業務備案管理辦法》，從源頭劃定了“紅線”，促進中介機構職業生態的重塑。同時，證監會發布財務監管報告，對上市公司所披露的財務報表中的各項會計處理問題進行細致列舉和規范指引，為審計機構履職樹立了“操作指南”。在這套措施之下，2025年全年，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去年對中介機構開出61張罰單，相較2023年的73項處罰、2024年的95項處罰呈現出首次顯著回落。這一拐點表明，高壓嚴打與源頭防治相結合的策略，正在有效地遏制失范行為蔓延的勢頭。

另一方面，在罰單總量回落的背景下，監管的“牙齒”依然鋒利，其核心體現便是對機構執業資格的處罰力度持續加碼。2025年的數據顯示，在61張罰單中針對頭部機構的巨額罰單頻現，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和保薦機構均有被處罰案例，其中，會計師事務所被處罰45家次，罰沒金額合計4.28億元。與此同時，涉及暫?；虺蜂N業務許可、責令關閉、暫不受理文件等“資格罰”的案例占比顯著，永拓會計師事務所證券服務業務備案被財政部、證監會注銷。這是備案制度改革以來，首家被強制注銷備案的會計師事務所。[1]這與2023年、2024年對嚴重違法機構從嚴懲處的監管趨勢一脈相承，監管部門不再一味追求處罰數量的多，而是向處罰的精準度和處罰的嚴厲性轉變，“罰得多”不及“罰得準、罰得狠”，通過剝奪或限制執業資格這一最根本的懲戒，逐步實現清退市場“劣幣”的效果。

（二）會計師事務所仍為處罰重災區，資產評估機構處罰占比有所上升

2025年，監管部門對中介機構處罰的類型分布呈現出鮮明的結構化特征。全年開出的61張罰單中，會計師事務所獨攬48張，占比高達78.7%。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失敗，直接動搖資本市場根基，因而成為全鏈條問責中最為關鍵的環節。根據研究團隊觀察，會計師事務所在履職過程中存在未保持職業懷疑、未有效識別舞弊風險、未能獲取充分適當審計證據、執行實質性程序不到位、執行控制測試程序不到位等大量問題，系違法違規行為名副其實的“重災區”。與此同時，資產評估機構收到5張罰單，占比8.2%，較往年顯著上升，反映出監管對重組交易中資產估值公允性問題的查處力度正在強化，事實上，資產評估機構喪失獨立性問題在實踐中由來已久，此前卻未得到有效監管。相較而言，保薦機構與律師事務所各獲4張罰單，分別占總數量的6.6%。

（三）司法機關以典型案例引導刑事追責，震懾中介機構財務造假行為

2025年全年，司法機關頻發典型案例，引導刑事追責，有效震懾了中介機構財務造假的行為。2025年年初，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第五十五批指導性案例，其中“檢例第219號”就涉及中介機構人員主動參與財務造假與過失未能盡責的情形。去年，北京市三分檢辦理的朱某某、劉某某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案，也被遴選為依法從嚴懲治中介組織財務造假犯罪的標桿。這些案例的示范意義，遠超出個案本身。它們清晰地向市場傳遞了刑事制裁的嚴厲性，更重要的是通過剖析審計機構負責人、券商項目經理等不同崗位人員在造假鏈條中的具體行為、主觀過錯與損害后果，避免責任認定的泛化，從而引導全行業形成敬畏法律、恪守職責的執業共識，在“零容忍”震懾與保障行業健康發展之間尋求精準平衡。

二、中介機構違法犯罪行為類型

中介機構的違法行為，根據行為模式、主觀惡性及危害程度，可以形成一條從主動造假到消極失守的清晰譜系。我們將中介機構的違法犯罪行為劃分為兩大類型：第一類是主動參與財務造假，提供虛假文件，第二類是履職未勤勉盡責。二者共同構成當前行政監管與刑事制裁的分析框架，在法律定性和制裁后果上存在本質區別。

（一）主動參與財務造假，提供虛假證明文件

該類行為是中介機構違法活動中性質最為惡劣、主觀惡性最深的一類。其核心特征在于，中介機構或其從業人員并非因能力不足或疏忽而犯錯，而是主動地、明知地參與或單獨實施財務造假行為，或為委托人提供財務造假的協助，其出具的證明文件的內容與客觀事實嚴重不符，構成對信息披露制度的根本性侵蝕。監管機構對該類行為往往予以嚴懲，此外，如達到刑事立案追訴標準的，多會被司法機關以“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追究刑事責任。

