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宮讀《故宮退食錄》

來源：光明日報

2025年適值故宮博物院成立百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故宮退食錄》增補本，令人驚喜不已。連讀數日，感慨萬千。初讀《故宮退食錄》還是二十多年前，上下兩冊甫一面世，反響熱烈，不僅成為業內人士的必備參考書，也成為眾多文物、戲曲愛好者爭相購藏的熱門書籍。我清楚地記得剛剛拿到手時，在故宮的城隍廟，大家排著隊到朱家溍先生的辦公室請他簽名留念的場景。今日重溫，倍感親切，許多忽略或遺忘的細節在今天看來是那么重要，許多過去沒有理解的東西在歲月的流逝中逐漸領會。借此機緣，謹以朱家溍先生的晚輩、故宮同仁的身份，談談我的讀后感以及他對我的影響。

一

《故宮退食錄》增補本最大的亮點是由兩冊變為三冊，新增補遺一冊，增補文章多達128篇，極大地豐富了《故宮退食錄》原書的內容，同時補充了許多與文字相關的高清圖片，增色不少，方便了讀者的閱讀。這128篇是朱老的女兒朱傳榮付出了大量心血，歷時多年搜集整理的“父親的舊文”，并在文末標明了出處，可謂嚴謹。更值得稱道的是，還增加了一些注釋與按語，起到了導讀的作用。如《碑帖淺說》《漢魏晉唐隸書之演變》等宏文力作，以前均沒有輯入《故宮退食錄》。還有散見于《光明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文物報》等報刊的文章，以及關于宮廷原狀的工作報告等。

行文輕松，語言平實，娓娓道來，是此書的一大特色。例如《清代院畫漫談》，講述了清代畫院的建制、畫家的職能與清代的典章制度，深入淺出，非熟稔于心者所不能。關于皇帝出行的儀仗，有四個等級（大駕鹵簿、法駕鹵簿、鑾駕鹵簿、騎駕鹵簿）。《大清會典》《皇朝禮器圖式》中的術語，專業人員也不易把握。朱先生解釋大駕鹵簿與法駕鹵簿，“最主要的區別在于皇帝所乘之輦，輦就是大如車的轎子。大駕鹵簿是玉輦，法駕鹵簿是金輦。金輦和玉輦的樣子和尺寸其實是一樣的，都是木質，頂上有鑲嵌。金輦鑲四塊金板，玉輦鑲四塊玉板，在名稱和等級上就有了區別”，真是一語中的，方便記憶。

朱先生是文博界公認的大家，卻謙虛地稱自己是一個“合格的文博工作者”，他的學問不局限于某一方面，而是多個領域。1949年在庫房整理編目過程中，打開了“易培基盜寶案”發生后被法院封存了十幾年的木箱，發現了宋徽宗的《聽琴圖》、馬麟的《層疊冰綃圖》。1959年找到了太和殿髹金漆雕龍寶座，1964年修復后陳列，使太和殿恢復了原有的面貌與氣派。朱先生還是故宮原狀陳列的開創者，主持了中路太和殿至坤寧宮、內西路養心殿和西六宮的原狀陳列布置。在1960年之后不久，撰寫了工作報告《咸福宮和儲秀宮的歷史面貌及其陳列原則》。在編纂《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六十卷時，作為編委的朱先生將無人認選的《清代武備》《明清家具》《清代戲曲服飾》主動承攬下來，他對故宮所有文物門類都相對熟悉，不愧為文博界的翹楚。

二

朱先生平日非常隨和，故宮所有的工作人員，無論男女老少、從事何種工作的都愿意與他接觸，一見面總是互相熱情地打招呼，他具有一種自然的親和力。對請教問題的年輕人，解惑答疑，不遺余力。今天的我，能夠在清代宮廷史的研究中取得點滴成績，完全得益于他老人家潛移默化的言傳身教，他是我學術道路上的引路人。

