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期間，美國4次準備對越南核打擊，為何最后關頭都選擇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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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前夕在廣島、長崎所展示的核武器的強大破壞力，震驚了國際社會，震懾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更對率先使用這一野蠻武器的美國人造成巨大而長期的政治、心理震蕩，可以說美國政治精英階層的“核禁忌”觀大抵肇始于此。

在朝鮮戰爭中，盡管美國當時擁有實質性的核壟斷地位，但卻被迫從事一場“有限的非核戰爭”，麥克阿瑟試圖挑戰這一“核禁忌”，結果被杜魯門斷然解職。朝戰以后，核禁忌原則備受挑戰，當時美國國內就“是否將以同樣方式進行另一場類似的有限戰爭的可能性和適當性”進行了激烈的辯論，軍方及其政治領導人得出的一個普遍教訓是“再也不能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況下與中國進行一場地面戰爭了”。

秉持這一理念，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美國的軍、政、學界大致形成了比較成形的有限核戰爭理論，“表明美國認為有必要、有意愿，同時也有能力在地區沖突中使用核武器，但那將不是某種傾盡全力的核交火”。

然而在越戰的十多年間，盡管使用戰術核武器的方案一再出現于決策層的案頭，但有限核戰爭的理論卻終究未能突破核禁忌的藩籬。

肯尼迪時期，美國政府尚未決定對越南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干預，其對越政策主要體現為特種作戰，因此這一時期有關核選擇的討論并不多見。

唯一的一次出現于1961年的老撾過危機，當時一些政策顧問提出派遣小股美軍對老撾危機進行干預，但遭到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反對，他們建議“要么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干涉，甚至包括使用核武器，要么根本不干預”。

考慮到美軍地面部隊人數的不足，同時顧忌軍方領導人可能會依靠核武器來彌補人員上的不足，肯尼迪拒絕了參聯會的建議。

真正對核選擇進行廣泛探討和認真抉擇的情況出現于約翰遜和尼克松時期，其中主要有四次。

1、1964-1965年的核討論

當1964年美國正式承諾保衛南越政府后，軍方領導人就開始懷疑光是對北越和中國之間的供應線進行轟炸是否足夠有效，他們認為艾森豪威爾時代的政策應當依然有效，即“既然美國已承諾防衛很多地區，那么為避免失敗，核武器應當在必要的時候能夠使用，并將是有效的”，“在某些情況下使用核武器也是我們為什么花數十億美元擁有它的原因”。

美國太平洋部隊司令哈利·菲爾特認為“在一場大規模的地面戰爭中，如果不使用戰術核武器，將不可能阻止共產黨軍隊的進攻，因此有必要考慮讓美軍指揮官在特定情況下獲得使用戰術核武器的自由”。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厄爾·惠勒將軍盡管反對使用核武器以阻斷供應線，但認為“在與中國發生的一場大規模戰爭中，核武器將是必要的，而且核武器只能在非常極端的情況下使用，比如為了拯救一支受到毀滅性威脅的部隊或摧毀像核設施這樣特定的目標”。然而，曾經擔任過參聯會主席和美國駐南越大使的馬克斯威爾·泰勒將軍卻對是否需要核武器表示懷疑。

美國高層的政治領導人在1964-1965年間也積極參與了軍方的討論。

美國駐南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在1964年4、5月份的會議上提出了是否需要核武器防衛南越的問題。在4月27日的會議上，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對使用核武器是否會使蘇聯卷人表示關切，并對“蔣介石強烈反對使用核武器”的態度表示“吃驚”。

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威廉·邦迪建議“為了阻斷供應線，可以有限使用核武器”，認為“在人口不密集的地區，使用核武器會是完全不同的情況”。臘斯克對這種做法是否有效表示懷疑，盡管他也同意“某種核威脅可能會是有用的”。

