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歲“人民教育家”高銘暄逝世

26日晚，北京大學通過微信公眾號發布消息，北京大學法律系1951屆本科校友、“人民教育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高銘暄于2026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據介紹，1951年，高銘暄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律系。他是唯一全程參與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學者，是新中國第一位刑法學博導，是改革開放后第一部法學學術專著的撰寫者和第一部統編刑法學教科書的主編者。

1997年，高銘暄參與了刑法典的修訂工作，他在刑法典的制定與修訂中作出的貢獻，使新中國法制建設往前邁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高銘暄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最美奮斗者”榮譽稱號。

他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法學家，在中國法學界乃至國際法律學界享有崇高聲譽，共和國刑法學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離不開他的重大貢獻，中國法制建設的變革與發展，他與之同行、奉獻畢生。

見證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的誕生

檢察日報正義網26日發文悼念高銘暄，并介紹了高銘暄參與刑法立法和修訂工作的過程：

1954年10月，高銘暄接到通知，要求暫時擱置學校工作，去全國人大參加刑法立法工作，當時他26歲。從此，他的一生與中國刑事立法工作再沒有脫離過。

然而，刑法起草小組面臨諸多困難。在國民黨《六法全書》被廢除的情況下，“舊法”人員從司法工作隊伍及學術領域徹底消失，刑法起草小組可以說毫無經驗，也無從借鑒、請教。當時真正刑法專業科班出身的只有高銘暄一人。

1955年，刑法起草小組如期初步擬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一稿。緊接著就是無數次的會議討論：拿著前一稿進行討論——修改——再拿修改稿討論。1957年6月，法律室拿出了草案的第22稿。

正當這一稿的征集意見工作全面開始時，“反右派”斗爭開始，緊跟著是“大躍進”，幾乎所有的立法工作都迅速中止了。這期間，高銘暄被派往福建和浙江一帶調研，歷時兩年的基層調研工作結束后，又重新回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教。

1961年10月，高銘暄和原來立法小組的部分成員回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參與刑法立法工作，可以說這是刑法立法的“二次上馬”。經過一年多的反復修改，1963年10月9日，立法小組拿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33稿。但送審之后一直沒有下文，立法工作又一次中止了。高銘暄和小組成員們再次回到原單位工作。

隨之而來的是“文化大革命”，法制建設遭到極大破壞，立法工作幾乎完全停止。

到了1978年4月，全國教育系統開始逐步恢復，停辦了八年之久的中國人民大學又打開了校門。同年10月，高銘暄重回學校，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法律系保密資料室，查找當年的資料。讓他扼腕痛惜的是，很多當年關于刑法立法的重要資料都已遺失損毀。

然而，在禁錮已久的思想土壤之下，希望的種子早已萌芽。

經過前期的大量準備，1978年10月，刑法立法“三次上馬”，包括高銘暄在內的四十多人組成了新的刑法草案修訂組。根據指示，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33稿的基礎上進行修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在這一輪的修訂工作中，大的修改有5次，也就是先后產生了5稿草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全體會議和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對第五稿審議后，根據審議中提出的相關意見作進一步修改，隨后提交第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又作了個別修改。

“前面的33稿，再加這5稿，等于前后幾十年有38稿，才制定了這部刑法典。”高銘暄感慨。

直到現在，高銘暄依然清楚地記得，那是1979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終于提交到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進行表決。會議開始不久，就進行審議法律的議程。高銘暄從人民大會堂的三樓往下看，看著會場在表決草案，代表一致鼓掌通過時，他下意識地看了看手表，“那是1979年7月1日下午4點05分”。定稿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共有條文192條；其中，總則89條、分則103條。

“刑法立法工作經歷了漫長的‘三起兩落’，自此這個泱泱大國擁有了屬于自己的刑事法典，以后的刑事訴訟活動終于可以有法可依了。”高銘暄說：“在全世界的法制史上，很少有如此漫長、曲折的起草歷程。我掐指計算：人生一世，百歲如是高壽，這里耗去的25年，已然去了四分之一。”

高銘暄很慶幸，他保留了當時的各種資料文件，讓我們得以窺探“79刑法”的誕生過程。那些討論、爭議的焦點，都被他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一書。

1981年以后，隨著社會轉型的加快，犯罪現象日趨猖獗，為適應懲罰犯罪的需要，截至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通過了25部單行刑法，并在100余部行政法律中規定有罪刑條款。這些刑法規范的頒布，對于穩定社會秩序、懲罰犯罪是極其必要的。在這些單行刑法的創制過程中，高銘暄大部分都參與了。

“但是，由于單行刑法、附屬刑法規范過多，過于分散，難免有相互矛盾之處，既在司法適用上難度很大，也可能使法制的統一性受到影響。所以，我國在1997年對1979年刑法進行了大規模修訂。”

作為全程參與刑法立法和修訂工作的專家，高銘暄除了撰寫文章探討刑法修改完善的問題外，多次參加了刑法修改研究會、座談會及立法起草、咨詢等事宜，盡其所能提出了一系列涉及刑法修改完善的問題和建議，許多建議受到國家立法機關的高度重視。

“對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修訂，是一個大工程，是中國刑法史上的里程碑。它是國家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黨實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一個重器，是一部懲治犯罪、保護人民、保障人權、保障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建設的法典，它已經成為公檢法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的最權威的實體法準繩，也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更是刑事法學界的研究對象和立論根據。”高銘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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