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信信托到華信信托，地方高風險信托化險模式日趨成熟

2021年12月25日，隨著《關于上海維安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受讓安信信托自然人投資者信托受益權的通知》的發布，標志著安信信托風險化解工作基本落定。

多方合力之下，投資人一次簽約率90%以上。之后的第二批，也實現了簽約，比例略遜于第一次，隨著建元信托的更名，標志著安信信托風險的化解和落地。

2023年12月25日，蜀道集團旗下春曉公司(四川天府春曉企業管理有限公司) 受讓四川信托自然人信托受益權簽約工作正式啟動，標志著四川信托風險化解工作方案的基本落定。整體簽約率,也在90%以上。

2025年8月，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批復同意四川信托變更絕大部分股權，蜀道集團成為其控股股東，其余主要股東也均為具有國資背景的企業。自此，四川信托由民營控股轉變為地方國資絕對控股，并于當年10月更名為天府信托，未來將點圍繞大交通行業，聚焦“基建+能源+礦業”主業，以打造交通領域特色信托公司為核心目標。

2025年8月，華信信托官網披露了公司風險處置的整體方案：由大連金運的全資子公司大連安鼎企業管理有限公司收購符合資格的個人投資者的信托受益權，并委托華信信托公告并協助辦理簽約事宜。截至2025年9月24日17時，已有3004名個人投資者與大連安鼎簽訂了信托受益權轉讓合同，整體簽約率達到95.5%。

從安信信托到四川信托再到華信信托，三家高風險信托公司風險化解方案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兌付比例、時間等節點上。從整體框架和來看，除了重組與重整的區別以外，操作上幾乎完全一致。隨著三家信托公司實現風險化解，可以看到，地方高風險信托機構化險的模式已經確立并在后續應用中趨于成熟。

通過對多家地方高風險信托公司風險化解方案的剖析和思考，確實會有一些不一樣的體會和收獲。

一、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是不變的主題

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是二十大以來一以貫之的主題，而中小金融機構的風險化解一直是監管部門的重點。

2023年 4月28日的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統籌做好中小銀行、保險和信托機構改革化險工作”。

這是第一次在政治局層面提出信托機構的風險化解工作，為信托機構風險化解工作明了工作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之后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了“及時處置中小金融機構風險。”及時處置四個字也預示對高風險中小金融風險處置的提速。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了兩個原則：

一是把把握好權和責的關系，健全權責一致、激勵約束相容的風險處置責任機 制；二是把握好快和穩的關系，在穩定大局的前提下把握時度效，扎實穩妥化解風險，堅決懲治違法犯罪和腐敗行為，嚴防道德風險。

前 端時間 ，《求是》雜志發布了重要講話的原文，這里摘錄部分：“堅持把防控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要穩字當頭…..金融改革、金融監管、風險處置等都要穩”。

而中央金融委也發布相應的內容：

要聚焦重點，鞏固已有工作成果，繼續有力有序有效做好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機構風險、房地產企業涉金融風險、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金融債務風險等工作，嚴控增量、妥處存量，嚴防“爆雷”，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動。

要完善機制，豐富風險處置策略方法，健全風險源頭防控機制，強化風險監測預警和早期糾正，對風險早識別、早預警、早暴露、早處置。

要強化問責，以嚴肅問責倒逼責任落實。

可以看到中央和監管對于以中小銀行、信托和保險等金融機構的風險防范和化解工作的思路和原則是十分明確且一以貫之的。

統籌推進、穩字當頭、及時處置、權責一致、激勵約束相容有力有序有效。

三家地方高風險信托公司的風險化解，基本確立了中小信托機構的風險處置樣本，標桿、示范意義也就不言而喻。為后續機構，提供了借鑒和指導。

二、三家高風險信托公司時間線梳理

1.安信信托

2018年5月，安信信托的“安贏”系列部分信托產品陸續出現延期兌付，

2019-2020年報披露公司連續兩年出現巨額虧損，

2020年4月6日被上海銀保監會實施正式謹慎監管（托管）。

2021年7月安信信托發布重組方案，以股票定增作為化解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為安信信托補充運營資金，化解流動性風險。

