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奪冠后，谷愛凌被美國盯上，美官員：背叛美國，必須付出代價

大家好，我是小漢。

2026年2月22日，米蘭冬奧會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場地技巧決賽，谷愛凌最后一跳落地后，分數定格在94.75——全場最高。

這是她本屆冬奧的第三枚獎牌（1金2銀），也是個人職業(yè)生涯第6枚奧運獎牌，刷新歷史紀錄。

現場中國觀眾揮舞國旗歡呼，國內社交平臺迅速刷屏。

但幾乎同一時間，美國田納西州一位眾議員辦公室發(fā)出了另一份“戰(zhàn)報”：

他們正推動一項新法案，目標很明確——把谷愛凌這類運動員賺的錢，一分不剩地收走。

這項名為《正式限制個人在體育相關領域獲取年度收益法案》（簡稱“奧林匹克法案”）的提案，表面講稅收，實則沖人而來。

法案規(guī)定：任何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若代表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等“受關注外國實體”參加奧運會、世界杯等國際賽事，其比賽獎金和贊助收入將被征收100%聯邦稅。

提案發(fā)起人、共和黨眾議員安迪·奧格爾斯直言不諱：“背叛國家的人，必須付出代價。我要確保國稅局拿走谷愛凌每一分錢?！?/p>

這已經不是奧格爾斯第一次點名谷愛凌。

早在2025年，他就曾在社交平臺發(fā)文質疑：“她生在美國、練在美國、住在美國，卻披著中國國旗賺錢?！?/p>

如今借冬奧熱度再推法案，顯然不只是為了立法，更是為了造勢。

一、不是所有“換隊”都叫背叛

美國體育圈里，代表他國參賽的運動員并不少見。

NBA球員喬丹·克拉克森有菲律賓血統，選擇為菲律賓男籃出戰(zhàn)；前田徑選手桑婭·理查茲-羅斯擁有牙買加背景，也曾考慮過代表牙買加參賽。

冰球、游泳、體操等多個項目中，因雙重國籍或入籍原因更換代表隊的情況屢見不鮮。

喬丹·克拉克森

但這些案例幾乎從未引發(fā)全國性爭議，更沒人提議立法懲罰。為什么輪到谷愛凌，就變成了“叛國”？

關鍵不在“換隊”，而在“換給誰”。當對象是中國，事情就變了味。

在當前美國對華戰(zhàn)略競爭的大背景下，中國被部分政界和媒體塑造成“系統性對手”。任何與中國有關聯的成功，都會被自動解讀為“資敵”。

谷愛凌恰好踩中了這個雷區(qū)。她英語流利，畢業(yè)于舊金山灣區(qū)名校，8歲開始在太浩湖訓練，14歲就拿下全美青少年冠軍。

從成長軌跡看，她完全符合“美國精英培養(yǎng)體系”的模板。但她15歲時宣布將代表中國參賽，并在北京冬奧會豪取2金1銀，此后持續(xù)為中國出戰(zhàn)國際賽事。

這種“明明能進美國隊卻偏要幫中國贏”的選擇，在一些人眼里成了不可原諒的“倒戈”。

更刺激輿論的是她的商業(yè)價值，據《福布斯》估算，谷愛凌2025年收入達2310萬美元，其中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品牌代言，如安踏、瑞幸、中國移動等。

她在中美兩地都有巨大影響力，既能上《時代》封面，也能成為央視春晚嘉賓。

這種“兩邊通吃”的狀態(tài)，讓部分美國人感到被利用——“你用我們的資源成才，卻去給對手掙面子、賺鈔票”。

可事實是，谷愛凌從未隱瞞自己的身份選擇。她多次公開表示：“我媽媽是中國人，我從小每年暑假都回北京。代表中國是我和家人的共同決定。”

她也從未放棄對美國文化的認同，甚至擔任2030年鹽湖城冬奧會申辦大使。她的立場從來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我可以同時屬于兩個地方”。