實踐中，該類行為的形態具體表現為以下三種：

第一，直接下場實施偽造文件、篡改底稿等行為。這包括出具“陰陽報告”、冒用他人簽名、偽造銀行函證回函、篡改工作底稿關鍵數據等。這些行為是造假鏈條上的具體技術動作，直接破壞了證明文件本身作為證據的真實性。

第二，指使、協助實施財務造假行為。相較于前者，此種行為更具隱蔽性和危害性，有可能表現為中介機構指使或者協助客戶偽造交易流水、虛構合同單據、設計復雜的資金閉環以虛構收入或資產。

第三，故意不履行審核職責，幫助財務造假。例如，會計師在未實施審計程序、未獲取審計證據的情形下，直接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再比如評估機構在未進行任何實地勘察、市場分析和數據測算的情況下，根據事先與客戶商議的評估價值直接作出評估結論。這些行為完全摒棄了專業服務所要求的基本流程，其出具的證明文件純屬“閉門造車”的產物，毫無事實基礎可言，其目的僅是為了滿足監管的形式要求，或協助客戶達成特定的交易目的，徹底喪失了職業獨立性與客觀性。

（二）履職未勤勉盡責

與第一類主動參與財務造假的行為不同，“履職未勤勉盡責”通常表現為嚴重不負責任的行為，在主觀上通常被定性為“重大過失”，但行為危害卻同樣巨大，系行政處罰的主體。該類行為的核心問題不在于出具了完全虛假的結論，而在于賴以形成結論的整個核查驗證過程存在嚴重缺陷，導致其未能發現本應發現的重大錯報或風險，使得失實的文件得以“合規”地流出。具體而言包括：

第一，就會計師而言，其可能在審計證據獲取或程序執行方面存在失職。一是，審計證據獲取不足，表現為審計底稿中缺失關鍵合同、產權證明等重要材料。二是，關鍵測試程序形同虛設，表現為在“穿行測試”和“控制測試”中，測試樣本量嚴重不足、樣本信息殘缺不全，甚至樣本單據本身日期矛盾，無法達到測試目的。三是，函證程序執行不到位，表現為對未回函或回函不符的異常情況，不執行必要的替代程序，或是對回函真實性喪失警惕，如對大批量回函快遞單號雷同、聯系人相同、印章名稱與發函對象不一致、回函時間高度集中等明顯預警信號視而不見。四是，基礎核查程序執行不到位，比如訪談流于形式、合同檢查浮于表面、憑證抽查覆蓋面嚴重不足，使得審計工作淪為“走過場”。五是，缺乏應有的職業懷疑，比如面對供應商與客戶存在隱秘關聯、新設空殼公司卻發生巨額交易等“紅色警報”，未實施任何進一步的審計程序，便輕易采信管理層的解釋等。

第二，就律師而言，其可能在法律風險核查方面存在疏漏。一是，核查范圍界定失當，表現為未能審慎識別并覆蓋“重大合同”“重要客戶供應商”，導致核查存在先天盲區。二是，核查深度嚴重不足，比如未對銷售合同的真實性進行審慎查驗，僅收集文件而不做交叉驗證，對潛在的關聯交易網絡挖掘不足。三是，盡職調查程序流于形式，比如走訪程序未能有效核實對方身份與意愿，工作底稿未能完整保存核心法律文件，甚至出現遺失底稿后復制券商底稿充數的極端不負責任行為。

第三，就資產評估師而言，履職未勤勉盡責主要體現在評估過程喪失獨立性與科學性上。一是，結論導向，程序倒置。典型表現如根據客戶要求不合理采用估值方法或人為調整估值。二是，缺失分析判斷記錄，比如底稿中僅有數據結果，卻無參數預測依據的說明和評估師的分析判斷過程，導致評估結論不可復核。三是，使用存在明顯瑕疵的基礎材料，或即使發現資料瑕疵，也未獨立開展額外的核查驗證程序，盲目采信。

