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8億兜底50萬從業者…中國企業家把錢花在了出乎意料的地方

發現沒有，中國頂級企業的治理邏輯，悄悄變了。春節前后，幾件大事意味深長。

就在2月24日，一份特殊的“開工福利”，讓人驚訝：

貝殼聯合創始人彭永東與單一剛宣布，將共同捐贈1000萬股A類普通股，設立“健康家貝守護金”，覆蓋50萬人及其背后數十萬個家庭。

算上去年，兩位創始人一年內的捐贈總額已超8.4億。

為什么貝殼管理層下了如此大決心，對員工和平臺經紀人及其家庭進行了健康關懷的“全覆蓋”式保障？

這一超常規的舉措，力度之大、覆蓋面之廣，確實令人感到意外。

但如果把視野拉大，就會發現：

這不只是一家企業的“慷慨”，更是一場集體轉向，背后有著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水之涌動。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正在把錢花在出乎意料的地方。

節前，不少行業巨頭就紛紛掀起“漲薪潮”——寧德時代、比亞迪、字節跳動紛紛推出漲工資計劃，京東拋出最高20個月年終獎的重賞。

胖東來去年創下驚人的15億凈利潤，于東來大手一揮，直接給員工分配了10億……

時代真的變了。

中國頂級企業的治理邏輯，正在經歷一場范式轉移——從追求“資本效率優先”，全面轉向深挖“人本效率優先”。越來越多企業看到，厚待員工、以人為本的企業，才能順應趨勢，贏得未來。

這與國家越來越轉向“投資于人”，和“投資于物”并重的趨勢，互相呼應，相得益彰。這場大轉向，絕不僅僅是商業倫理的一次躍遷，更是一場關于增長與分配、效率與公平的時代大考。

它關乎中國商業的未來，也關乎每一個在時代激流中奮進的個體，關乎每一個你和我。

兜底安全感：為“奮斗者”撐起一把傘

什么是“投資于人”？很多人或許第一次聽到。

從本質上說，就是要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將人力資源從“被動消耗的成本”轉化為“主動增值的資本”，強調以人的發展為核心目標。

就拿企業來說，“投資于人”可能意味著一場深層次的變革。

曾經很長時間，企業和勞動者是“各取所需”的關系。但到了今天，越來越多人關注到，如果雙方只是一種“交易關系”，而沒有長期共生共存的利益，注定不可能長久。

因此，“投資于人”的第一層硬核邏輯，就是兜底安全感。

比如，貝殼此次大動作，就設立了一項“健康家貝守護金”，當中包含的三個子項目，并非簡單的福利堆疊，而是對勞動力保障體系的一次“極致風險穿透”。

它通過三個維度構建了一個閉環式的支撐體系：

一是“生命急護金”，確診即到賬，對抗的是“時間差”。直接打破傳統保險事后報銷的滯后性，在2個工作日內為困境家庭提供2萬元的“救命錢”。

二是“家暖幫扶金”，針對失去勞動能力的極端情況，對抗的是“結構性崩塌”。提供10萬元的一次性托底，保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家庭支柱。

三是最高10萬元的“子女教育金”，對抗的是“風險代際傳遞”。切斷“因病致貧、因貧斷學”的惡性循環，將保障的顆粒度延伸至下一代。

仔細看，就會發現貝殼搭建的這套救助機制，其實跟傳統的大病醫保很不一樣。

醫保盯著的是“病”，而這套機制則關注“生活”。它不只負責支付醫療開銷，更像是在天塌下來的時候，為一個家庭撐起一把傘，幫他們把最難的那段日子熬過去。

為什么貝殼一定要這么干？可能與其長達十幾年聚沙成塔的探索有關。其在2008年成立的“格林計劃”，已發放救助金額超7.55億元，共救助超5.4萬人次。

2023年初，入職貝殼14年的高寶全，突然接到噩耗：父親確診原發性系統性淀粉樣變病（一種罕見病）。此后一年，高父在3家醫院住院30多次，經歷8個療程化療。各種診斷證明、入院記錄、出院記錄、發票，加起來足足4斤重。花費更是達到了40多萬。

幸運的是，高寶全入職就加入了“格林互助計劃”。這一次，他賬上收到26萬多互助金，極大減輕了負擔。當年種下的善意種子，長成了守護父親的大樹。

高寶全（左一）和父親（右二）一起曬太陽

如今，隨著“健康家貝守護金”的加持，這把傘將覆蓋超過50萬人。

不管是入職半年的貝殼、鏈家“正規軍”，還是在平臺上跑業務的品牌主、店東、經紀人，甚至連整裝工地上的項目經理、瓦木油工，還有負責保潔維修的師傅，全都“有傘遮頭”，被納入這一健康關懷計劃。

其實，對于數以百萬計的房產經紀人、外賣騎手、快遞員而言，他們不僅是經濟鏈條上的一環，更是整個家庭的“頂梁柱”。一次父母的突發重病，足以讓一個奮斗者瞬間陷入困境，多年積累的心氣可能就此受挫。

