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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全球最高端、最頂級的。
文 | 華商韜略 楊彼得
2026年2月24日,馬年開工首日,京東創始人劉強東現身廣州。
他公開宣布:投入50億元個人資金,創立獨立游艇品牌 Sea Expandary,并將其定義為京東之外的“第二事業”。
這則消息如同一枚震撼彈,瞬間攪動了沉寂已久的中國游艇產業。
【01 意欲何為?】
從已知信息看,造游艇絕非劉強東的臨時起意,而是一場早有籌劃的系統性布局。
官宣之前,Sea Expandary旗下已布局研發、制造、銷售、運營等多家企業,覆蓋游艇上下游供應鏈,包括企業官網,也都早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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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Sea Expandary官網
對于涉足游艇行業的原因,劉強東的答案明確又直白。在他看來,中國有機會走出高端游艇消費品牌,“游艇符合國家高質量發展要求,是工業領域里最后一塊高端空白,目前歐美品牌占據全球90%以上份額。”
他還以一組數據,強調了這門事業的潛力:中國汽車保有量已超過美國,但美國擁有1300萬艘游艇,中國僅約12000艘,發展空間巨大。
商業和產業考慮之外,劉強東做游艇也有個人情感因素。他說:“我們家有100多年都是船民,所以對船有特殊感情,哪怕到今天,我最好的睡眠永遠在船上。”
在產品路徑上,劉強東的思路與中國新能源汽車的換道超車有異曲同工之處:明確主打新能源智能化游艇,強調通過深度應用AI與機器人技術,打造更安全、智能的產品,以“綠色”與“智造”重做游艇,而不是簡單復制傳統豪華游艇模式。
出手就是50億的個人投資,劉強東顯然是希望搞把大的。
發布會上,他也是毫不客氣地表達著雄心。他說,游艇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只有足夠投入,才有能力與歐美頂級游艇制造公司競爭。
“我做的品牌,目標是全球最高端、最頂級的。”
但他也強調,自己并不會直接參與運營管理,自己的絕大部分精力還是要用于發展京東。
根據規劃,Sea Expandary將在珠海投資建設游艇制造基地,在深圳建設游艇事業中國總部,并參與深圳多座碼頭及配套設施的建設運營。同時,還將在大灣區布局研發創新中心、游艇運營服務中心、保稅維修中心等配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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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Sea Expandary官網
2月24日當天,Sea Expandary已與深圳、珠海等地政府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一貫家鄉優先的劉強東,沒有把公司選在江蘇,而是廣東,也是看好廣東在此的優勢與潛力。他提到,廣東早在20年前就提出發展游艇產業,是全國制造業大省,擁有完善的供應鏈配套、豐富的人才資源和國際化沿海城市群。
翻譯過來就是,廣東,既更有利于造游艇,也有利于游艇的銷售與消費。
另一個體現劉強東早已布局此事的信息是,Sea Expandary亮相當天,他就透露公司已拿到5條大型游艇訂單。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這些訂單均為72米雙體游艇,單艘平均售價約6000萬歐元。
某種程度說,這也是對Sea Expandary必然成功的一種背書。
