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兒理論”之母逝世，享年8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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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于1990年提出該術語作為一次會議的主題，但對其后來的流行程度感到有些膚淺。

特蕾莎·德·勞雷蒂斯（Teresa de Lauretis）是一位學者，她創造了“酷兒理論”（queer theory）這一短語，用以描述一個旨在“以新方式重新思考性”的研究領域。然而，她后來失望地看到這個術語演變成了她所稱的“出版業的空洞造物”。

她于2月3日在舊金山去世，享年87歲。她的兒子保羅·洛夫勒（Paul Loeffler）證實此事，她在醫院死于主動脈破裂。

“酷兒”（Queer）一詞經歷了漫長的演變。它最初意指古怪和可疑。大約一個世紀前，它變成了針對被視為越軌的性行為的侮辱性稱呼。

后來，它被一些原本被侮辱的人群重新使用，并進入書籍標題，成為大學榮譽教職的特定教授領域。現在，它是一個被廣泛理解的術語，用于指代流動的、非正統的或反主流文化的性取向。

德·勞雷蒂斯教授從未像與酷兒理論相關的其他學者和作家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或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那樣聲名顯赫，但她創造的這個術語本身就是一個重要事件。

該領域的著名學者戴維·哈爾珀林（David Halperin）在他2003年的文章《酷兒理論的正常化》（The Normalization of Queer Theory）中寫道：“當‘酷兒理論’這個具有挑釁意味的提法被說出的那一刻，它就成了一個已然確立的理論學派的名稱，仿佛它構成了一套特定的學說，一種單一的、實質性的世界觀。”他補充說，這種光環帶來了“酷兒研究獲得學術尊重”的結果。他稱贊德·勞雷蒂斯教授有“勇氣”將“粗鄙的詞語”：酷兒（原意詭怪）與“學術界的圣詞”：理論，結合在一起。

酷兒理論的首次亮相是1990年2月10日至11日由德·勞雷蒂斯教授在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組織的“酷兒理論：關于女同與男同性行為的工作會議”。她在該校一個名為“意識史”的跨學科系任教。會議的名稱后來被用作1991年女權主義學術期刊《差異》（Differences）特刊的標題。

在為德·勞雷蒂斯教授編輯的這期特刊撰寫的一篇介紹性文章中，她批評了現有的學術領域男女同性戀研究。她寫道，在“白人同性戀史學”中，她看到女性和女同性戀議題是“事后才被添加進去的”，但研究女同性戀的評論者在發展自己領域的同時，往往未能借鑒關于男同性戀的著述，以建立一個“共同的理論框架或共享的話語體系”。

德·勞雷蒂斯教授認為，這正是酷兒理論將要提供的：“新的社群形式”以及對“文化同質化的抵抗”。

圣克魯茲的那次會議被視為該領域的元年。

現在被視為酷兒理論核心文本且在1990年或之前出版的著作，實則在出版當時并未宣稱自己是酷兒理論。

這些書籍包括利奧·貝爾薩尼（Leo Bersani）的文章《直腸是墳墓嗎？》（Is the Rectum a Grave?）（1987）、塞奇威克教授的《衣柜認識論》（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1990）和巴特勒教授的《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1990）。但在1991年后出版的主要著作中，該術語被使用了數百次，其中包括論文集《恐懼酷兒星球：酷兒政治與社會理論》（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1993）和何塞·埃斯特萬·穆尼奧斯（José Esteban Mu?oz）的《巡航烏托邦：酷兒未來性的那時與那里》（Cruising Utopia: The Then and There of Queer Futurity）（2009）。

保守派人士一直詆毀酷兒研究的發展，稱其為“怪異的”或用更糟的術語。大學傳統主義者則認為，該領域否定了學術界的正當目標，轉而專注于“為某些特定群體的不滿辯護”，正如時任全國學者協會主席的斯蒂芬·H·鮑爾奇（Stephen H. Balch）2006年告訴《紐約時報》的那樣。

來自更出人意料的方面的質疑也同樣存在。

在《紐約時報雜志》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特約撰稿人J·沃瑟姆（J Wortham）贊揚了性和性別認同方面的“一場深刻的、令人振奮的革命”，但也問道：“當每個人都可以是酷兒時，還有人是酷兒嗎？”

