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不相信眼淚，但相信運氣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瘋了快跑，作者：侯丹，原文標題：《谷歌不相信眼淚，但相信運氣——幾個年輕人在AI風暴中心的漂流記》，頭圖來自：AI生成

春節前的那幾天，廈門回溫。

二十多度的海風從鷺江對岸吹過來，我在一間民宿的露臺上，約章科對話。

兩地時差十幾個小時，連線的時候，他們那邊正午夜。其實沒想好要問什么。此前有羅列幾個問題，但我知道，真正有意思的東西不會從問題里長出來。

這是一個關于運氣、選擇和時代洪流的故事。

聊了兩個多小時，從一座西北小城的童年，到那所他終于考上的頂尖大學；從第一次出遠門的記憶，到谷歌園區里永遠不鎖門的辦公樓。他講得散漫，我聽得也散漫。很多次他跑題了，講起北方冬天的寒冷，講起那些在他生命中一閃而過、后來再也沒有聯系的同學。

我沒有打斷他。

因為這個故事從一開始就沒有刻意的主線。它不像那些精心編排的“成功者敘事”——小鎮青年逆襲、名校精英登頂、華人工程師征服硅谷。章科本人就是第一個拆解這套敘事的人。

想寫的，是一個人如何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隨波逐流，又如何在不經意的瞬間抓住命運拋來的繩索；是一代中國年輕人如何在時代的巨輪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又如何在這艘船上眺望永遠回不去的故鄉。

他把一切歸結為“幸運”，這個詞他用了不下二十遍。我也開始明白，他說的“幸運”不是謙辭，更像一種世界觀。一個從戈壁灘走出來的人，對命運無常最誠實的認知。

這個故事有它的稀缺性，但它更有它的代表性。

因為在當下的洪流里，我們都在經歷同一種震蕩——技術狂奔，時代轉向，個人被裹挾著向前。即便是章科這樣履歷光鮮的人，也一樣在追問：我是誰，我要去哪，我做對了什么，我又錯過了什么。

以下正文：

命運的加法

窗外的陽光透過玻璃照進來，這是加州典型的晴天，萬里無云，氣溫宜人。

章科剛剛結束一場與倫敦團隊的晨會，時間是早上九點，他的攝像頭關著，因為“頭也沒洗，剛起床”。

三年前，他還坐在北京大學的宿舍里，為一道做錯的高考題懊悔不已。那道數學填空題，他做一百遍都不會錯，偏偏高考那次錯了。就是這道題，讓他與心儀的專業失之交臂，被調劑到了另一個學院。

“如果我當時做對了那道題，”章科說，“可能我現在畢業都困難。”

這是章科反復強調的“幸運論”的開端。在那個給分較好的學院，他保持了不錯的績點，順利轉入了自己真正想去的專業。而那些去了他原本心儀專業的同學，面對嚴苛的課程，不少人掛科、失去信心、陷入迷茫。

“幸運是我人生的主旋律，”章科說，“沒有幸運，每一步都坎坷。”

命運的加減法，就這樣在毫厘之間決定了人生的走向。

從西北小城到頂尖大學，再到海外名校，再到谷歌——這條軌跡如果畫在地圖上，是一條跨越了整個北半球的弧線。

但如果畫在人生的坐標上，它更像是一個賭徒的輪盤賭，每一次落點都充滿偶然。

章科原本的規劃是本科畢業后直接工作，但一些偶然的因素讓他改變了主意。

他臨時決定出國，倉促準備考試，在截止日期前十幾天才開始申請。到了國外，和很多同學一樣，他想過做產品經理，發現當地職位需要語言接近母語水平，他做不到；想轉行做量化，發現別人提前一年半就開始面試，他連簡歷都沒有；想讀博士，發現導師們只把本科生當親兒子，碩士生“太多了，沒人管你”。

最后，他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個人在招程序員實習生，投出了人生第一份簡歷。對方約面試，他因為沒準備好，說自己生病了想推遲一周，然后“再也沒有回任何回應”。

那是他畢業前的幾個月，他還沒有任何實習offer。

會場的掌聲

但章科不是一個會安靜等待命運裁決的人。

在某次海外高校舉辦的中國主題論壇上，臺上坐著一些企業家和投資人，他們“完全在做戲一樣，瘋狂地夸贊”。臺下鴉雀無聲，沒有人提問，沒有人質疑。

他舉手了。先禮貌地感謝了嘉賓的分享——這時候場上已經開始有人笑。然后他說：中國的經濟還是存在一些問題的，比如土地財政失靈導致的債務危機，房價下跌導致的房地產泡沫，產業升級失敗可能導致的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由此帶來的長期通縮。