挑戰全球高端市場之外,劉強東還提出了另一個更為雄心勃勃的愿景,他希望未來能夠造出售價10萬元的游艇,讓普通工薪階層也能用得起。
一邊是“全球最高端、最頂級”的定位,一邊是“10萬元游艇”的大眾化想象,更進一步印證了劉強東對于游艇產業的深入研究和信心篤定。
但要真正實現這一切,卻并不容易。劉強東之前,已先后有多位企業家以不同方式入局其中,然而進展與成就卻可以說是乏善可陳。
【02 野心與代價】
中國企業進入游艇制造業,大致有三條路徑:一是自主創牌、深耕制造;二是上市公司多元化布局;三是跨界并購海外高端品牌,借資本迅速切入。
這三條路徑,本質上對應的是三種不同的“時間觀”。第一種押長期制造能力,第二種押資本放大效應,第三種押全球資源整合速度。
簡單說,路徑不同,遭遇的風險也完全不同。
在自主品牌陣營中,海星游艇是最具代表性的樣本。自2007年投產以來,專注80英尺以上中大型豪華游艇,在中國大陸該尺寸段保有量市占率約70%,穩居全球超級游艇訂單排行榜前30強,率先在高端領域撕開歐美壟斷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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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海星游艇
公司堅持自主研發,每年推出1—2款新船型,構建了覆蓋設計、工程與新能源應用的完整研發體系,累計獲得多項專利。Asteria、Heysea 等系列在設計、性能與智能化配置上已具備與歐美品牌同臺競爭的實力,產品遠銷歐洲、美國、澳大利亞及中東市場,成為中國游艇“自主創牌+全球化”的標桿案例。
海星游艇的突破性意義,不只是賣出幾艘船,而是在高端制造領域建立“品牌溢價”的可能性,這恰恰是中國制造長期最稀缺的能力。
除海星游艇之外,國內還有一批企業在不同細分賽道穩步推進:錦龍游艇主攻40米以上高端定制,強化技術與品牌壁壘;毅宏游艇兼顧文旅運營與海外出口,走多元化布局路徑;威高游艇聚焦鋁合金輕量化制造,在細分領域建立差異化優勢。
它們規模未必龐大,卻共同構成中國自主游艇制造的產業底座:以研發為核心、以制造為根基,推動行業從“代工制造”走向“自主品牌”。
然而,當游艇企業走向資本市場,產業邏輯開始與財務邏輯交織,行業的波動性被顯著放大。
A股市場中,船艇類上市公司主要以江龍船艇、亞光科技、天海防務為代表。
其中,天海防務以防務裝備、船舶設計、新能源船艇為主,國內游艇業務占比有限,存在感較弱;江龍船艇則采取“公務船+新能源+出口”的發展路徑,整體經營相對穩健。
可以說,越是把游艇業務放在更廣闊船舶體系中的企業,抗風險能力反而越強。單一押注豪華游艇,業績彈性雖大,但安全邊際并不高。
而有著“游艇第一股”的亞光科技,則更具行業樣本意義。它既是國內游艇制造曾經的高光代表,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整個行業的現實困境。
公司成立于2003年,2010年9月登陸A股,構建了較為完整的游艇品牌矩陣:先歌主打100英尺以上超級游艇,太陽鳥覆蓋100英尺以內中小型游艇,寶達則面向公務與特種船艇市場,產品線涵蓋私人、商務、游覽及特種用途等多個領域。
在行業上行階段,亞光科技一度被視為國內豪華游艇制造的標桿,承接過多項大型項目,代表著中國游艇制造的階段性高點。
但游艇產業高波動、重資產、長周期的特性,一旦疊加多元化擴張失誤,風險便集中爆發。
2021年至2024年,亞光科技連續四年虧損,累計虧損約36億元。虧損主因是軍工電子業務不及預期,控股子公司成都亞光多次計提大額商譽減值。疊加船艇板塊持續虧損、資產負擔重,公務船艇需求疲軟,曾被寄予厚望的船艇業務成為業績拖累。
雪上加霜的是,2025年7月,公司公告披露,董事長李躍先因被滑縣監察委員會留置無法履職,公司緊急聘請其1990年出生的兒子李基出任副總經理,參與經營管理。產業周期、資金壓力與公司治理風險疊加,使這家“游艇第一股”面臨多重考驗。