1978年我入職故宮，在文物修復廠工作，1988年分配到紫禁城出版社院刊編輯部，始與朱先生相識。他那時在研究室，而研究室與出版社的辦公地點都在紫禁城西北角的城隍廟。我學術研究的開端與定位就得益于朱先生選編的《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雍正朝）一書。養心殿造辦處是清朝內務府管轄下的一個獨立機構，主要負責制造皇帝的御用器物，下設若干個作坊。造辦處的管理大臣往往由皇帝特簡親王或內廷行走的一品大員來擔任，相當于皇帝直接指揮。皇帝常常在尺寸、款式、顏色、用料等細微方面提出要求，先制作小樣，批準后再制作。這些檔案材料，浩如煙海，查找起來十分困難。朱先生從20世紀60年代便注意到檔案資料在研究宮廷歷史、鑒定文物年代和恢復清宮原狀陳設等工作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本輯覽，就是朱先生1965年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檔案時的摘錄。1990年以后，他身兼數職、工作繁重且年事已高，仍然一筆一畫地親自謄錄，加以標點整理，并撰寫了前言與后記（已收錄在增補本中）。2002年10月，我從出版社總編手中接過了這部書稿，承擔此書的責任編輯，得以將朱先生選的檔案史料仔仔細細地讀了四五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感受。我大膽地向朱先生匯報自己很不成熟的一些想法，得到他老人家的肯定。朱家溍先生引我進入“寶山”，培養了我研讀檔案的愛好，為我點燃了一盞明燈，《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雍正朝）使我開悟，幫我叩啟了研究探索的大門。我的學術研究自雍正皇帝的審美開始，研究范圍也逐步擴展到清代宮廷史，著重點是雍正、乾隆朝。檔案梳理、歸納與總結應用等研究方法都是從朱家溍先生那里學來的。

2003年夏，朱先生病重，我加快了節奏，催促印制，9月8日拿到樣書后，立刻與張榮一起送到朱先生家中，他翻閱一通，非常高興。9月29日朱先生病逝。此后我只能獨立思考，漸漸地有了一點探索的能力。活計檔中記載的雍正皇帝是一個與正史中堅毅果敢、殘酷無情完全不同的帝王形象。從活計檔流水賬中記載的宮廷陳設與日常生活，反映出雍正是一個富有生活情趣、追求文雅精細的人。發現這一別樣的雍正，生平第一次有了寫作的沖動，欲將我所認知的雍正皇帝告白世人，于是撰寫出《從造辦處檔案看雍正皇帝的審美情趣》一文。在朱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際，我拿出了“作業”。論文發表后得到了業內人士的普遍好評，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研究雍正的大家馮爾康先生也給予很高評價，稱此文“改寫了雍正帝工作狂的形象”。之后，我又撰寫了系列論文，并應邀參加了兩岸故宮第一屆學術研讀會“雍正其人其事及其年代”。

三

2007年，我申請從院刊編輯部調到宮廷部原狀陳列組，相隔三十多年竟與朱先生成為同行。2009年，宮廷部分配我主持壽康宮的原狀復原與陳列工作。這幾天，閱讀《故宮退食錄》的增補本，發現朱先生在1960年之后撰寫的《咸福宮和儲秀宮的歷史面貌及其陳列原則》中明確指出“布置清代帝后生活狀況的陳列，在故宮大部分原狀已經撤收的基礎上，要重新以原狀的形式出現，必須要有科學的根據”，“生活狀況的表現能力是有局限性的，除了文字說明，還應有補充性的陳列”，“另建立一個傳記性的陳列”。在《古建的價值與保護》一文中，朱先生提到“曾經有人提議制作蠟像……這類建議始終未被采納，我們認為那是貶低歷史文物價值的”，壽康宮籌展組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今天，壽康宮的原狀陳列是生活展，專題展恰好是傳記展，與朱先生五六十年前的設想正相合，欣慰之余更加佩服他的識見之明。

從朱先生的《故宮退食錄》增補本中，我還學習到了未知的有關壽康宮的史料。其一，“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儀出宮以前，《伯遠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貴妃所居的壽康宮。溥儀出宮之時，敬懿皇貴妃將此帖帶出宮，經由她娘家侄孫賣給古玩商，輾轉賣給郭世五。在《伯遠帖》上鈐有‘郭氏觶齋秘笈’，就是郭世五的收藏印”（見補遺卷《伯遠帖》一文）。原來，除了《平復帖》曾收藏在壽康宮外（后作為皇太后的遺念賞給了皇孫永瑆），還有三希堂中的《伯遠帖》《中秋帖》。其二，壽康宮舊藏的兩冊戲曲人物畫冊，不會早于咸豐十一年，不會晚于光緒初年（《〈梅蘭芳藏戲曲史料圖畫集〉說略》）。

回望我的成長歷程，能在故宮這所永遠學不完的學校里學習，親炙朱先生這樣的前輩，何其幸運。他的崇高人品和學術風范都是我景仰追慕的。我衷心感謝朱先生，感謝故宮。

（作者：林 姝，系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