在哈爾珀林教授2003年的文章中，他在贊揚酷兒理論的同時，也指出了一個諷刺現象。他寫道：“酷兒理論盡管隱含地（且錯誤地）將男女同性戀研究描繪為自由派、主張同化、安于現狀，但它本身卻被證明更受現有機構的歡迎。”

德·勞雷蒂斯教授本人也發現了批評的理由。早在1994年，在一篇題為《習慣的改變》（Habit Changes）的文章中，她就將酷兒理論描述為空洞和過度炒作的術語。她在2011年的文章《酷兒文本、壞習慣與未來問題》（Queer Texts, Bad Habits and the Issue of a Future）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點。

她認為，酷兒性“在仍然帶有其性異常歷史含義的同時，通過呈現自身為包容性別、民主、多元文化和多物種的概念，迅速掩蓋了這些含義，從而有效地將焦點從性的本質問題上移開。”

她更贊賞地寫到了“弗洛伊德的重要發現：性欲”，借用弗洛伊德對性欲的描述，稱其為“多形態的”且“反常的”。

她總結道：“我所期望的對話，并未發生。”

特蕾莎·德·勞雷蒂斯于1938年11月29日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亞。她的家人居住在附近較小的城市拉文納。她的父親古斯塔沃（Gustavo）是一名婦科醫生，二戰期間被法西斯分子殺害，因為他以治療抵抗運動成員而聞名。她的母親瑪麗亞·博龍切利·德·勞雷蒂斯（Maria Boroncelli de Lauretis）是一名教師。

在米蘭的博科尼大學攻讀英語文學時，她曾與維爾納·馬丁（Werner Martin）短暫約會，后者是一名在一級方程式賽道附近試駕奧迪汽車的德國人。她很快懷孕了。她的兒子說，生產后，她和兒子都未再與馬丁先生有過任何聯系。

在一次去倫敦的學術旅行中，德·勞雷蒂斯女士遇到了美國人唐納德·米德（Donald Mead）。他們結婚了，她和兒子跟隨米德先生搬到了丹佛。

這對夫婦經營了一家書店兼咖啡館幾年，之后分開了。

僅憑一種鮮為人知的意大利高級學位"laurea"（相當于本科學位），德·勞雷蒂斯女士在美國立足。1966年，她開始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意大利語。兩年后，她在威斯康星大學密爾沃基分校獲得教職。她將研究重點從英語轉向意大利文學，專注于作家伊塔洛·斯韋沃（Italo Svevo），并發展了在符號學、女權主義和電影方面的專長。

在密爾沃基，她遇到了一位名叫戴維·洛夫勒（David Loeffler）的律師。他們在70年代初結婚，他收養了她的兒子。這對夫婦于1978年分居，最終離婚。晚年，德·勞雷蒂斯教授認定自己是同性戀。她于1985年加入圣克魯茲分校任教，并于2008年退休。

她多年的伴侶是西蒙內塔·斯皮內利（Simonetta Spinelli），一位意大利女權主義活動家，大約十年前去世。除了她的兒子保羅，德·勞雷蒂斯教授還有一個弟弟皮耶羅（Piero）。

她避免談論自己的個人生活，但她的作品經常提出非常個人化的問題。

在她的文章《習慣的改變》中，德·勞雷蒂斯教授描述了自己生活在弗洛伊德的“概念宇宙”中，盡管他（弗洛伊德）“無法想象女同性戀欲望這樣的東西”。

她通過指出在弗洛伊德的時代和地點，他的猶太人身份使他被歸類為“原始、墮落和病態”來解釋這個悖論。然而，他的著作說服了許多人，那些他們曾認為是原始、墮落或病態的東西，實際上是"文明的構成材料"。

德·勞雷蒂斯教授將此視為一項任務。她寫道，像弗洛伊德一樣，人們應該“從他們自身差異的位置出發”，重塑周圍世界的范疇。

作者：Alex Traub

編譯：阿洛

來源：紐約時報

原標題：

Teresa de Lauretis, Coiner (and Critic) of Queer Theory, Dies at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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