“我列舉的時候，每列舉一個，大家都開始笑，開始鼓掌。”章科說，“我說這么多問題的存在，放在任何一個小國都是絕癥，足以摧毀一個國家。但中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依然負重前行。”

他的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下，價值投資的未來在哪里？

“場上停滯了一分鐘，前半分鐘在鼓掌在笑，后半分鐘臺上的人在互相遞話筒，都不敢接。”

這場提問給章科帶來了麻煩——組織方覺得他讓場面尷尬。但也帶來了一份意外的禮物：一個Meta的研究科學家聽到了他的提問，恰好是他朋友的朋友，在吃飯時主動找到他，說“你找工作的事包在我身上”。

那個人一字一句幫他改簡歷，幫他模擬面試，幫他準備刷題。章科投一個簡歷就拿到一個面試，最終進了谷歌。

“沒有他的話，你找不到第二個人會這么認真對待你。”章科說，“我也找過其他在谷歌的校友，你把簡歷發給他，他跟你說‘簡歷不錯呀，挺好的’，人家才不想跟你摻和這種事。”

章科的講述里，幸運像一條紅線貫穿始終。

但這條紅線的另一端，系著他敢于在鴉雀無聲的會場上舉起手的勇氣，系著他從學生時代職業生涯的多次轉向，系著他在凌晨用VPN面試谷歌的膽大妄為。

VPN很容易斷，斷了就沒了，他就這么面了一夜，面到天亮。

另一些漂流者

章科的故事不是孤例。

我在北京遇過程序員林銳。他也是從小城考出來的，本科在一所985高校，碩士去了美國一所排名中等的學校，畢業后在灣區一家中型科技公司工作。三年后他選擇回國，加入一家正在崛起的AI創業公司。

“為什么回來？”我問。

林銳說，在那邊待了幾年，越來越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不是身份上的局外人，是心理上的。你永遠在觀察那個社會，而不是生活在那個社會里。”

他講起一件事：有一次公司聚餐，同事們聊起一部美國80年代的電視劇，所有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只有他一個人不知道他們在笑什么。

那一刻他意識到，有些東西是永遠補不上的課。

“但這不代表我后悔出去過。”林銳說，“那幾年讓我知道，世界可以是什么樣子。你可以下午五點鐘下班，可以去追求自己真正感興趣的東西，可以不把工作當成一切。這種認知一旦有了，就回不去了。”

回國后，他進了那家以“卷”著稱的AI公司。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周六經常要加班。但他覺得值——因為他在做的事情，是真正前沿的東西。

“在這邊，你是參與者，不是旁觀者。”林銳說，“雖然累，但你感覺自己活在這個時代里。”

我又想起另一個朋友陳曦。她沒有出過國，本科畢業后直接進了一家互聯網大廠，一路做到產品總監。去年她辭職了，去一所公益學校教書。

“互聯網的黃金十年過去了。”她說，“我們這代人趕上了最好的時候，也把最好的自己都給了工作。現在我想試試別的活法。”

我問她后悔嗎。她說，不后悔。那些年攢下的錢，足夠她做幾年想做的事。而那些年攢下的認知，讓她知道什么是重要的。

“你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嗎？”我問。

她想了想，說：“知道自己可以不那么重要。”

這句話我琢磨了很久。

緩慢的正確

章科所在的團隊是GoogleDeepMind，這是谷歌把所有AI研發力量整合后的超級部門。而他的具體工作是其中一個環節，如何讓大模型部署過程更穩定。這并不是一個新鮮的技術，但依然會遇到各種問題。

但正是這種“不成熟”背后，是谷歌與其他科技公司的根本區別。

“就拿國內公司來說，字節是最典型的，一切都是以業務驅動。”章科說，

“如果你做的事不能幫公司賺錢，不能幫公司某項業務增長，那你就不要做。哪怕他們招了非常多博士生，看似是做科研，如果你這項研究不能幫公司短期內賺到錢，生存壓力就很大。”

但在谷歌，有一大幫崗位叫“研究科學家”。他們可以潛下心做一些推動行業發展的事情，探索前沿研究如何在商業上落地。甚至有一批人叫“GoogleFellow”，級別幾乎與副總裁相當，但不管理任何人，只做研究。

“去年一個得諾獎的人，在谷歌就是這樣一個角色。”章科說。

2017年，谷歌的一批人發明了Transformer——那個T，就是ChatGPT里的T。這篇論文叫《AttentionIsAllYouNeed》，被章科稱為“整個科研歷史上沒有人會起這種名字，太狂了”。