問題在于，當政治情緒高漲時，中間地帶往往最先被碾碎。

二、法案未必通過，但羞辱必須到位

“奧林匹克法案”真能落地嗎？大概率不能。

首先，法律上站不住腳。美國憲法禁止“剝奪公權法案”（Bill of Attainder），即不得通過立法直接懲罰特定個人或群體。

該法案雖未點名谷愛凌，但適用條件高度精準匹配她的身份（美國出生、綠卡或公民身份、代表中國參賽、高收入），極易被法院認定為變相定向懲罰。

其次，經濟上毫無意義。

100%稅率看似狠厲，實則適得其反。一旦實施，運動員完全可以將收入結構轉移至海外公司、信托或第三方代理，美國反而收不到稅。

更何況，谷愛凌的主要收入來自中國品牌，資金本就不經過美國金融系統，征稅難度極大。

就連保守派經濟學家斯蒂芬·摩爾都批評該提案“既荒謬又無效”。

加州大學稅法教授也指出，即便強行推進，也可能因違反正當程序條款而被推翻。

既然明知難通過，為何還要提？答案很簡單：制造話題，收割流量。

在社交媒體時代，極端言論更容易引爆傳播。奧格爾斯所在的田納西州并非冰雪運動重鎮(zhèn)，他在國會也非核心人物。

但只要把“谷愛凌”“中國”“背叛”這幾個關鍵詞綁在一起，就能迅速登上新聞頭條，吸引保守派選民關注。

對他而言，法案是否通過不重要，重要的是“表態(tài)”——展示自己“強硬捍衛(wèi)美國利益”的姿態(tài)。

這種操作在美國政壇已成套路，過去幾年，從TikTok禁令到孔子學院審查，再到如今針對運動員的稅案，背后邏輯如出一轍：

用國家安全名義包裝文化焦慮，用立法威脅替代實際政策，最終目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鞏固基本盤。

而谷愛凌，不幸成了這場表演中的道具。

三、真正的沖突，不在賽場，在敘事

比法案更傷人的，是日常的敵意。

過去一年，谷愛凌多次透露自己遭遇網絡暴力，甚至在街頭被陌生人辱罵、推搡，不得不報警。

她在采訪中說：“2025年是我傷病最嚴重的一年，也是被網暴最狠的一年?！?/p>

一個22歲的年輕女性，因代表自己認同的國家比賽，竟要承受人身威脅，這早已超出體育范疇。問題的核心，其實是兩種敘事的碰撞。

在美國主流敘事中，“成功”必須與“忠誠”綁定。你享受了美國的教育、訓練、自由，就該為美國贏。

任何偏離這一路徑的選擇，都會被解讀為忘恩負義。尤其當受益者轉而幫助“對手”取得勝利，更會被視為雙重背叛。

但谷愛凌的敘事完全不同，她認為，身份可以多元，歸屬不必單一。

她可以在斯坦福讀書，也可以在首鋼大跳臺訓練；可以穿紅白藍配色的訓練服，也可以披五星紅旗領獎。

對她而言，代表中國不是對美國的否定，而是對母親文化的回應，是對童年記憶的延續(xù)，也是對自己人生主動權的行使。

這兩種邏輯本可共存，但在大國對抗的語境下，共存變得奢侈。

美國需要“英雄”來凝聚認同，于是劉美賢被捧為“新美國夢”；而谷愛凌，則被貶為“精致利己主義者”“投機分子”。

有趣的是，英國選手佐伊·阿特金（Zoe Atkin）的經歷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她出生在美國，母親是馬來西亞華裔，現代表英國參賽。

她在本屆冬奧獲得銅牌，英媒稱她為“國家驕傲”，無人質疑其忠誠。這說明，所謂“背叛”，從來不是客觀事實，而是立場投射。

谷愛凌的故事，本質上是一個全球化個體在民族主義回潮時代的困境。她試圖跨越邊界，卻被要求站隊；她想擁抱雙重身份，卻被逼做單選題。

而美國部分政客和媒體對她的圍剿，暴露的不是她的“問題”，而是自身的焦慮——當人才、資本、文化不再受國界束縛，傳統的“忠誠—回報”契約正在瓦解。

他們無法阻止谷愛凌成功，就只能試圖羞辱她、懲罰她，以此維系一種正在失效的秩序。

但歷史不會倒退，谷愛凌之后，還會有更多混血、跨文化、多國籍的運動員、科學家、藝術家在全球舞臺上活躍。

他們不會因為一句“背叛”就退場，也不會因為一項象征性法案就沉默。米蘭冬奧會閉幕了，但關于“誰有權定義一個人歸屬”的爭論，才剛剛開始。

谷愛凌用雪板劃出的答案是：我的身份，由我自己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