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整治農村高額彩禮，讓婚俗歸“禮”去“利” 涵養文明鄉風

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提農村高額彩禮持續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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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是婚禮舉辦及適齡青年談婚論嫁的高峰期，彩禮話題也隨之成為公眾熱議的焦點。近年來，高額彩禮帶來的經濟壓力與無奈情緒在農村地區日漸凸顯，“一動（買車）不動（買房）”“萬紫千紅（約15萬元）一片綠”的陳規陋習仍未根除。數十萬元的彩禮疊加婚房、婚席等開銷，讓不少農村家庭陷入因婚致貧、返貧的困境。

近期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錨定農業農村現代化 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意見》（即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不僅提出持續整治農村高額彩禮，還首次明確“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據了解，中央一號文件自2019年首次將“天價彩禮”納入治理以來，今年已是第七次點名整治農村高額彩禮，彰顯出國家推進婚俗改革、涵養文明鄉風的堅定決心。

為何傳統婚俗中的彩禮會逐漸“跑偏”，淪為農村家庭的沉重負擔？如何破解這一頑疾，讓婚俗回歸“禮”的本意而非“利”的攀比？為此，中國城市報記者展開采訪報道。

彩禮變“財禮”

一場被異化的婚俗博弈

“過年辦喜事，本該是全家最高興的事，可我這心里，喜一半愁一半。”在河南省的一座小村莊里，62歲的王大爺蹲在自家院門口，手里攥著皺巴巴的存折，語氣里滿是疲憊。

原來，王大爺的兒子定于農歷正月初五結婚，女方開口索要28.8萬元彩禮，再加上“一動不動”的硬性要求——縣城一套住房的30萬元首付、一輛10萬元的小轎車，還有辦酒席、買首飾的開銷，整場婚事總花銷接近80萬元。為了湊齊這筆錢，王大爺變賣家中資產，耗盡多年積蓄，就連自己晚年的養老錢也幾乎掏空。

無獨有偶，山東小伙兒小李也為彩禮犯愁。他與女友相戀3年，本打算今年春節訂婚，兩家人卻因彩禮數額陷入僵局。“女方父母說，鄰居家女兒出嫁要了36萬元彩禮，我們家不能比別人低，不然沒面子。”小李告訴記者，他家是普通農戶，一年凈收入不足6萬元，36萬元的彩禮對他們家而言無疑是天文數字。悉心經營的穩定感情，在彩禮這道坎面前，因家庭經濟壓力而陷入了兩難。

現實中，“娶個媳婦掏空三個家”的案例在農村地區屢見不鮮。不少家庭為湊彩禮不得不背負沉重外債，讓本應喜慶祥和的婚姻，變成了全家的經濟枷鎖。彩禮所承載的“面子”，最終壓垮了日子的“里子”，也讓鄉村婚戀關系逐漸變味，褪去了愛情的純粹，多了幾分功利的算計。

記者走訪調查發現，如今高額彩禮已成為不少農村地區婚嫁的“標配”，且呈現逐年攀升、層層攀比的態勢。數據顯示，2024年農村地區平均彩禮達12.8萬元，相當于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在一些地方，彩禮數額更是飆升至20萬元—40萬元，疊加婚房、婚宴等支出，整場婚事總花費可達百萬元。高額彩禮不僅導致農村家庭因婚致貧、返貧現象頻發，還曾引發騙婚等民事糾紛，影響農村社會穩定。

“春節是農村彩禮問題的集中爆發期，一方面是返鄉青年婚嫁需求集中，另一方面是熟人社會的攀比心理作祟，導致彩禮金額居高不下。”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會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彩禮本是傳統婚嫁習俗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男方對女方家庭的尊重和對新人的祝福。可如今在部分農村地區，彩禮已經偏離了原本的意義，淪為衡量男方經濟實力、彰顯女方家庭“面子”的工具。“這種風氣不僅在很大可能上掏空了農村家庭的積蓄，更會讓當代青年的愛情和婚姻變得功利化。”

王會進一步分析，農村適婚女性外流、性別比例失衡等現象，進一步推高了相關家庭的彩禮預期。“部分農村地區‘男多女少’，適婚女性資源相對稀缺，女方家庭自然有了‘要價’的資本；再加上攀比心理的催化，彩禮金額一路攀升，形成了‘彩禮越高越有面子、面子越足要價越高’的惡性循環。”

跨域聯動治理

釋放出什么信號

記者梳理發現，中央一號文件自2019年首次將高額彩禮納入治理范疇以來，短短8年間，已有7次點名整治這一問題，治理力度持續加碼，舉措不斷細化。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再次聚焦農村高額彩禮，在延續“持續整治”要求的基礎上，首次提出“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同時強調“引導樹立正確的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培育簡約文明的婚俗文化”——這一全新表述，釋放出彩禮治理從“單點突破”轉向“跨域協同”的“硬核”信號。

為何要將“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作為今年整治工作的重點？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蔣俏蕾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人口流動日益頻繁，跨省婚嫁已成為常態，而不同省份的彩禮標準差異較大，不僅容易引發地區間的相互攀比，也給彩禮治理與監管帶來了跨區域難題。“推進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能夠有效遏制跨省攀比之風、封堵跨區域治理漏洞，通過跨地區聯動的系統性攻堅，實現全域協同治理，扎實推進農村移風易俗。”