鑒于軍方和政界不同的觀點及軍方內部的分歧，1964年11月，就在約翰遜重新當選總統之后不久，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組成了一個以威廉·邦迪為主席的跨部門專家小組以討論美國在越南未來的行動進程。在一份書面報告的草案中，共列出了A、B、C三種選擇。邦迪要求考慮B選擇，這是一種最具進攻性的方案，即“如果需要的話，在哪個階段可能需要核武器？應該在哪一個層級？又將有什么樣的影響？”

他個人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總統可能需要比這一報告更精確的回答”。11月23日，參聯會在遞交給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的一份備忘錄中批評選擇A是“不恰當”的，并提出了他們自已的B、C兩種選擇，其中包括“事先就決定將繼續加強軍事壓力，如果必要的話，這種壓力將達到軍事行動為實現自己的國家目標所能有的最高限度”。

不言而喻，這句話中明確地包括了核武器的使用。

此前，在11月10日，參聯會還認為“核沖突的風險將對中共的干涉產生威懾作用；如果中國干涉，核武器將被明確使用”。對于軍方的觀點，主管的文職官員顯然有不同的意見。

在24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執行委員會議期間，有人問核武器是否會被使用？麥克納馬拉回答說，“他不能想像核武器被考慮的情況”。但是麥克喬治·邦迪卻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有政治和軍事上的壓力而考慮使用核武器”。國家安全委員會執委會最終選擇了方案C，它是對參聯會方案進行修改后的一個方案。12月2日的最后文本草案一方面包括了采取反擊措施阻止北越的行動升級，另一方面又強調部隊的調度，但沒有包含參聯會有關“美國將采取一切軍事行動”的話語。

盡管約翰遜沒有批準在越南部署核武器，但美國還是決定將核武器儲備在航空母艦和太平洋地區的美軍基地上，而且儲存的數目直到1967年年中一直在不斷增加。根據最近解密的太平洋司令部歷史文檔證實，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確實制訂了戰爭升級時的核戰爭計劃，“當中國的干涉導致情況惡化時，美國的反應將包括實施CINCPAC、OPLAN39-65或OPLAN32-64。

在中國加入戰爭的情況下，戰略空軍司令部將按照參聯會的指示，使用核或非核武器打擊中國境內選定的目標”。此外，當美國海軍陸戰隊于1965年3月抵達南越時，他們同時攜帶了8英寸口徑的榴彈炮，它具有發射核武器的能力，盡管沒有裝上核彈頭，但它顯然便于美國快速將戰爭性質轉化成核戰爭。

2、1968年的溪山危機

從1966年到1967年期間，白宮不斷受到參聯會和駐越南美軍司令威斯特摩蘭的壓力，他們一致要求實行更加雄心勃勃的轟炸計劃。在1965年的“圣延攻勢”遭到普遍批評的情況下，約翰遜命令暫時中止了轟炸行動，之后軍方便不斷為戰爭升級和派遣更多部隊進行游說。

在軍方的壓力下，轟炸行動于1967年5月晚些時候得以恢復。在5月20日呈送給麥克納馬拉的一份備忘錄中，參聯會要求增加對北越的空襲，認為入侵北越、老撾和柬埔寨可能是必要的。他們還建議在泰國部署美軍、動員預備部隊及在中國南方使用核武器。

他們承認這些行動可能導致與中國或蘇聯在東南亞或其他地區的沖突，但他們認為“這些步驟對于縮短他們認為可能需要5年多時間的戰爭是必要的”。麥克納馬拉在后來的回憶錄中描述說，他對軍方“騎士式”的進攻性政策建議感到非常“震驚”。在他看來，這些行動產生了與中國交戰的“不可接受的風險”，尤其是美國可能會使用核武器。

然而到1968年初，由于大批美軍被圍困于溪山美軍基地，有關核選擇的問題再次浮出水面，而且這一次也許是整個越戰期間核武器最有可能被使用的一次。

新的證據顯示高層政府官員在1968年1月末和2月初形勢最為危急的時期就核選擇的問題召開過多次會議，“盡管其語調非常勉強”。約翰遜明確表示他不愿意面對使用核武器的決定，而且他還反復尋求軍方領導人保證他們有足夠的常規力量用于防守溪山。

