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斯諾采訪毛主席5小時想要上廁所，毛：老朋友了，用我的

1970年冬天的北京，風已經刮得人睜不開眼。那幾天，中南海游泳池邊的樹枝被吹得直響，夜色很深，路燈昏黃，一個美國記者在車里默默看著飛速后退的街景，他知道，自己就要再一次見到那位改變中國命運的人物。這位記者，就是埃德加·斯諾。

這已經不是他們第一次見面了。時間往回翻三十多年，人事已非，唯一沒變的是，他和那位中國領袖之間，那種有些特別的信任感。很多年后，1970年12月18日那場長達五個小時的談話，和其間發生的一句看似隨口的玩笑，正是建立在這種信任之上。

一、中國“紅色根據地”的那道門，是斯諾推開的

1930年前后，斯諾在中國奔走采訪，看城市、看鄉村，也看那些被當時的主流輿論刻意回避的角落。離開中國、暫去印度前，他在《現代史料》月刊上寫下那句被后人反復引用的話，大意是：在中國，如果說共產主義曾經只是某些人眼中的“妖怪”，那么如今已經不是了。這話分量不輕，他是寫給西方讀者看的，更是寫給當時思想被嚴密控制的世界輿論看的。

當時的西方媒體，對中國共產黨了解極少，一提起要么污名化，要么干脆閉口不談。信息像被一堵墻擋住了。斯諾對這種“一邊倒”的說法越來越懷疑，他想親眼看一看。于是，他用了不少時間和精力，通過各種關系，努力接近那片被稱作“紅色區域”的地方。

真正見到毛主席，那是在陜北的山梁上。毛主席從山坡上走下來，主動伸出手，穿的是普通布衣，身材高大而清瘦。和想象中那種“神秘領袖”的樣子不太一樣，人很平和，但氣場很強。斯諾后來回憶，那一刻，他感到面前站著的不是一位“造反者”，而是一位對自己事業極有把握的政治家。雙方只是寒暄幾句，氛圍卻一點也不拘謹。

沒過幾天，毛主席便邀請這位外國記者，到自己黃土坡邊的窯洞里談話。這是毛主席第一次正式接受外國記者專訪，也是共產黨的領導人第一次對外界大規模打開“窗口”。對于當時的中共來說，這一步并不輕松。一個不了解底細的洋記者，如果寫偏了、寫錯了，可能會影響整個世界輿論的判斷。

窯洞里沒有什么特殊布置，桌子簡單，燈光昏黃。斯諾后來寫道，毛主席講起話來語速不快，但邏輯清晰、條理分明，不時還夾雜幾句調侃，打破采訪的緊張感。這樣面對面聊下來，他開始意識到：自己之前在外界聽到的那些傳聞，有不少與事實相去甚遠。

在陜北那段日子，他看得很細。白天跟著隊伍走，晚上記日記。日記中，他寫到自己見到的生活場景：比如年輕姑娘坐在手拉風箱旁，一拉就是一小時，給戰士們燒飯，邊干活邊聊天打趣；比如老人和孩子在村里活動的狀態，沒有他之前從某些報道中聽來的那種“殘酷壓迫”影像。這些瑣碎細節，在當時的西方視角里，極為罕見。

有意思的是，斯諾并不滿足于只寫見聞，他還開始接觸那些走過長征路的指戰員，記錄他們的經歷。有長征路上的生死故事，也有普通士兵的命運轉折。他逐漸意識到，這一切如果完整寫出來，將給外界帶來極大的震動。他那時心里很清楚，自己握著一組足以改寫輿論場的“第一手資料”。

要離開蘇區時，很多人來送他。有位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徐海東將軍。臨別時，徐海東送給他一個黑色玉制鼻煙壺，還有兩枚江西蘇區鑄造的銅幣。這些東西在當時算不得貴重，但極具象征意義。徐海東對他說：“把它當作十五軍團和我個人送給你的紀念。帶著它，你會平安回家。”這句半是玩笑半是祝福的話，讓遠道而來的記者有些動容。

從蘇區出來后，他把紅軍帽、小銅幣、鼻煙壺一并帶回去了。這些小物件，后來也出現在他采訪報道的照片旁邊，成了西方讀者眼中“來自神秘中國革命根據地的實物印證”。在那個信息極不對稱的年代，這些細節，無形中增加了報道的可信度。

二、《紅星照耀中國》如何改變了世界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

離開蘇區之后，斯諾并沒有馬上“消化”這些素材，他一邊在報紙上連續發表采訪稿件，一邊整理大量筆記，準備寫一本系統性的書。稿子見報時，配了他的大幅照片，一個外國記者和一頂紅軍帽，視覺沖擊力很強。很多西方讀者，就是第一次從這些報道中，聽說了“紅軍”“根據地”這些詞。

時間到了1937年夏天，北京郊區已經隱隱傳來槍炮聲。七七事變爆發，中日全面戰爭拉開帷幕。就在這樣緊張的氣氛中，斯諾匆匆趕著稿子，在戰火逼近的城市邊緣，把那本厚厚的書寫完了。書名定為《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版在英國出版時，一下子印了四百多頁，內容幾乎全是他在中國紅色根據地的所見所聞。