2.四川信托

2020年6月，四川信托發行的TOT產品252.57億元大規模逾期暴露風險。進一步調查發現，實制人劉滄龍通過"宏達系"違規占用信托資金，導致流動性危機。
2020年12月下旬，四川信托被實施監管強制措施，工作組全面進駐推進公司風險處置。

2023年12月，四川信托推出自然人投資者兌付方案，由四川國資背景的“天府春曉”公司以40%-80%的折扣受讓信托受益權。截至2024年1月，簽約率達95.02%。

2024年4月7日，四川信托向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重整。

2024年9月27日，法院批準重整計劃。

2024年10月10日，春曉啟動轉讓款支付工作，向已簽約投資者一次性支付全部轉讓款。

2025年1月，蜀道集團（四川省屬國企）成為控股股東，持股72%，標志著重整進入實質階段。

2025年3月26日，成都中級人民法院裁定終止重整程序，公司恢復經營能力，信托牌照得以保留。

華信信托

2019年12月，華信信托與安信信托、四川信托等一同被原銀保監會列為 6 家高風險信托公司之一。

2020 年9月，華信信托暴雷序幕拉開。

2021 年2 月，原銀保監會派駐工作組入駐華信信托。

2021-2022年，華信信托組織了兩次信托受益權轉讓，兩次轉讓累計兌付本金 9.2%，剩余 90.8% 本金展期。

2023年3月，在委托人情況說明會當中，華信信托表示原計劃信托項目目前回款暫不進行分配，待整體方案確定后一次性解決。

2025年8月，華信信托公布方案，大連國資全資子公司大連安鼎企業管理有限公司收購個人投資者的信托受益權，固定金額部分的合計回款比例90.92%，9月24日，華信信托公告稱個人投資者簽約率高達95.5%，簽約人數3004人，基本掃清了破產重整的主要障礙。

三、化險方案對比

為了便于比較，將安信信托/四川信托/華信信托兌付方案細節羅列，得到下表：

從上述三家信托公司的風險處置和化解來看，安信信托、四川信托和華信信托在諸多方面具有諸多相似之處，而新時代信托、新華信托與華融信托（興寶國際）作為中央層面出手化險的案例，與前家具有顯著的不同。

總結下來就是：中央層面處置高風險信托機構，主打就是一個簡單粗暴高效；地方層面處置高風險信托機構，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靈活性以及“市場化、法制化”原則。

四、日益成熟的風險化解模式

通過安信、川信和華信的風險化解方案，大概可以總結出地方高風險信托機構化解思路：即確立以地方國資為牽頭重組（重整）方，以關聯三方公司為信托收益權收購主體，為自然投資人提供與購買產品金額相掛鉤的兌付方案。在兌付比例上，分檔與否則與整體涉險金額相關。

從重組方來看：

安信信托（建元信托）的股東為上海砥安投資、信保基金、中國銀行，以及四川信托下面的幾個信托計劃等。天府信托最新的股東為蜀道投資集團、天府春曉企業管理有限公司、成都交子金控、成都興蜀青企業管理有限公司、宏達系以及兩管理咨詢合伙企業。

華信信托的股東較復雜，主要有華信匯通投資有限公司、北京萬聯同創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沈陽品成投資有限公司。其他股東雜七雜八，主要還是匯通系。值得一提的是，信保基金已經參與到了華融信托和安信信托的重組當中，而天府信托、華信信托未有參與其中。

從關聯第三方來看：

原安信信托收益權的收購主體為上海維安，注冊資本一千萬，股東與維安的基本一致，差別在金額上。原四川信托收益權收購主體為天府春曉，注冊資本僅為一百萬，股東僅有蜀道集團和興蜀青這兩家。華信信托收益權的收購主體為大連安鼎，股東為大連國有金融資本運營公司。

幾家公司都是成立時間短，注冊資本少，但在收益權收購沒有任何問題，當年維安成立的時候，一堆人對其支付能力持有十分懷疑的態度，事后證明是多慮。以此類推，春曉、安鼎皆為如此。

