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總統攤牌：只要中國敢反制，巴方就回擊，外交部態度明確

2026年2月23日一大早，巴爾博亞港還沒完全醒過來，幾輛掛著政府標識的越野車就沖進了港區。

執法人員下車后分工明確，有人直奔機房切電源，有人封鎖財務系統，還有人控制操作塔臺。

長和實業的員工還沒反應過來，這個本來合同簽到了2046年的港口，在不到兩個小時內就被強制接管。

整個過程干脆利落，沒有協商空間，也沒有緩沖期，這不是正常的商務交接，而是直接“收印奪權”。

事情的起點，是1月29日巴拿馬最高法院的一紙裁決，法院認定長和實業的特許經營合同“違憲無效”。

問題在于，這份合同此前已經續簽過，且運行多年，從法律和商業邏輯上看，并沒有臨到期。

結果卻在裁決后不到一個月，就完成了實質性接管，節奏之快，讓人不得不懷疑相關準備是不是早已就緒。

港口設備、系統權限、人員安排，哪一樣不是需要提前規劃？如果完全臨時起意，很難做到如此“無縫銜接”。

更耐人尋味的是，接管當天，巴拿馬政府馬上宣布，將運營權臨時交給馬士基旗下的APM Terminals和地中海航運，租期長達18個月。

這不是幾周的過渡，而是一年半的完整經營周期，換句話說，港口不是暫時停擺，而是馬上換人干活，貨照進，船照靠，錢照收。

這種準備程度，很難說只是“臨時救火”，更像是一場早已排好座次的換班，外部信號也很明顯。

裁決公布后不久，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公開表示“鼓舞”，而特朗普再次強調對運河管轄權的關注。

政治態度和港口動作幾乎前后腳出現，很難說毫無關聯，對巴拿馬總統穆利諾來說，把中資趕出兩個占全國吞吐量約38%的核心港口，可能被視為一種對外表態。

只是，這種表態的代價，是不是算清楚了賬？畢竟，2025年這里處理了377萬個標準集裝箱，背后是真金白銀和穩定現金流。

港口是實打實的經濟命脈，而這場“兩個小時換東家”的行動把問題推向了更深一層，很多人只看到港口被接管，卻忽略了合同本身的法律效力。

商業合同不是口頭約定，更不是說廢就廢，2月3日，長和已經啟動國際仲裁程序，起步索賠金額20億美元，業內估算最高可能達到100億美元。

對巴拿馬來說，這不是一個可以輕松消化的數字，按體量估算，這筆潛在賠償接近其GDP的十分之一。

對一個小國而言，這意味著財政預算、公共支出、債務結構都可能受到沖擊，更重要的是信用問題。

一個國家的最高法院如果以“違憲”為由推翻長期運行的合同，外資會怎么想？今天可以收回港口，明天會不會收回發電廠、油氣項目、礦業特許？

投資者最怕的不是競爭，而是不確定性，一旦法律穩定性被打上問號，風險溢價就會上升，融資成本會提高，資本流入自然放緩。

對一個依賴航運和金融服務的國家來說，這種信號比一次賠償更傷，但仲裁并不取決于情緒，國際仲裁一旦裁定賠償，執行壓力就會長期存在。

國家信用評級機構也會關注，金融市場的判斷往往冷靜且殘酷：它只看風險和回報，若風險被人為抬高，資本就會選擇離開。

而針對巴拿馬的這起事件，外交部的表態更值得細讀，2月24日，發言人毛寧提到企業已聲明保留訴諸法律的權利，并強調“中方將堅決維護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

可誰也沒想到，巴拿馬總統竟再次作妖，穆利諾竟然又公開表示，長和運營的運河港口之后，中國不會反制，即便反制也會回擊。

對此，我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27日例行記者會上明確指出：中方在巴拿馬有關港口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的，將堅決維護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

而香港方面已向巴拿馬駐港機構表達抗議，并發布風險提示，對企業來說，風險提示意味著重新評估投資環境。

對巴拿馬來說，則是信譽受損的開始，港口可以換運營方，但信任一旦流失，很難快速恢復。

更現實的問題是，18個月的“臨時運營”結束后怎么辦？馬士基和地中海航運賺取差價后是否長期留下，尚未可知。

如果仲裁結果不利，財政壓力疊加投資下降，港口的盈利能力也會受到影響，到那時，政治姿態帶來的短期收益，可能換來長期負擔。

當法律風險和信用風險疊加，另一個問題就浮出水面：巴拿馬是否仍然擁有不可替代的地緣籌碼？長期以來，巴拿馬運河被視為全球航運的關鍵通道。

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的最短路徑，使其具備天然優勢，但現實是，全球航運格局正在變化。

2024年底，秘魯錢凱港啟用，并開通直達上海的航線，運輸周期縮短10到20天，對南美貿易來說，這意味著不必完全依賴巴拿馬運河。

航運企業最看重效率和成本，如果有更快、更穩定的替代方案，自然會分流，運河仍然重要，但“唯一通道”的地位已被削弱。

當選擇增多，議價能力就會下降，巴拿馬若把港口和運河視為可以任意操作的籌碼，可能高估了自身不可替代性。

從戰略角度看，備份路線的存在，本身就是風險管理的一部分，企業不會把所有貨物押在單一路徑上。

錢凱港的運作，意味著南美—亞洲航線出現了新的重心，對巴拿馬來說，這不是立即喪失地位，但確實意味著競爭加劇。

因此，這場港口接管不僅是法律和政治事件，也是一場關于未來定位的考驗，如果替代路徑逐步成熟，巴拿馬的優勢會被削弱；如果信用受損，外資會更加謹慎。

到那時，港口即便繼續運營，也可能難以恢復原有的戰略高度，最終的問題在于，一個國家能否在政治選擇與經濟理性之間找到平衡。

港口可以被接管，合同可以被推翻，但國際市場的判斷無法被行政命令改變，當18個月結束，仲裁結果落地，替代航線成型，巴拿馬將面對的是一個更復雜的現實：港口還在，但信任是否還在，才是真正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