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 德國對華接觸并非背離西方，而是戰略對沖

美國全球影響力的持續衰退與中國國際地位的同步提升，常被置于意識形態或道德框架下解讀，而這類解讀恰恰偏離了核心。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結構性因素：經濟引力、政策的可預見性，以及發達工業國家在不確定性面前的行為轉變。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2月25日至26日的中國之行，尤為清晰地詮釋了這一趨勢。

2月25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會見來華進行正式訪問的德國總理默茨。（新華社記者 李響攝）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建立在物質實力與政治同盟忠誠度的雙重基礎之上。盟友之所以接受美國的主導，不僅因其軍事和金融優勢，更因華盛頓曾被視作政策可預判、且始終致力于推動共同繁榮的一方。而今，這一平衡已被打破。在“美國優先”原則下，美國愈發傾向于通過關稅、制裁和直接施壓的方式行使權力——即便是對盟友也毫不例外。這般手段雖彰顯了實力，卻嚴重損害了互信。

尼可羅·馬基雅維利（公元1469年—1527年，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歷史學家。曾任佛羅倫薩共和國第二國務廳長官、執政委員會秘書，著有《君主論》《論李維》等著作，提出以權力為核心的現實主義政治理論，奠定近代資產階級政治學基礎。譯者注）曾提出，若無法同時贏得他人的愛戴與敬畏，便可用敬畏取代愛戴。但敬畏只能換來順從，而非忠誠。在供應鏈多元化、經濟增長中心多極化的全球化經濟格局中，這樣的順從不堪一擊。

德國的對華合作舉措，正是這一現實的體現。德國雖深度融入跨大西洋聯盟，卻也不得不直面冰冷的經濟現實。美國是德國最大的單一國家出口市場，吸納了德國約10%的出口額，而中國的占比約為7%至8%。但中國已連續八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雙邊年貿易額超2510億歐元。

德國工業對中國市場的依存度尤為顯著。大眾汽車近40%的全球銷量、寶馬三分之一的全球銷量、梅賽德斯-奔馳超35%的汽車交付量均來自中國；巴斯夫正斥資超100億歐元在湛江建設全新一體化化工基地，這也是其規模最大的海外單體投資項目；西門子約15%的全球營收來自中國市場。這些絕非無關緊要的數字，而是定義德國工業未來的關鍵指標。

2025年5月1日，在第二十一屆上海國際汽車工業展覽會上，參觀者走在大眾汽車展臺上。（新華社記者 方喆攝）

在此背景下，默茨總理2月的北京之行，既非象征性訪問，也非特殊之舉，而是延續了一種趨勢。過去兩年，歐洲各國的總統、總理、首相、財長等政要紛紛到訪中國，背后的原因實則務實：中國擁有龐大的市場規模、旺盛的需求，以及以數十年為維度的長遠規劃視野，而美國的政策卻變得愈發反復無常。

美歐經濟政策的反差尤為鮮明。美國已對電動汽車、鋼鐵、鋁、清潔能源技術等多個領域重啟關稅，或揚言加征關稅，這種政策的不可預見性，讓歐洲出口商付出了切實的代價。德國鋼鐵企業面臨美國最高25%的關稅，而汽車行業更是籠罩在加征關稅的陰影之下——僅在德國，該行業就吸納了超80萬人就業。

從宏觀層面來看，美國聯邦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約為6%，而德國即便放棄了嚴格的“債務剎車”機制，赤字率仍能維持在2%至3%的區間。美國在推行財政擴張政策的同時，還要求盟友承受貿易沖擊、保持戰略一致、接受政策的不確定性。對于德國這類出口導向型經濟體而言，這樣的要求愈發難以承受。

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并非主要依托軍事實力，而是根植于龐大的經濟規模與穩定的政策延續性。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約為18%，制造業產出占全球的30%以上，在太陽能電池板（全球供應占比超80%）、電動汽車電池（全球供應占比約70%）等關鍵領域占據主導地位。

2026年2月24日，工人在德資企業愛柯迪富樂精密科技（江蘇）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線作業。（新華社記者 季春鵬攝）

至關重要的是，中國能為合作伙伴提供政策的可預見性。五年規劃、產業政策與長期基礎設施投資，為外國合作方指明了更清晰的發展方向，這與美國動輒宣布加征關稅、因大選更迭而推翻往屆政府政策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默茨總理在北京的會談中，著重強調了雙方在汽車產業轉型、綠色科技、高端制造領域的合作——這些正是德國企業尋求穩定市場、中國尋求高質量合作方的領域。

德國的選擇并非個例。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多個中東歐國家，均已加強與中國的高層交往。這并非意識形態趨同的結果，而是戰略考量的抉擇。歐洲各國政要愈發意識到，與中國開展深入、有效的合作不僅具有可行性，更是勢在必行；而與美國的關系，卻變得愈發難以預判。

歐洲行業協會的調研顯示，盡管存在政治緊張局勢，超60%在華運營的歐盟大型企業仍計劃維持或擴大在華業務布局。對許多企業而言，放棄中國市場便意味著發展停滯。當前歐洲國家的平均GDP增速仍低于1.5%，而中國即便處于結構調整期，經濟增速仍保持在4%至5%的區間。

雖然美國仍是全球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也是金融超級大國，但缺乏忠誠度支撐的實力，所帶來的回報正不斷遞減。當盟友感受到的不再是保護，而是施壓時，便會采取對沖策略。德國的對華接觸并非背離西方，而是一種戰略對沖，而這種對沖本身，就是美國影響力不斷衰退的明證。

中國的優勢，并非要求他國效忠于己，而是為各國提供參與發展的機會。中方從不要求合作方公開選邊站隊，只倡導開展貿易、投資合作，攜手謀劃長遠發展。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這份克制恰恰具有獨特的吸引力。

默茨總理2月的北京之行，給世界帶來的啟示并非歐洲“疏遠”美國，而是21世紀的國際影響力，始終是有條件的。恐懼能讓人屈服，卻無法讓心凝聚；唯有政策的可預見性、實實在在的經濟機遇與持久的戰略耐心，才能構建牢不可破的聯結。

（作者卓馬奧特·奧托爾巴耶夫，系吉爾吉斯斯坦前總理，著有《新大博弈陰影下的中亞經濟重生》等著作）

翻 譯：梁 宵

責任編輯：呂 翎

設計排版：盧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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