可見，穩住所有奮斗者的“大后方”，也是穩住企業、穩住經濟，守護社會穩定的基石。“投資于人”的根本價值，也蘊含其中。

歸根結底，這也是對傳統用工模式的一種完善和進化：不要讓奮斗者，孤身對抗人生的風浪。

打開天花板：從“過渡性工作”到“終身職業”

不過，如果你以為“投資于人”僅僅是兜底，解決后顧之憂，那恐怕遠遠低估了這一趨勢帶來的顛覆性影響。

更關鍵的變化是，它可能徹底改變很多行業的職業生態。

從這一點來說，河南的胖東來提供了一個極致的樣本。

于東來去年公布的“溫暖基金”和“勇敢正義獎勵標準”，不僅對員工重大疾病進行高額補助，甚至對員工在崗位上遭受的委屈給予支持補償。

這看似是“寵員工”，實則是通過制度設計，將人的尊嚴和體感納入企業的價值分配體系。

當員工感受到被尊重、被保護，他們向顧客傳遞的善意才可能是發自內心的。

貝殼所在的房地產經紀行業，同樣如此。

因為門檻不高、時間自由、不用坐班，這一行過去長期被視為“青春飯”和“過渡性工作”。在杭州，甚至出現了一家貝殼門店9個經紀人里，有6個是“寶媽”的現象。

杭州德佑悅賢里店有6名“寶媽”（來源：錢報杭州房產）

然而，這種自由的代價是極高的不確定性：成交頻次低、淡旺季落差巨大、經驗難以沉淀。

單親媽媽蔣夢蝶的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她靠著深夜鉆研業務的極致自律，在三年職業斷層后，闖入杭州貝殼平臺業績前十。但代價卻是，她幾乎沒有時間接送孩子。這種“靠勤奮換尊嚴”的背后，是服務者在破碎的時間里，用高頻的“勞動損耗”去置換家庭生計，暴露了傳統作業模式的局限。

但是這一次，貝殼把底層邏輯徹底打破了，要把這種“吃青春飯”的行當，重塑成一個能攢下復利、有尊嚴的專業崗。

第一個破局點，是消滅“零和博弈”。廢除“轉會費”，取消了人才流動的經濟壁壘，本質上是在承認經紀人是可以積累個人品牌的“專業服務者”。

長期以來，經紀人就像流動的“耗材”，一旦平臺更迭，積累的資源瞬間清零。做一年和做五年可能區別不大。現在不一樣了——知識能攢下來，口碑能攢下來，客戶也能攢下來。

第二個破局點，是深刻洞察行業的代際更替，支持經紀人向“專業化”轉型。

在房地產野蠻生長的增量時代，客戶的核心訴求是“搶到房”，經紀人更像是一個信息撮合者，拼的是快和準。

但如今，市場進入了“好不好”的存量時代，客戶不僅要買到房，更關心的是：這套房的采光是否會影響下午的居家辦公？非承重墻能否拆改以釋放更多儲物空間？老舊小區的適老化改造怎么做？

從業多年的經紀人劉根星就發現，現在的客戶帶看時，關注點早已從地段、單價，延伸到了復雜的家裝邏輯。

好在，貝殼已經搭建了歷經15年的“搏學大考”平臺，成為完善的職業基礎設施。“以用定考、以考促學” ，不僅培訓自己的員工，還有更多的行業服務者，參考人數累計超過了350萬人。

通過在大考中鉆研家裝設計、空間規劃與施工工藝，劉根星成功從一名“帶看中介”轉型為“一站式居住顧問”。他不僅能幫客戶選房，還能在看房現場就給出精準的裝修避坑建議。這種專業性的溢價，也帶來真正的幸福感——那是一種被客戶深度信任的價值回饋。

在北京海淀考點，甚至出現了“一家三口共同赴考”的畫面，標志著這一行正從“青春飯”變為“終身事業”。

北京鏈家經紀人盛俊紅（中）一家三口一起參加搏學大考

這也是“投資于人”的深層內涵：

企業不再把人當成一次性的成本，而是通過制度創新幫助其建立專業護城河。這種深層關懷，最終會化作整個行業最堅固的壓艙石。

從“資本效率”向“人本效率”的跨越，本質上是拆掉了企業自身的天花板，打開廣闊新天地。

從胖東來到貝殼，我們都能看到一種共識的萌芽：在服務經濟時代，企業的護城河，正從資本、技術，轉向那些被激發出潛能的“人”。

重塑連接點：從“流動的個體”到“城市的節點”