在1968年1月31日遞交惠勒將軍的一份備忘錄中，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副司長羅伯特·金斯伯格寫道，“如果溪山出現極為絕望的情況，即1500-2000名海軍陸戰隊士兵被15000-20000名北越軍人包圍，戰術核武器的使用問題將被提出來”。

金斯伯格問惠勒將軍“應急情況下的目標分析是否已經就緒”，惠勒將軍的回答現在無從得知，但備忘錄上在“這一計劃將非常、非常、非常接近可能”這句話下打上了重重的標記。

第二天，惠勒將軍就“是否在絕望的情況下應該使用核武器”征求威斯特摩蘭和夏普中將(越南戰爭中的前線指揮官之一)的意見。考慮到溪山與奠邊府的相似性，他問是否有合適的核打擊目標，是否安排了適當的應急計劃，以及“你們有沒有考慮過某些更有意義的贊同和反對的目標？”

他還提醒兩位將軍“非常認真考慮這一問題”。兩位戰地指揮官顯然已就這一問題作出計劃的事情進行過討論，最后三位軍事領導人都認為“核武器的使用是不太可能的最終結果，但即便僅僅是為了軍事上的審慎，也需要某種這樣的計劃”。

據此，威斯特摩蘭著手組建一個秘密的研究小組以分析核選擇，但很快白宮就撤銷了這一計劃，因為擔心這一消息可能會被桶給媒體。

約翰遜的政治助手們還將事件的進程反轉過來，他們一方面向威斯特摩蘭保證將獲得一個師的儲備部隊，另一方面通知惠勒將軍“他有責任使參聯會提出核問題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為了讓總統放心，第二天惠勒將軍向總統遞交了一個備忘錄，其中寫道“在當前的情況下，可能不需要核武器，但如果在非軍事區的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我們應準備使用具有更有效力的武器對付大規模的敵軍。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要么是核武器，要么是化學武器應該成為適當的選擇手段”。

就在同一天，鑒于美國國內媒體報道說政府高層正在考慮使用核武器，從而引起輿論的強烈反響，羅斯托對他“莽撞地”向指揮官們提出使用核武器的問題作出道歉。他說，“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就核問題進行正式的參謀研究”，并說“這一錯誤是我的”。

在2月9日的新聞發布會和一周后的記者招待會上，約翰遜總統極力否認他曾從軍方或政治助手那里接受過任何在越南使用核武器的建議。他還反復向新聞界強調，“任何使用核武器的決定權在總統手中”。

總之，在溪山危機期間，約翰遜政府花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應對核武器討論所引起的公共政策問題，而不是專注于在該地區實質性使用核武器的問題。盡管約翰遜沒有答應軍方使用核武器的要求，但仍滿足了威斯特摩蘭必須獲得足夠的常規力量以防守溪山的要求。

3、流產的“鴨鉤行動”

作為一位死硬的反共之鷹，尼克松從來沒有在選擇使用核武器方面有過絲毫個人的猶豫不決。他相信正是核武器的威脅導致了朝鮮戰爭的結束，并深信“通過同樣的不惜使用充分武力的手段可以贏得越南戰爭的勝利”。

1968年秋，尼克松私下對他的長期助手哈爾德曼表示，“他將讓越南領導人確信，他就是要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如果這個國家不想結束這場戰爭，他將愿意使用‘最無情的暴力’來對付它”。作為艾森豪威爾時期的副總統，他和艾森豪威爾一樣倡導核優勢論，并深信核威脅的有效性。

雖然他也認為與蘇聯的核戰爭將是一場災難，但他在看待核武器本身時并沒有特別的道德和良心上的內疚。在早年的每一次冷戰危機中，尼克松都積極支持升級和使用更大的武力；在1954年作為副總統時，他支持由美軍接替在越南戰爭中失敗的法國；在隨后的年代中，他鼓吹美國使用原子彈以阻止中國進入越南；1964年他要求對老撾和北越進行報復性打擊；在60年代末期，他強烈反對停戰談判，認為這將被北越看作是美國軟弱的證據，只會進一步鼓勵河內。

