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犯罪“生態戰爭”：《網絡犯罪防治法》草案如何重塑數字世界

本文作者：徐偉

摘要

2025年公布的《網絡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見稿）》標志著國家治理策略的根本性轉變，宣告了針對網絡犯罪的“生態戰爭”的開啟。本文深度剖析該法案如何將治理重心從懲治孤立的“犯罪行為”轉向鏟除滋生犯罪的“生態系統”，構建起一個以“前端預防、生態阻斷、協同共治”為核心的綜合性風險規制框架。文章將從法政策演進、主觀歸責、刑事指控、平臺義務及Web3.0適用性五個維度，系統闡釋其從“結果懲治”向“條件治理”的結構性躍遷。研究指出，在顯著提升行政規制效能的同時，該法案也對公民權利、企業合規及刑法謙抑原則帶來了深刻的制度挑戰，亟需在未來的立法與司法實踐中，通過比例原則、正當程序與司法限縮解釋尋求審慎平衡，以走出一條兼具治理效能與法治品格的中國特色網絡治理之路。

關鍵詞：網絡犯罪防治；生態治理；風險規制；平臺責任；虛擬貨幣；法政策

一、導言：從“個案打擊”到“生態戰爭”的范式革命

近年來，我國網絡犯罪活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規模化、產業鏈化與技術深度嵌入的特征。傳統的以《刑法》為中心、聚焦個案的“追懲”模式，在應對組織嚴密、分工明確的犯罪網絡時，日益顯得力不從心。犯罪分子利用技術構建起一個涵蓋“資源供給—工具開發—推廣引流—資金流轉”的完整黑色產業鏈，使得單一環節的打擊如同“斬草不除根”。

在此背景下，《網絡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見稿）》（下稱《防治法（稿）》）應運而生。它不再將目光局限于抓捕單個的“壞人”，而是發動了一場旨在摧毀整個犯罪“生態系統”的戰爭。其核心邏輯在于：治理對象不再是犯罪的結果，而是犯罪得以發生的“能力要素”與“環境條件”。通過確立“打防結合、防范為先、源頭治理、協同聯動”（第3條）的基本原則，立法者試圖從根本上重塑數字世界的游戲規則。

為了更清晰地理解這一深刻轉變，我們可以通過下表對比新舊兩種治理范式的核心差異：

然而，這場“生態戰爭”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時，也引發了深刻的法治挑戰：行政權力的擴張是否會侵蝕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對社會日常行為的“鏈條化”審視，是否會導致法律風險的過度泛化？在Web3.0等去中心化技術場景下，“技術中立”原則的邊界又在何方？本文旨在對上述問題進行系統性回應。

二、法政策演進：從被動懲治到主動的系統性風險防控

我國網絡犯罪的治理經歷了從依賴司法個案打擊，到構建網絡安全、數據安全等基礎性法律框架，再到以《反電信網絡詐騙法》開啟專項生態治理的演進過程。《防治法（稿）》則標志著一個全域性、常態化的網絡犯罪生態治理體系的全面到來。

值得注意的是，該法案雖由公安機關主導起草，但其本質并非刑事立法，而是一部典型的“行政規制法”。其主要武器庫包括：對基礎資源的實名動態核驗（第13條）、對異常交易行為的實時監測（第40條），以及跨行業的協同防控義務（第38條）等。這些措施雖不直接施加刑罰，卻通過重塑市場主體的“合規預期”與“風險成本”，實質性地壓縮了犯罪活動的空間。這種“以行政手段實現刑事預防”的路徑，體現了現代風險社會“預防優于懲罰”的治理哲學，但也引發了對其可能沖擊“罪刑法定”原則的擔憂。

三、主觀歸責的模糊地帶與司法限縮的必要性

《防治法（稿）》廣泛使用了“明知或者應知”、“無正當理由”、“可能被大量用于違法犯罪”等一系列不確定法律概念（如第11、12、19、21、22、23、31條），這賦予了執法機關較大的彈性裁量權。然而，如果缺乏嚴格的司法界定，這種彈性極易滑向客觀歸責的邊緣，即“不論主觀、但問結果”。