王會補充說明，省際毗鄰地區地緣相近、人文相通，通婚現象十分普遍，彩禮風俗相互影響，極易引發跨區域攀比。且一旦出現彩禮糾紛，往往因跨省權責不清出現“踢皮球”現象，難以有效化解。“一號文件提出聯動治理，核心就是要推動各地從‘各自為戰’轉向‘聯合作戰’，通過協同監管、聯合宣傳、共建共治，遏制高額彩禮之風在省際邊界‘流竄’”；同時針對性防范彩禮‘明降暗升’等新問題，提升治理實效。”

從全國范圍看，已有多個省際毗鄰地區率先探索聯動治理模式，形成了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實踐經驗。

在魯豫毗鄰地區，山東省聊城市陽谷縣聯動河南省濮陽市臺前縣、范縣簽訂協同治理協議，統一彩禮上限為8.8萬元，婚宴標準為每桌200元，通過剛性約束與宣傳引導，讓文明婚俗新風深入人心；在浙閩毗鄰地區，浙江省麗水市安南鄉與福建省南平市嶺腰鄉共建邊界村規民約，明確彩禮、婚宴標準，扎實推進移風易俗落地見效；在浙蘇皖毗鄰地區，浙江省長興縣煤山鎮與江蘇省宜興市太華鎮、安徽省廣德市新杭鎮聯合制定紅白事簡辦菜單標準，實現婚宴桌均費用下降42%，同時實施“彩禮轉化計劃”，累計發放127份“新婚禮包”，有效減輕農村青年的婚嫁負擔。

受訪專家一致認為，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絕非“一刀切”的限制，而是通過協同規范、精準施策，讓彩禮回歸“心意”本質。“聯動的核心是‘同心同向’，既要統一治理標準，破解跨區域攀比難題，也要充分尊重各地民俗差異、兼顧群眾意愿，這樣才能讓整治工作走深走實，真正惠及農村家庭和適婚青年。”相關專家表示。

彩禮治理既要“限高”

更要育“新風”

“高額彩禮帶來的連鎖反應不容忽視。”浙大城市學院副教授、中國城市專家智庫委員會常務副秘書長林先平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經濟層面看，它加劇了農村家庭的經濟負擔，擠壓了中老年父母的養老空間，形成變相的“代際剝削”；從社會層面看，它助長了攀比之風與性別歧視，扭曲了婚戀觀，影響鄉村和諧穩定；從個人層面看，它讓年輕人的婚姻脫離愛情本質，被金錢綁架，影響生活質量與幸福感。

毋庸置疑，高額彩禮問題已成為加重農民負擔、影響鄉村社會穩定的突出因素。整治農村高額彩禮，不僅是開展婚俗改革、培育文明鄉風的重要內容，更是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增進農民福祉的必然要求。

值得欣慰的是，隨著婚俗改革的持續推進，一些地區已率先出現“低彩禮”“零彩禮”的新風尚。在重慶市榮昌區萬寶村，村規民約明確規定，彩禮不得超過8800元，婚宴桌數不得超過20桌，村民們自覺遵守、主動踐行。“以前覺得彩禮高有面子，現在才明白，低彩禮反而讓兩家關系更和諧，新人婚后沒有經濟壓力。”村民張女士坦言，她的女兒今年春節結婚，僅收了8800元彩禮，兩家簡單辦了幾桌酒席，新人婚后輕裝上陣，生活十分和睦。

蔣俏蕾表示，破解農村高額彩禮困局，需要在政策指導下強化協同治理，注重實效，避免形式化、一陣風；長遠來看，需要改變既有認知，倡導性別平等，從人口結構上有效遏制性別比例失衡；還需要重塑價值觀念，移風易俗，通過媒體宣傳正面典型、給予榮譽激勵等方式，引導樹立正確的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還要規范婚俗中介與婚戀市場秩序，用集體婚禮等形式替代大操大辦、攀比炫富，培育簡約文明的婚俗文化，讓新風尚深入人心，形成長效機制。

林先平表示，整治農村婚嫁彩禮困局，要注重源頭治理，破解結構性矛盾。一方面要完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加大農村養老投入，緩解農民“養兒防老”的后顧之憂，讓父母不再將彩禮視為“養老錢”。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鄉村特色產業，拓寬農民增收渠道，讓農村青年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逐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減少婚姻市場的競爭壓力，從根本上降低農村家庭對彩禮的依賴。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整治高額彩禮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疏堵結合、標本兼治。要堅持“限高不限低”的原則，根據當地農民收入水平，制定差異化的彩禮指導標準，堅決避免“一刀切”；要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打破地域壁壘，形成治理合力，遏制彩禮“跨省攀比”；要健全長效監管機制，將彩禮治理納入基層治理體系和鄉村振興考核，定期監測、評估、通報，防止問題反彈回潮。

原標題：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持續整治農村高額彩禮

讓婚俗歸“禮”去“利” 涵養文明鄉風

■中國城市報記者 刁靜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