在1968年的總統選舉中，他攻擊約翰遜政府在使用武力方面執行的是“漸進主義的政策”。在他當政初期，他經常對他的助手們講“我可不愿成為第一位輸掉戰爭的總統”。

盡管尼克松本質上是一名強硬的反共老手，但他同時也是一位現實主義的政治家，在核問題上，他更是一位謀求政治功利的高手。在1964-1968年的兩次總統競選期間，尼克松曾不止一次地利用核問題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1969年1月27日，尼克松、基辛格、惠勒將軍和國防部長雷爾德共同討論了“可能會刺激北越更愿意參加巴黎和談”的軍事選擇。

2月21日雷爾德向基辛格遞交了參聯會的初步報告，這一絕密的報告包含了5種相當具有進攻性的方案，其中最后一種方案提到了所謂的“技術性升級”即，使用原子、生物或致命的化學武器。在評估這一選擇時，該報告注意到“在越南使用這些武器將引起（美國）公眾和國會的強烈反應”，并表示“可以預計的國際社會的反應，尤其是日本和沖繩的反應將阻礙這一方案的實施”。然而，雷爾德、基辛格及其軍事助手亞歷山大·黑格都沒有對這一計劃作出積極評價。黑格認為這一計劃過于寬泛，超越了基辛格和尼克松所期望的旨在升級的可接受的目標。

基辛格也認為這一計劃雖然“設計得很好”，但“當前國內和國際環境的現實使得這些方案因其所包含的風險而不能被接受”。他建議采取更“微妙”的行動，如加強軍事聯絡和空中偵察，從而造成一種美軍正在加強部署的印象，這樣還可降低新聞媒體的炒作和國內動亂的危險。

然而，就在上述參聯會報告討論后不久，基辛格卻又采取了不那么“微妙”的行動。1969年春夏之交，基辛格和幾位助手秘密制訂了一個所謂的“核應急計劃”，其代號是“鴨鉤行動”。該計劃要求對河內、海防和北越的其他關鍵地區進行大規模轟炸；在港口和河道布雷；轟炸紅河大壩系統；轟炸西哈努克別墅；可能使用核武器轟炸沿著胡志明小道的南北交通線；轟炸與中國相連的北越的主要鐵路。一份單獨、更機密的研究涉及使用戰術核武器對鐵路線（來自蘇聯和中國的主要物資供應線）進行轟炸意義的評估。

是年8月，尼克松對基辛格的這一應急計劃進行了審閱，但沒有作出任何決定。到8月底9月初，基辛格擔心尼克松對戰爭采取果斷行動的決心正在消失，他決定采取行動催促尼克松同意這一被稱作“11月選擇”的行動方案，其要旨在于以一種“野蠻而具有決定性”的打擊以結束戰爭。

9月9日，基辛格會見了惠勒將軍，討論了“鴨鉤行動”的軍事計劃，并向他傳達了總統個人的命令，即這一計劃將嚴格限定于軍方渠道，因此甚至排除了與國防部長討論這一計劃的可能。在9月初，基辛格還召集了他選定的特別行動小組討論了“鴨鉤行動”軍事層面的因素，他對小組成員們表示“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敏感的問題”。

在當年的9、10月期間，尼克松繼續威脅要對戰爭進行大規模升級。為了加強這一威脅，他命令在全球進行秘密的核警戒，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秘密軍事行動之一。

該警戒行動始于10月13日，持續時間一個月。后來由于考慮到國內抗議團體預定在10月15日和11月13-15日舉行大規模的游行活動，尼克松取消了“鴨鉤行動”。在其本人的回憶錄中，尼克松表示“由于世界各國對戰爭升級的憤怒，他決定取消這一計劃”。