第四，在券商領域，其未勤勉盡責行為則聚焦于保薦和承銷的核查把關職能失效。一是，文件存在重大瑕疵，表現為出具的保薦書、發行報告等存在虛假記載或重大遺漏。二是，核查流于表面，即對發行人的關聯交易情況未進行充分、獨立的核查，過度依賴發行人提供的說明或其他中介機構出具的報告，未能履行“合理信賴”之外的復核責任。

總之，上述兩類行為共同揭示了中介機構誠信生態的受損情況。前者是必須切除的毒瘤，后者則是需要持續改善的系統性問題。唯有精準識別、區別對待，方能構建起懲防共治的有效體系，最終推動所有中介機構回歸其“看門人”的本位與初心。

三、中介機構違法犯罪爭議問題探討

（一）判斷中介機構是否勤勉盡責應區分專業事項和非專業事項，分別審查中介機構是否盡到特別注意義務和一般注意義務

“勤勉盡責”是證券中介機構應負的義務[2]。在發行人或其他中介機構存在虛假陳述行為時，如相關主體已履行勤勉盡責義務，即可免于行政處罰和民事責任。但是，盡管勤勉盡責義務在當下執法和司法實踐中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但勤勉盡責與否的標準，各方莫衷一是，具有較強的模糊性。[3]

第一，需要明確的是，勤勉盡責義務系中介機構因職務過失未識別財務造假風險時的責任阻卻事由，也即是否盡到勤勉盡責義務的探討，僅限于上文所述第二類行為。在中介機構主動參與財務造假、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的情況下，談不上是否已盡勤勉盡責義務，或者說，必然未盡勤勉盡責義務。

第二，根據《證券法》第85條和第163條的規定，保薦人、承銷的證券公司及其直接責任人員、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等證券服務機構，應當與發行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但是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梢姡摷訇愂鲂袨橹校l行人本身是嚴格責任不得抗辯之外，其他責任人都是過錯推定責任，“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就是合理勤勉抗辯，是一種舉證責任的倒置安排，需要中介機構自行證明已盡勤勉盡責義務。

第三，關于勤勉盡責義務的真正意涵，本文認為應根據是否屬于專業事項，區分特別注意義務和一般注意義務。具體而言，證監會、最高人民法院和證券交易場所的有關規范反復強調，證券服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應當對本專業相關的業務事項履行特別注意義務，對其他業務事項履行一般注意義務。其中，“特別注意義務”實際上是其所在行業普遍認同的中等程度的專業注意義務，而不是以普通人的注意義務作為判斷基準的“特殊注意義務”。因此，這一義務是否落實，最終還要回歸中介機構及其從業人員是否遵從了法律法規以及行業規范所規定的執業準則。執業準則的規定構成了中介機構執業標準的最低要求，只要有充分證據證明其在執業過程中已經完整履行了執業準則的要求，就是已經勤勉盡責，即便仍然未能發現信息披露文件存在瑕疵的，也應當認定其沒有過錯，從而不承擔責任。[4]

而就一般注意義務而言，應當參照社會大眾的一般注意水平，也即中介機構對于非自己專業的領域，也只需要盡到一般人的注意義務即可免責。盡管《證券法》第163條規定，“證券服務機構為證券的發行、上市、交易等證券業務活動制作、出具審計報告及其他鑒證報告、資產評估報告、財務顧問報告、資信評級報告或者法律意見書等文件，應當勤勉盡責，對所依據的文件資料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進行核查和驗證?！钡牵@一核查與驗證業務，應當僅限于與其已知的事實進行比照，如有明顯的、一般人稍加關注即能發現的異常，則應進一步調查或問詢；如無異常，即便事后發現其引用或以為陳述基礎的材料存在虛假陳述，也不應當承擔責任。[5]

（二）保薦人對其他專家意見可以有合理信賴，但對非專家意見應進行獨立判斷

保薦人的勤勉盡責義務在實踐中爭議頗多，有必要獨立進行探討。我國對股票公開發行采取嚴格的保薦人牽頭責任模式，總體原則上，要求保薦人對發行信披中的任何虛假陳述都承擔連帶責任，負有全面核查的義務，但也允許在沒有重大異常的情況下對其他專家意見合理信賴。