如果說亞光科技呈現的是制造端與資本擴張錯位的代價,那么另一條更激進的路徑——高溢價跨境并購,風險更為直接。
2013年,萬達創始人王健林以3.2億英鎊收購英國圣汐國際91.8%股份,將這一全球頂級豪華游艇品牌納入版圖,試圖補齊高端消費產業鏈。
然而隨著全球經濟環境變化與萬達集團債務壓力上升,海外資產開始收縮。2024年11月,萬達以1.6億英鎊價格將圣汐國際出售。資產價格“腰斬”的背后,是資本周期與產業周期錯位的代價。
當并購更多基于資本擴張邏輯而非產業協同邏輯時,退出往往取決于宏觀環境,而不是企業自身經營能力。
類似的教訓還有泰山石化創始人蔡天真。他試圖將游艇納入“大海洋戰略”,在建設修造船基地的同時切入高端游艇制造與碼頭運營。但當企業陷入債務危機后,高杠桿跨界迅速失速,原本宏大的全產業鏈構想最終難以為繼。
游艇看似高端浪漫,本質上卻是典型的重資產行業,對現金流與耐心的要求遠高于外界想象。
當然,也存在相對穩健的布局路徑。2012年,山東重工濰柴集團投資3.74億歐元控股意大利法拉帝75%股權,拿下全球最大豪華游艇集團,完整獲取其品牌矩陣、核心船廠與全球銷售網絡。依托產業資源與資本運作,濰柴在2022年3月推動法拉帝在港交所主板上市,使其成為游艇行業港股第一股。
這類并購之所以相對成功,在于濰柴背后有完整的發動機與動力系統產業鏈支撐,而不是單純的財務投資沖動。
除此之外,還有面向國內企業的產業型參股案例。比如,國內地下工程裝備龍頭企業之一的山河智能,曾持有湖南山河游艇25%股權,并于2017年通過增資將持股比例提升至40%,成為第一大股東。湖南山河游艇主要從事高速海艇與大型游艇的研發和制造,是山河智能向海洋裝備領域延伸的重要載體。
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產業協同,而非簡單的財務投資。通過參股控股,山河智能將自身在技術研發、制造能力與生產資源上的優勢導入游艇業務,形成資源互補和能力嫁接,體現出更偏長期布局的產業邏輯。
與“買一個品牌”不同,這種方式更像是在現有能力邊界上做延伸,風險更可控,但回報節奏也相對較慢。
不過,對于多數頂級富豪而言,游艇更多是一種私人收藏與圈層社交工具,并不承擔明確的盈利目標。
2008年,搜狐創始人張朝陽購入一艘66英尺圣汐游艇“快樂號”,成為當時較為高調公開購艇的企業家之一。
此后,不少企業家擁有私人游艇,但整體趨于低調。例如馬云多次被報道擁有超級游艇,但本人并未公開回應。對他們而言,游艇象征的是生活方式,而非產業布局。
正是在這樣一輪輪嘗試、挫折與代價之后,游艇產業逐漸從“富豪玩物”與“資本故事”中剝離出來,重新回到制造與產業邏輯本身。
直到這一次,劉強東入局游艇產業,敘事的重心開始發生新的變化。
【03 新變化】
如果說過去十年中國富豪的游艇夢是零散、分散且帶有試探意味的,那么2026年劉強東以50億元規模重倉入局,則更像一次系統性押注,它指向的不僅僅是個人消費,而是產業邏輯的重構。
要理解這次重構,必須先搞清楚一個問題,相較于中國市場,為什么歐美游艇產業更為發達和成熟?
要知道,歐美游艇產業的繁榮,并非一時靠資本推動,而是歷史積淀、經濟基礎、消費文化、產業體系、基礎設施與技術創新長期共振的結果。
在歐洲,17世紀貴族私人游艇已成風尚。美國游艇產業在19世紀中后期已逐步興起,二戰后進入高速成長期,形成集制造、銷售、維修、服務于一體的完整工業體系。
更關鍵的是,游艇在歐美被定義為“休閑船舶”,8米以下釣魚艇、帆船、摩托艇是家庭日常工具,而非富豪專屬玩具。除此之外,賽事文化、俱樂部體系與完善碼頭網絡共同支撐起穩定需求。
目前,美國注冊游艇約為1167萬艘,年新增約30萬艘,其中80%為入門級產品,價格僅數萬美元。歐洲則在高端超級游艇領域占據全球主導地位,形成“大眾入門+中端休閑+頂級奢華”的分層市場結構。需求基礎廣泛,因此抗周期能力強。
反觀中國,行業仍處于起步階段。截至2025年底,全國登記有效游艇不足1萬艘,即便加上未登記的小型船艇,總量也遠無法與歐美相比。