例如，出借個人銀行賬戶在許多人看來或許只是“人情之舉”，但一旦該賬戶被用于詐騙活動，出借人便可能因“應當知道”風險而被追究法律責任。同樣，代收代付貨款、社群推廣拉新、進行網絡漏洞掃描等在商業或技術活動中常見的行為，在特定語境下都可能被重新評估，并納入“協助犯罪”的鏈條之中。這種“鏈條化再評價”雖有助于打擊潛藏的黑灰產業，但若忽視普通民眾的認知能力、信息獲取條件與合理的信賴基礎，則有違“主客觀相統一”這一基本的歸責原則。

對此，未來的司法實踐必須劃定清晰的界限：首先，“明知”的認定必須有客觀證據支撐，不能僅僅從事后結果進行有罪推定；其次，“應知”的標準應參照同行業或具有同等認知能力的人在通常情況下的注意義務，避免對普通用戶提出不切實際的過高要求。最高法、最高檢已有的司法解釋為“明知”的認定提供了具體指引，未來亟需通過指導性案例進一步明確“正當理由”的內涵，防止規制網絡被無限擴大。

四、刑事指控可能的“生態化”轉型與辯護策略的再次重申

盡管《防治法（稿）》本身不創設新罪名，但其對犯罪“生態”的系統描繪，將深刻改變刑事司法的實踐樣貌。未來的刑事指控將更傾向于采用一種“角色—功能—促進力”的三段式敘事邏輯：首先，清晰定位被告人在整個犯罪鏈條中的“節點”屬性（例如，是資源提供者，還是技術支撐者）；其次，通過其交易頻次、獲利規模、專業能力等客觀行為，推定其主觀上對犯罪的“明知”；最后，著重論證其行為對整個犯罪計劃的完成起到了“實質性的促進作用”。

在這一新的鏈條式指控思路結構下，有效的辯護策略必須進行再次重申：

主觀要件的證據化抗辯：通過提交業務流程記錄、風險提示協議、合規審查文件等，證明行為人已經盡到了合理的注意義務，其行為建立在善意或合理信賴的基礎之上。

幫助行為的非專屬性論證：強調所提供的服務或技術具有廣泛的通用性與可替代性，并非專門為犯罪活動設計，以此切割其行為與特定犯罪之間的緊密關聯。

合規體系的盡責抗辯：對于企業而言，需要系統性地展示其已經建立了健全的實名核驗、異常行為監測、風險預警及執法協查響應機制，證明其已作為“守門人”履行了應盡的法律義務。

對彈性條款的限縮解釋：積極援引比例原則與行業慣例，主張行為具有“正當理由”，請求司法機關對法律中的模糊概念進行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釋。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實踐中要防止“幫助行為正犯化”的趨勢對傳統共犯理論的過度侵蝕。即便《刑法》已將部分幫助行為獨立成罪，其適用仍應嚴格以“被幫助的上游行為構成犯罪”為前提。若脫離此前提，僅因提供了某種通用的技術服務便追究刑事責任，將不當擴大刑法的打擊范圍，抑制社會與技術的正常發展。

五、平臺義務的實質化與用戶權利的平衡

《防治法（稿）》第四章系統性地設定了電信、金融、互聯網、云計算乃至區塊鏈平臺的綜合防治義務，要求它們從過去被動的“調查配合者”轉變為主動的“風險防控者”。這些義務涵蓋了從內部組織架構、合規制度流程，到技術防控措施、日志留痕審計，再到高效的協查響應機制（第36–45條），實質上形成了一種“內部合規越完善，外部責任越輕”的激勵與問責結構。

然而，平臺義務的強化必須與用戶權利的保障同步進行。未來的實施細則中，應進一步明確以下三點，以構建一個穩固的平衡機制：

判定標準的透明化：“異常行為”的判定標準與算法規則應在最大可能范圍內向公眾公開，接受社會監督。

風控措施的必要性：平臺采取的限制服務、凍結賬戶等風險控制措施，必須嚴格遵循“最小必要”原則，選擇對用戶權益影響最小的方式。

救濟渠道的實效性：必須為用戶提供便捷、有效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申訴與權利恢復渠道，防止平臺濫用其優勢地位，導致“算法的私力執法”，從而不當損害公民的通信自由與經營自主權。