具體而言，《證券法》規定了保薦人的審慎核查義務和過錯責任原則?！蹲C券發行上市保薦業務管理辦法》第22、23條對審慎核查義務予以細化，區分了專家陳述和非專家陳述，對保薦人提出了不同的義務程度。一方面，允許保薦人對于文件中有專家簽字的專業意見部分有“合理信賴”，但對相關內容應當保持職業懷疑、運用職業判斷進行分析，存在重大異常、前后重大矛盾，或者與保薦機構獲得的信息存在重大差異的，保薦機構應當對有關事項進行調查、復核，并可聘請其他證券服務機構提供專業服務。另一方面，文件中非專家簽字部分，保薦人應當獲得充分的盡職調查證據，在對各種證據進行綜合分析的基礎上對發行人提供的資料和披露的內容進行獨立判斷，并有充分理由確信所作的判斷與發行人申請文件、證券發行募集文件的內容不存在實質性差異。

然而，盡管法律允許保薦人對其他專家意見在無重大異常情況下可消極信賴，但實踐中一般都認為保薦人對財務核查等業務所負有的注意義務，會比律師所負有的核查義務要更高。這是因為，第一，保薦人在證券發行承銷業務中位于“牽頭人”地位，因此對保薦人專業素質的要求通常高于對其他中介機構從業人員的要求。第二，一般保薦人內部也配備有會計師等財務專業人員，會對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結論進行內部復核。第三，保薦人或承銷商在證券發行承銷業務中收費更高，甚至數倍于其他中介機構?；谏鲜鲈?，我國執法和司法實踐對保薦人或承銷商對其他專家意見的核查義務，會高于一般的注意義務，介于特別的注意義務和一般的注意義務之間。

（三）出具了保留意見或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不影響處罰

證監會〔2025〕78號處罰中，證監會對中喜會計師事務所及相關簽字注冊會計師以在審計華訊方舟2019年年度財報時未勤勉盡責為由作出處罰，然而引人注意的是，該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是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且對其內部控制還出具了否定意見。與此類似，西藏證監局〔2025〕1號處罰中，對亞太所為超毅網絡提供2021年年報審計服務未勤勉盡責進行處罰，而亞太所出具的報告系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具體而言，在證監會〔2025〕78號處罰中，中喜所雖對華訊方舟2020年度財務報告出具了“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但仍因在出具的《專項審核報告》中存在虛假記載而受到處罰。證監會在調查中指出，中喜所在專項審核中存在多項未勤勉盡責的情形，包括對收入確認、應收賬款、預付賬款等關鍵事項的審核程序執行不到位，未對審計中發現的明顯異常保持職業懷疑，也未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即作出“相關影響已消除”的結論，導致報告存在虛假記載。[6]而在西藏證監局〔2025〕1號處罰中，證監局指出亞太所對超毅網絡2021年年報審計時，實施營業收入實質性審計程序不到位、函證程序不到位，導致報告存在虛假記載。[7]

這表明，即使會計師事務所對財務報表出具了保留意見或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也不代表其在整個審計或鑒證過程中已完全履行應盡的審慎義務。若在審計程序執行、證據獲取、異常情況追查等方面存在重大疏漏，導致所出具的其他報告或所發表的意見存在虛假陳述或誤導性內容，仍可能構成《證券法》所述的“未勤勉盡責”，進而受到監管處罰。

因此，審計意見的類型并不能豁免會計師事務所及其從業人員的勤勉盡責責任。監管機構關注的是審計過程是否合規、證據是否充分、判斷是否合理，而非僅以審計報告的結論類型作為是否追責的標準。

（四）會計差錯更正不影響處罰

會計差錯更正或追溯調整屬于事后行為，不影響對中介機構執業當時未勤勉盡責行為的責任認定。核心在于，監管機構對中介機構責任的判斷，聚焦于其在提供鑒證或審計服務當時是否遵循了執業準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并獲取了充分的證據。事后的會計調整，無論是主動追溯還是被動更正，其性質均是對過去財務信息錯誤的補救，而無法改變中介機構在執業行為發生時已存在的程序缺陷、判斷失誤或失職事實。這一原則旨在壓實中介機構“看門人”的實時責任，確保其在執業過程中始終保持審慎與勤勉，而非寄希望于事后的補救來規避執業不當的后果。

（五）中介機構涉嫌刑事犯罪的罪名適用，應當遵循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

中介機構涉嫌刑事犯罪的，其罪名適用關鍵在于準確適用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即必須結合行為人的主觀認知狀態與客觀行為表現進行綜合認定。檢例第219號案件中對會計師王某某與馬某的不同定性，清晰體現了這一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的具體運用。