“如果沒有Transformer，就沒有后面所有的一切，OpenAI也不復存在。”章科說，“誰能做出Transformer？國內的公司做不出來。沒有人會允許你做一個Transformer，這個東西做出來也不賺錢。”

這就是章科眼中谷歌的底色：它不是最快的，但它永遠走在一條正確的路上。

OpenAI的ChatGPT橫空出世時，豆包幾天就出來了，Gemini很垃圾，根本用不了。

但章科入職之后，谷歌股價慢慢悠悠往上漲，成為“七巨頭”里漲得最多的那一個。Gemini3.0去年10月橫空出世，被業內認為一統天下。

“你觀察一下就會發現，谷歌從來不急于做什么事，”章科說，“它慢慢悠悠地做，但它不回頭，它不往下跌。”

這種“緩慢的正確”，源自谷歌的文化。

“最早的價值觀叫‘Don'tbeevil’，不要做邪惡的事。”章科說，“百度在國內用戶口中的風評不好，也是因為這個。而谷歌非常堅定地不允許糟糕的廣告影響用戶體驗。”

更重要的是人才密度。

谷歌是哈佛、MIT、斯坦福學生心中的“dreamcompany”，它匯聚了全世界最多的人才，然后給予他們最大的自由度。

“我入職的時候，現在的leader幾乎沒有向我提問，他給我介紹他們組做的各個方向，問我對哪個更感興趣，讓我自己選。”

“這樣我進來的時候會有更多的自驅力。這件事在國內幾乎不可能發生——字節百度騰訊，一個蘿卜一個坑，招你來就是干這個的。”

20%與200億

但谷歌并不是烏托邦。

章科每周工作時間大約20個小時，想升職的人可能工作60個小時。“你下午休息睡覺，晚上半夜起來工作，沒有人管你，”他說，“時間非常靈活。”

這種靈活體現在無數細節里：一次性餐盒不限量，每人可以吃一份打一份，晚上帶回家；同事60多歲，開會時不停摘眼鏡，但他的領導可能比他小十幾歲；每周來公司兩天就行，甚至有人會在日歷上設置“我在健身，不要找我開會”。

“這些領導都看在眼里，但都允許這一切發生。”章科說，“這點錢相比較給員工自由度，讓他們能輕松地工作、熱愛這家公司，遠遠比那點飯錢值錢。”

但自由的另一面，是緩慢。

“你從產品成果來看，許多公司，推項目從立項到產出，可能不到半年。如果市場效益不ok，立馬割掉。”章科說，“從這個角度來說，谷歌運轉起來慢得不行。”

2026年，谷歌計劃資本投入1800億美金——全部投在AI基礎設施上。蘋果為了用Gemini，一年支付10億美金。與此同時，谷歌為保住iPhone默認搜索引擎入口，每年要給蘋果支付約200億。

“即使你把全世界公司都拉來付那點錢，也遠遠不夠。”

AI的商業化，至今是一個無解的難題。B端訂閱制賺的錢杯水車薪，C端訂閱制更是九牛一毛。所有人都知道AI是未來，但沒有人知道這個未來如何變現。

“這是全行業一起探索的問題，”章科說，“可能還是需要技術上有些進一步的突破，才能讓商業化的曙光出現。”

就在這次采訪的前幾天，美股納斯達克暴跌，導火索是“AI會取代SaaS”的敘事。

Adobe、Figma等軟件公司跌得“完全看不懂了”。資本逃離軟件，涌向AI基礎設施——英偉達、芯片、甚至玻璃基板。

“軟件公司在AI浪潮中怎么活下去？除非他們自己也在做AI，”章科說，“但他們做AI也是革自己的命。”

樂觀的人

章科說，他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即使我覺得AI會統治人類，那我覺得人類走到那一天了，人類就是人類自己做的東西。如果我被我自己做的AI統治，我可能還挺驕傲的。”

他覺得AGI遲早會到來，“可能就未來幾年的時間”。

這種樂觀，或許源自他一路走來的“幸運”。也或許源自他對規則的某種信念——就像那些在綠皮火車上目睹過人間百態的人，依然相信世界自有運行規律。

他談起一位60多歲的同事，“非常擁抱新技術，每天跟我們分享哪個組聊到哪些新東西可以做”。他說谷歌留下的老人，都是“心態非常年輕的人”。

因為如果不愿意創新，不愿意驅動，“他的領導怎么會容忍他存在？”

這種不得不創新的文化，塑造著每一個人。

但也有人“入戲太深”。

章科想起在某大廠實習的一個月。公司不提供一次性餐盒，盤子不可以拿出公司，你吃飯必須在公司吃，也不允許帶別人進來。“沒有任何開口，沒辦法預約幫別人進來吃飯。”