六、Web3.0場景下的治理變局：“技術中立”原則的退場？

在去中心化應用（DApps）、虛擬貨幣與智能合約等Web3.0技術迅猛發展的背景下，《防治法（稿）》第26條與第40條明確將“利用虛擬貨幣為他人提供資金流轉服務”及“通過區塊鏈傳播違法信息”等行為納入了規制視野。此舉并非創設全新的規則，而是將國家既有的監管立場（例如，2021年《關于進一步防范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正式納入系統化的法律框架之中。

其更深層次的信號在于：在網絡犯罪治理領域，“技術中立”原則不再是絕對的“免責金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風險可識別性下的最低治理義務”。例如，一個錢包服務商如果明知某個地址頻繁參與混幣、洗錢或跑分活動，卻未采取任何有效的監測、警示或限制措施，未來就可能被認定為未履行法定的犯罪防治義務。這意味著，可持續的Web3.0商業模式，必然要從對匿名性的盲目依賴，轉向構建“強身份、強風控、強留痕、強協查”的合規框架。

但同時需要警惕的是，對鏈上行為的規制應審慎區分“協議層”（Protocol Layer）與“應用層”（Application Layer）。前者作為底層技術基礎設施，具有高度的技術中立性；后者則更容易嵌入開發者的主觀意圖與商業模式。若對協議層的開發者課以過高的、不切實際的治理義務，將極大地抑制技術創新。因此，未來的義務配置應嚴格遵循“控制力—收益—風險”相匹配的原則，將規制重點聚焦于那些能夠實際控制風險并從中獲益的應用層實體。

七、結論：在高效治理與法治原則之間尋求審慎平衡

《網絡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見稿）》無疑是我國網絡犯罪治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標志著治理范式從“懲治”向“生態”的根本轉型。通過實施前端干預、節點管控和跨行業協同，該法案有望顯著提升系統性的風險防控能力。

然而，這場深刻的變革也帶來了三重嚴峻的挑戰：行政規制對刑法邊界的潛在擠壓、社會公眾日常行為風險的泛化，以及在新興技術領域中合規標準的不確定性。這要求我們在未來的立法完善與司法適用中，必須著力構建起一個精密的平衡機制：

權力與約束的平衡：通過嚴格貫徹“比例原則”，確保行政機關的風險控制措施與風險的實際程度相稱，防止權力濫用。

效率與公正的平衡：通過權威的司法解釋，對“明知”、“正當理由”等彈性概念進行限縮性定義，堅守主客觀相統一的歸責原則，防止客觀歸責的泛濫。

安全與發展的平衡：通過實施分類治理，審慎區分具有廣泛合法用途的通用技術與專門用于犯罪的工具，為技術創新保留必要空間，避免“一刀切”式的監管扼殺數字經濟的活力。

最終，唯有在維護網絡安全與保障數字經濟發展之間，在追求治理效能與堅守法治品格之間，找到那個審慎而智慧的平衡點，我們才能真正走出一條成功的中國特色網絡治理之路。

徐偉，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北京律協優秀辯護律師 ，北京青年刑辯法庭大賽冠軍 ，最高檢刑事申訴律師庫律師。

山東大學法學院碩士，北京市律協智庫委員，重大復雜案件研究組成員。作為業內以“靠譜、專業、有拼勁”著稱的新生代刑辯專家，徐律師長期深耕疑難復雜案件的攻堅。不僅在新型網絡犯罪領域建樹頗豐（著有《網絡犯罪案例研究》），更專攻高端經濟犯罪，業務深度覆蓋稅務、金融、走私、高管職務犯罪、重大食藥、復雜刑事資產定性及刑事財產保全與執行等高凈值領域。

其代理案件多次引發行業關注，曾入選最高檢典型案例、被寫入最高檢官方報告，并入圍“全國十大無罪辯護經典案例”評選，多次成功幫助當事人獲不起訴、無罪及國家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