然而，事實可能并非如此。根據羅杰·莫里斯的說法，這一攻擊行動最終被放棄不是因為“更多地顧忌國內因素和國際后果，而主要是因為尼克松不能確信這一行動的有效性”。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另一名助手，勞倫斯·里恩(一位前國防部官員)對升級行動提出了強烈批評，尤其是他認為封鎖北越將不起任何作用。據信他的觀點對基辛格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4、1972年春：尋求最后的“致命一擊”

1972年整個春天，尼克松一直在思考對北越發動一場“遠遠超越”全面轟炸的行動。根據最新解密后公布的白宮磁帶，4月25日，即在尼克松下令戰爭升級幾周前，基辛格交給他一系列的升級選擇，其中包括轟炸北越的發電廠和大壩。當時他的親密助手哈爾德曼和白宮新聞發言人羅恩·齊格勒也在場。

尼克松說：“我仍然認為我們現在應該將大壩炸毀。那將淹死多少人？”基辛格回答說：“大約20萬人。”尼克松說：“不，不，不，我們最好還是使用核武器。你聽到了嗎，亭利？”基辛格說：“我認為那太過分了。”尼克松回答說：“核武器，那東西讓你感到麻煩了？亨利，我只是想讓你認真考慮一下，天哪。”

根據哈爾德曼的日記，隨著巴黎談判陷入困境，5月2日，尼克松、基辛格和黑格又重新討論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在這次會議上，尼克松否定了核選擇，同時也放棄了入侵北越和轟炸紅河大壩。他轉而贊成對北越的港口進行封鎖，并將轟炸的范圍擴大到北緯20度線以北，他還狠狠地說，“將把那個地方炸成碎片”。

5月4日，尼克松在與基辛格和黑格再次討論他的決定時，他用拳頭敲著辦公桌，吼叫著說：“南越可以輸掉這場戰爭，但美國不可以輸掉這場戰爭。不管南越發生什么事，我們都將北越打爛。我們將使用這個國家的最大力量對付這個該死的小國家。”

第二天在尼克松與基辛格的交談中，尼克松說：“你和我唯一的不同點在于轟炸問題上。你那么在乎平民的傷亡，而我不想考慮，也不在乎。”

基辛格回答說：“我在乎平民傷亡，是因為我不想讓全世界都來指責我們是屠夫。我們能夠不殺害平民而達到目的。”

尼克松建議使用核武器或采取別的殺死大量平民的極端措施，清楚地反映了他對戰爭所產生的巨大挫折感。然而，這些措施都未能實施。其實，戰爭到了這個地步，核武器的使用，從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看，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行的。5月8日，尼克松自己在當天舉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對他的觀點進行了澄清。他要求對越南目前的形勢進行冷靜的分析。在討論了布雷計劃后，尼克松解釋說：“不管我們做什么，我們都必須避免說我們不打算做什么，比如核武器。說到核武器，我并不認為它們是必要的。顯然，我們不會使用核武器，但我們應當讓核威脅籠罩著他們，我們還應當讓陸戰隊的威脅也籠罩著他們。我們不應該讓敵人放心我們不會這么做。”

盡管尼克松本人在使用核武器問題上，從來沒有受到任何個人的道德約束，但由于國內政治輿論的壓力，及他對連任總統的現實考慮，加上政策班子中越來越多的人的反對，如莫里斯、哈爾德曼及后來的基辛格，他最終被迫放棄使用核武器對北越進行致命一擊的打算。

黑格作為當時基辛格的軍事助手，也是一位強硬派，他曾幫助策劃過“鴨鉤行動”，他將在越南戰爭及其他冷戰沖突中沒有使用核武器歸結于道德制約。他在1992年撰文認為，“在美國方面，反對使用甚至是威脅使用核武器的道德爭論，產生了一種宗教信仰式的力量”。他反對這一道德觀并擔心這種制約將破壞威懾的有效性。但他又寫道，“我們作為超級大國這一簡單的事實經常幫助我們擺脫這一潛在災難（指使用核武器）可能引起的困境，盡管在我們這個民族心理的深處決心從不使用這一武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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