更進一步地，從全社會的層面來看，“投資于人”還會帶來更深遠的影響，甚至重塑整個社會的連接方式。

當從業者都能得到善待，他們不斷向外傳遞的善意，將形成正向循環的社會價值。

你想想看，全國有數百萬外賣騎手、上百萬房產經紀人、數百萬快遞員和網約車司機。他們穿梭于大街小巷，奔波在城鄉之間，是城市運轉最活躍的“毛細血管”。

這些人不只是勞動者，更是基層治理的“移動節點”。

一種奇妙的“雙向奔赴”格局，逐漸形成：

當企業和社會愿意“投資于人”，這些人也會成為毛細血管里的“傳感器”，把商業網絡變成社會網絡，把交易場所變成生活場所。

比如，在鄭州，穿梭在城市街頭巷尾的外賣騎手們就依托“鄭騎先鋒隨手拍”等數字化平臺，從單純的“送餐員”變身食品安全防線上的“流動哨兵”。

圖為騎手展示的“鄭騎先鋒隨手拍”手機操作頁面。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孫清清 攝

越來越多中介門店變成了社區里的“服務樞紐”：手把手教老年人用手機、應急充電、免費維修、休息飲水……

北京鏈家中關村大區總監教富民就感嘆道：“早些年，我們出現在社區，有業主就說'怎么又是中介來了！現在變成‘有事快找鏈家’”。

北京新外大街6號院旁的鏈家門店里，67歲的張阿姨跟幾個老伙伴圍坐在一起，學習如何使用智能手機的課程（來源：北京西城）

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在重新定義企業的邊界與角色。未來的偉大企業，很可能不再僅僅是商業組織，而是進化為城市運行的一種“軟基礎設施”。

技術可以優化配送路徑，算法可以提升匹配效率，資本可以迅速復制商業模式。但唯有“人”，才能構建起那種基于信任的、具有韌性的社會連接。

全國數百萬個良性互動的節點，編織成了一張覆蓋城鄉的社會安全網。這種由“被善待的人心”所構筑的護城河，是任何技術壁壘都無法復制的。

它不僅是企業最大的社會價值所在，更是中國在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最寶貴的隱性財富。

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個被尊重的勞動者，都是這座城市最堅實的底座。

時代轉向：為什么“投資于人”成了中國企業的必答題？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中國經濟大轉型，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過去幾十年，我們習慣了“資本效率優先”的增長模式。要素投入、規模擴張、快速復制是主旋律。但這一模式的邊際效益正在遞減。

當人口紅利見頂，當宏觀經濟從高速度轉向高質量，企業必須重新定義自己的核心驅動力。

此時，“投資于人”不再只是一個道德選擇題，而是一道發展必答題。

其實，回溯政策脈絡，這個轉變并非孤立的靈光一現，而是一場跨越十年的底層邏輯重構——

2023年，“把‘投資于物’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起來”首次出現在高層會議上。

2025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投資于人”。

2025年底，這一理念正式升格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五個必須”之一，并納入“十五五”規劃建議。

這種從“宏觀愿景”向“五年行動藍圖”的序列遞進，釋放了一個極其罕見的信號：“人”的價值已經從后臺的分配環節，被提到了前臺的生產力核心。

為什么中國發生這樣的大轉向，已經是水到渠成？

從宏觀層面看，消費是生產的終點，也是新的起點。如果數億勞動者缺乏安全感、收入預期不穩，內需就難以提振。

無論是育兒補貼的發放，還是對靈活就業者社保的重視，國家層面正在通過二次分配為全社會墊高“安全墊”。這為企業層面的轉向提供了外部環境和政策導向。

從微觀層面看，服務經濟的本質是人與人的交互。無論是房產交易還是外賣配送，服務質量高度依賴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

一個缺乏安全感、看不到未來的從業者，很難向客戶提供有溫度的服務。因此，“投資于人”實際上是投資于“服務品質”這個最核心的生產要素。

貝殼、胖東來、京東、美團……這些企業的探索，共同構成了中國企業治理轉型的“時代樣本”。

盡管它們的路徑不盡相同：

胖東來側重于分配機制上的極致公平與關懷，京東則通過勞動關系的確立重塑行業標準，而貝殼側重于構建平臺與個體的“生命共同體”。

但它們的共同指向是：從“雇傭人”轉向“成就人”，從“使用勞動力”轉向“發展勞動力”。

結語

最后，我們再來回顧貝殼在2026開年的這次大動作。

它僅僅是一次大規模捐贈嗎？不。

8.4億元的數字固然令人矚目，但比數字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筆錢的流向——它流向了“人”，流向了那些最廣泛、最普通、最容易被忽略的從業者及其家人。

這或許預示著，中國企業界正在經歷一場靜默的價值回歸：

在追逐規模、利潤、流量之后，開始認真思考如何投資于那個最根本的變量——“人”。

投資于人，其實就是投資我們共同的未來。

一個社會最終的發達，不只看它建起了多少高樓，更看它如何對待那些建造高樓的人。

參考資料：

1.錢報杭州房產：一群選擇家門口上班的“寶媽”，成了杭州二手房中介的王牌

2.中國發展改革報社：如何做好“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