產業規模方面,2024年中國游艇全產業鏈規模約210億元,其中,游艇制造業產值128億元,出口約6億美元。全國300余家企業整體呈現“小、散、弱”特征,全球份額不足4%,大量核心配件依賴進口。
與此同時,全國泊位數量約1.5萬個,基礎設施短板明顯,“買得起、停不起、用不起”仍是現實約束。
但必須強調的是,中國游艇產業的瓶頸,并不在于“造不造得出來”。以當下中國制造的能力而言,大飛機能夠自主研制,航母可以下水,豪華郵輪已經實現交付,造一艘技術復雜度遠低于上述裝備的游艇,并不存在“技術不可達”的問題。游艇并非中國制造的能力短板。
真正的短板在于消費環境。在于有沒有足夠開放的水域政策、足夠密集的碼頭網絡、成熟的俱樂部體系,以及穩定增長的休閑人群。
換句話說,中國游艇產業過去之所以規模有限,并不是因為制造能力不足,而是因為需求土壤尚未形成。
但好消息是,政策環境正在松動。
2026年1月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加快培育服務消費新增長點工作方案》,首條政策便大篇幅部署“促進游艇消費高質量發展”。隨后,在國新辦發布會上,交通運輸部明確表示正制定《擴大游艇消費的若干措施》。
從海南的“瓊港澳游艇自由行”到大灣區的“一體化審批”,游艇正在從海事監管的“難點”變為各地經濟的“新名片”。
這些政策變化,本質上是在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創造制度空間。當水域管理、泊位建設、跨區域航行審批逐步放松,游艇才可能真正從少數人的奢侈品,轉變為更廣泛人群的休閑選項。
更值得關注的是,交通運輸部數據顯示,近三年新登記游艇占比竟高達54.7%。這意味著中國游艇市場正處于從0到1的爆發前夜,“十五五”期間的持續增長態勢已成定論。
正是基于需求擴容的預期、政策逐步松動、制造能力已然成熟三個因素,劉強東選擇果斷入場。
與早年資本更多聚焦游艇會、碼頭運營或海外品牌并購不同,此次他的布局更強調制造能力重塑與全鏈條供應鏈整合。
當前全球游艇行業正邁向電動化、智能化升級,而中國在新能源電池、智能制造與供應鏈協同方面具有相對優勢。如果這些能力能夠嫁接到游艇產業,理論上存在彎道切入的可能。
劉強東長期擅長的正是供應鏈組織與規模化管理。他在粵港澳大灣區布局制造基地與總部,押注的是區域產業協同。一旦核心部件實現本地化配套,制造成本有望下降,行業集中度也可能提升。
但更深層的邏輯在于,他押注的或許并不僅是制造端升級,而是中國消費結構的再升級,押注一批中產家庭開始把“海上休閑”納入生活方式版圖。一旦生活方式被激活,產業才有規模;一旦規模形成,制造端的優勢自然水到渠成。
他提出的“親民化產品”設想,本質上是試圖打破“游艇=頂級奢侈品”的固有結構,向大眾休閑市場延伸。
換句話說,游艇要真正成為一個產業,前提并不是把它從“生活方式”中抽離出來,而恰恰是讓它成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只有當需求端跑起來,制造端的能力才會被真正釋放。
當然,劉強東面臨的挑戰同樣艱巨。高端游艇高度依賴品牌信譽與長期交付能力,單船建造周期長、資金占用大,遠非互聯網式的快速擴張可以解決。更何況,國內市場規模仍然有限,私人游艇文化尚在培育階段。
因此,他這次入局的意義,不在于短期銷量,而在于能否在政策窗口期內,把需求培育、供應鏈整合與品牌建設三件事同步推進。
至于劉強東能否成功、何時成功,仍有待時間檢驗。
但可以確定的是,當消費場景被打開、生活方式被重塑,游艇才會真正從一個小眾奢侈品類,成長為具備規模效應的產業賽道。
【參考資料】
[1]《官宣!劉強東進軍游艇業,打算造10萬元級別游艇》南方+
[2]《劉強東投資50億,要在廣東造游艇》時代財經
[3]《劉強東稱已接到5條大型游艇訂單,每艘平均賣6000萬歐元》界面新聞
[4]《泰山石化被指瀕臨破產債權人要求啟動清盤程序》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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