而在谷歌，“每天幾乎每個人都是吃一份飯打一份飯，或者吃兩份飯，吃完再去排隊打兩份，晚上回家吃。如果過分點，再打兩份幫家里人也帶上。”

他說，這些細節看起來是小事，但背后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邏輯。一種是把員工當作需要被管理的資源，一種是把員工當作值得信任的創造者。

“你知道在國內工作，你八點半之前，組長不走你是不敢走的。”章科說，“但在這兒，下午兩點開著會，我組長從后面背著書包就走了，跟我們打個招呼。”

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里沒有炫耀，只是陳述一個事實。

回不去的故鄉

章科明年回國的概率是95%。

“如果回國，那就是身份原因的一些不可抗力。”他說。如果能轉回國內的工作，他并不樂觀，“可能也待不了很久，都是邊緣的業務”。

他不愿意主動回到字節、騰訊這些地方，“不太愿意去做體力密集性的工作”。

但如果不回，留在美國呢？

“離開的原因可能是我看到了非常好的機會。”

在谷歌終究是個螺絲釘，能做的事情太有限。去一家相對小一點的創業公司，有更大的自主權，做影響力更大的事。

這是另一種可能性。

當被問到“讀書改變命運在今天還成立嗎”，章科沉默了一下，說“太沉重了”。

“我是這個制度的受益者，我通過它去到一個原本到不了的地方。”他說，“至少在我高考的時候，這條路是通的。但現在，我覺得這條路越來越難走了。”

他說起回國時了解到的情況，“從小的教育，小學初中高中，非常非常糟糕。想學出來的，考出來的，更難了。”

“比那時候更難了吧。”

每年回家，尤其是過年附近，親戚朋友總會過問他的近況，章科說，“只需要告訴他們在哪兒，大概干個程序員，他們也有概念。然后問你賺多少錢，住哪兒，房租多少，開什么車。一旦聊到技術方面的東西，我稍微一開麥，他們立刻轉移話題。”

我又想起林銳。他也面臨同樣的困境。父母至今不太清楚他具體做什么工作，只知道“跟電腦有關”。每年回家，親戚們的問題永遠是那幾個：買房了嗎？結婚了嗎？一個月掙多少？

“你不怪他們，”林銳說，“他們的世界就那么大，你能問什么？”

陳曦的情況不太一樣。她父母是知識分子，能理解她的選擇。但理解不代表接受。

去年她辭職去教書，父母整整三個月沒跟她說話。

“后來我媽說了一句話，”陳曦告訴我，“她說，我們供你讀書，不是為了讓你去教那些讀不起書的人。”

往前走

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中間隔著幾代人的距離，也隔著幾萬公里的航程。

只是飛機的速度，永遠快不過變化本身。

采訪結束時，我問章科，如果用一個比喻描述自己的人生，會是什么。

他想了想，說：“綠皮火車吧。”

幾百公里的距離，在綠皮火車上需要幾天幾夜。車上什么人都有，做什么的都有。

有人打牌，有人吵架，有人偷東西，有人做好事。你坐在那里，不知道下一站會上來什么人，也不知道旁邊的人會跟你聊什么。

但火車總在往前走。不管車上發生什么，它總在往前走。

“我覺得我就是那個乘客。”他說，“幸運地坐上了一趟車，幸運地找到了一個座位，幸運地看到了窗外的風景。”

最重要的，是火車一直在往前開。

林銳也說過類似的話。回國那天，飛機落地北京，他透過舷窗看到灰蒙蒙的天，突然有點想哭。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你終于回來了，但你不知道回的是哪里。那個你從小長大的城市，已經不是你記憶中的樣子。你熟悉的人，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你像一個陌生人，回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火車往前走，你不能一直回頭看。

陳曦現在在那所公益學校教書。學校在云南的一個山村里，從縣城開車要三個小時。那里沒有星巴克，沒有外賣，沒有網約車，但有一群孩子，每天早上走一個小時山路來上學。

“他們讓我想起小時候的自己。”陳曦說，“那時候我也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但我很想看看。”

她教他們數學和英語，也教他們用電腦。學校只有二十臺舊電腦，是校友捐贈的，一半已經壞了。但孩子們還是很開心，每次電腦課都搶著去。

“你教他們AI嗎？”我問。

她笑了。“先教他們開機吧。”

“你覺得什么樣的人是幸運的？”

“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吧。”她說，“我不是那種人。我一路都是被推著走的。但我漸漸接受了一件事：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有些人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算一步。”

“那這些人怎么知道自己走對了？”

“不知道。”她說，“走完了才知道。”

（章科、陳曦、林銳系化名）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瘋了快跑，作者：侯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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