這樣的安排，有什么用處的，簡單總結一下無非以下幾點：

一是風險隔離，保護母公司主體信用

設立子公司可以將高風險信托風險處置中可能產生的債務、法律爭議等局限在子公司層面，避免波及國資股東，確保控股股東的信用安全。

二是操作靈活，提升處置效率

專項公司可以專注于資產收購、合同談判及后續清算，決策和執行鏈條更短。以大連安鼎為例，其成立于2025年7月31日，僅十余天后即啟動收購，截至9月24日便完成95.5%個人投資者的簽約，體現了高效的專業化運作，維安/春曉也是如此。

三是控制風險敞口，實現有限注資

三家公司的注冊資本，基本就是100萬元，母公司則是百億起步額度注冊資本。通過子公司進行收購，國資平臺可以控制實際投入的資金規模，避免將過多資本直接暴露于風險資產中，符合“國資主導、專業執行、風險可控”的處置框架。

四是落實屬地責任，符合監管導向

2025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關于加強監管防范風險推動信托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落實有關地方政府的風險處置屬地責任”。設立專項平臺正是地方政府履行屬地責任的具體體現。

五是為后續破產重整掃清障礙

通過子公司先行收購個人投資者受益權，實現了“風險隔離”與“社會穩定”雙重目標。當個人投資者的風險被剝離后，信托公司將得以更順利地進入司法破產重整程序，形成“國資前置托底+司法程序收尾”的清晰路徑，華信/川信皆是如此。

六是形成可復制的處置模式

這種“地方國資設立專項平臺”的做法，已經有兩個案例，為后續高風險金融機構的風險化解提供了標準化、可借鑒的操作模板。

如果說四川信托的破產重整是開了先河，那么華信信托的破產重整成功則表明監管對于此類高風險信托機構化險模式的認可。

五. 幾點思考

廣為詬病的“一刀切”。

“一刀切”是常見的一種處置方式。好處是高效便捷，簡單粗暴；壞處是沒有考慮到差異性，頗有一種以豐補歉的味道在里面。

具體到信托機構的化險，總體的原則是壓實地方責任，屬于地方的KPI。

在以年為單位的考核制度下，“一刀切”是地方所能采取的高效的風險化解處置方式。從責任主體的角度來看，“一刀切”的做法具有合理性。

但從投資人角度來看，這是一種典型的“大鍋飯”的做法，顯失公平。以前川信的TOT產品暴雷之后，有些系列已經回款不少，有些匯款寥寥。從信托制度來看，一對一的專戶是完全可以實現一個項目對應一批通則。但當川信陷入整體性危機之后，實操便是將整個TOT視為一個池子，所有匯款就如同流水一樣匯金這個池子。最后按照階梯方案進行兌付。

當然，面對方案可以選擇簽或者不簽。

簽了的投資人，快刀斬亂麻，早點拿回到損失的投資款更為實際，代價就是接受市場化的折扣。不簽的投資人，堅持通過訴訟加底層回款的方式，有些項目確實如期實現了順利退出。值得一提的是，三家信托機構中，均有不接受方案而執意走訴訟程序的人。

投資者希望盡快拿到賠償，重整方希望企業恢復經營，地方政府需要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監管部門的職責在于懲前毖后，維護市場清明，而法院的職責是維護公平公正。眾多訴求的交織中，要找到最佳路徑，實現多方滿意的結果，極為不易。

比例上的差異。

這歸根到底還是支付能力的問題，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信托公司自身屬性，建元作為上交所唯一一家上市的信托公司，本身具有稀缺性，是其他兩家高風險信托公司所無法比擬的。

2.底層資產的優劣，安信可以說是好壞摻半，而川信TOT，就如當年某位理財經理所說的，許多底層近乎空氣和垃圾；華信許多項目與當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質量上相對前兩家好得多；

3.地域問題，安信位于上海，川信位于成都，華信位于大連，再壓實地方責任的規定下，地方財政和國資實力的差距，也決定了方案的比例和實效；

4.時間。安信化險的時間在2021年，川信則在2023年，華信更是拖到了2025年年底，雖然三家信托公司風險全面爆發的時間也就一年 只 差，但兌付前后錯過了四年。

5.規模因素。安信、川信百億，華信僅有幾十億。

2026，展望其余高風險信托公司，命運和解決模式似乎的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