該案中，王某某作為現場審計負責人，在明知甲公司實際財務狀況不符合發債條件的情況下，主動提出調整財務報表的建議，指導并參與編制虛假財務資料，制作內容不實的審計底稿。其行為表現出明確的故意，即明知財務數據虛假仍積極協助造假，主觀上與發行方具有欺詐發行的共同故意，因此其行為已超出一般執業過失范疇，同時構成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欺詐發行債券罪的共犯，最終擇一重罪被認定為欺詐發行債券罪的共犯。

而馬某作為最終出具審計報告的簽字注冊會計師，雖未參與前期的共謀造假，但其行為在客觀上表現為嚴重不負責任，即在未對王某某提供的明顯存疑的現場審計底稿及虛假財務憑證進行必要審核的情況下，草率簽名確認，并違規使用他人印章出具報告。其主觀上雖非故意造假，但存在重大過失，未履行注冊會計師應盡的最低審慎注意義務，導致出具的審計報告內容嚴重失實，并造成投資者重大經濟損失。因此，其行為符合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的構成要件。

該案例表明，司法判斷嚴格區分了中介人員的故意參與造假與過失性失職兩種不同性質的行為。對于前者，可能構成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或違規披露、欺詐發行的共犯；對于后者，則可能因其嚴重不負責任、未盡到應有職業注意義務而構成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這一區分充分體現了刑法中主客觀相統一的責任認定原則，既嚴厲懲治主動參與財務造假、擾亂市場秩序的惡意行為，也依法追究那些因極端不負責任而喪失“看門人”職責的重大過失行為，從而實現精準打擊與過罰相當的法治目標。

注釋：

[1]https://www.csrc.gov.cn/xiamen/c105636/c7608416/content.shtml

[2]我國《證券法》規定中介機構及發行人董監高均具有“勤勉盡責”義務，鑒于發行人董監高的勤勉盡責義務上文中已有探討，此處僅探討中介機構勤勉盡責義務

[3]邢會強：《證券市場虛假陳述中的勤勉盡責標準與抗辯》，載《清華法學》2021年第5期，第69頁

[4]陳潔：《證券虛假陳述中審驗機構連帶責任的厘清與修正》，載《中國法學》2021年第6期，第219頁

[5]周淳：《證券發行虛假陳述：中介機構過錯責任認定與反思》，載《證券市場導報》2021年7月號，第77頁

[6]參見證監會〔2025〕78號行政處罰決定書

[7]參見西藏證監局〔2025〕1號行政處罰決定書

張啟明，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獲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法學學士和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碩士，曾獲“北京市十佳公訴人”“北京市優秀公訴人”“2026年度LEGALBAND中國律師特別推薦榜15強：白領與商業犯罪”等榮譽。張律師曾辦理多件全國有重大影響的中央、省級督辦的金融犯罪、證券期貨犯罪、職務犯罪案件。其曾辦理北京市首例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所承辦的泄露內幕信息、內幕交易案件入選最高檢典型案例，違規披露重要信息案件入選公安部上市公司典型案例，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入選刑事審判參考，多起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案當事人取保、撤案，從輕、減輕處罰。曾辦理全國最大的票據詐騙案件、合同詐騙案件，某上市公司董事長涉嫌合同詐騙7億元，某上市公司董事長涉嫌合同詐騙15億元。曾辦理督辦案件全國具有重大影響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六人層層轉包雇兇殺人案，擔任訴訟代理人經過兩次發回重審勝訴。

許明，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四川大學法律碩士，華僑大學工學、法學雙學士。曾在云南省某檢察院反貪局、刑檢部工作，獲集體三等功和優秀公訴人。曾代理多起證券期貨犯罪案件中的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內幕交易案、泄露內幕信息案，獲無罪、減輕、從輕處罰，案件入選最高檢典型案例。曾為中國煙草總公司、光大控股、華潤醫藥商業集團等多個大型企業、上市公司提供刑事調查、風控與合規服務。

戴盛赟，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北京大學法律碩士，研究方向為經濟刑法、刑事執行法。本科就讀于南京審計大學審計學專業，持有國際特許公認會計師資質（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簡稱ACCA），具備財務會計與法律的復合學科背景。加入京都律師事務所以來，承辦、協辦多起證券犯罪案件，取得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