這本書甫一面世，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英國出版后的第一個月，連印三次，銷量迅速突破十萬冊，在當時的圖書市場，這個數字相當可觀。美國版緊隨其后，一個月賣出一萬多冊，后續還持續暢銷。說明一個事實：西方社會中，有不少人對這塊遙遠土地的另一面非常好奇，只是一直缺少一個可靠的窗口。

《紅星照耀中國》不僅介紹了毛主席、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的人物形象，還詳細描寫了紅軍長征的歷程、蘇區的制度設置以及普通群眾的生活狀態。讀者忽然發現，那些被貼上“極端暴力”“烏合之眾”標簽的人，并非傳聞中的樣子，而是有組織、有紀律，有一套不斷完善的政治理念和社會設想。

不得不說，這本書在當時起到的作用，不只是“講故事”那么簡單。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媒體對中國共產黨單一、片面的描述，為共產黨爭取到了一個被“認真對待”的機會。很多人是讀完這本書才意識到，中國未來的走向里，共產黨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更有意思的是，《紅星照耀中國》還改變了一些人的人生軌跡。有一位當時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女學者，讀到書中的內容后，選擇暫時放下自己的研究課題，直接來到中國采訪，想親自看一看書中提到的那些地方。這件事在當時的知識界引起不小的議論，也說明這本書對西方青年產生的吸引力不容低估。

從1937年起，斯諾的名字與“紅色中國”緊緊綁在一起。對中共來說，他是第一個把自己完整介紹給世界的西方記者；對西方讀者來說，他是那個幫他們“打開窗戶”的人。很多年后，人們再談起他和毛主席之間的關系，很難簡單用“記者”和“采訪對象”來概括，更像是長期關注同一段歷史進程的老友。

時間往前推移，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中間經歷無數波折。新中國建立后，中外關系多有起伏，尤其是冷戰格局的影響，使得中國和美國之間長期處于對立狀態。在這種背景下，斯諾與中國的聯系卻一直沒有完全中斷，這一點很值得注意。

1960年代后期，國內外形勢都十分復雜。1966年，毛主席搬到中南海游泳池邊居住，工作也大量在那邊進行。大多數外賓很難有機會來到這里，尤其是單獨長時間會談，更是極少數人才有的待遇。也正因為如此，1970年那次長達五個小時的談話，顯得格外特殊。

三、天安門城樓上的點頭之約

1970年8月14日到1971年2月，是斯諾最后一次來中國的時間段。他已不再是當年那個四處奔波的年輕記者，頭發花白，步伐也沒那么輕快，但對中國局勢的敏感度依然很強。這次來，他既是老朋友，也是特殊的觀察者。

1970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二十一周年國慶。天安門廣場彩旗招展，游行隊伍整齊經過，城樓上站著的是當時共和國最核心的一批領導人和貴賓。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那天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個國慶日；對斯諾來說，卻是一個重要的節點。

那天，他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成為觀禮嘉賓之一。能站在這里，本身就說明他在中國領導人心中的分量。游行正在進行時，他忽然感覺有人輕輕拉了一下他的衣袖，回頭一看，竟然是周恩來總理。周總理微笑著，請他和妻子一起，往毛主席所在的位置走過去。

這一前一后、幾十步路的距離，在某種意義上，是對他幾十年觀察、書寫中國的一個回應。來到毛主席身邊后，兩人簡單交談。毛主席當場沒有展開長談，只是隨口說了句：“以后再談。”看似一句簡單的約定，對當時熟悉內情的人來說，分量極重。

那一年，毛主席已經七十七歲，身體狀況不算理想，時常咳嗽，感冒也比較重。工作又多，精力有限，很多會見安排不得不往后拖。于是，這句“以后再談”，便一拖再拖，直到當年年底。

時間來到12月18日這天的凌晨。中南海里燈光還亮著，負責聯絡的工作人員幾乎都在辦公室打地鋪。王海容，那段時間幾乎沒回過家，就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忽然，電話鈴在半夢半醒之間響起，護士長在電話那邊告知：毛主席要馬上見斯諾，讓她和唐聞生一同參加。

她一邊應聲，一邊努力讓自己清醒過來，掛了電話，趕緊把唐聞生叫醒，兩人草草洗了把臉，就上了中南海派來的車，朝北京飯店駛去。那時候的夜，北京已經很冷，車窗上結著一層薄霜。

北京飯店的房間里，斯諾夫婦還在休息。他近期白天到處參觀訪問，晚上整理材料寫東西，睡得較晚。門被輕輕敲開后，工作人員傳達了一句話：“有位老朋友要見斯諾先生，請他現在就跟我們走。”斯諾愣了一下，隨即就反應過來是誰在等他。

他沒多問，立刻起身，換好衣服，在洗手間匆匆洗了把臉，簡單整理了一下儀容，就跟著工作人員下樓。不得不說，這個被中國人稱作“史諾”的美國人，對這個“老朋友”見面機會，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和意義。

車子一路開進中南海，當在游泳池門口停下時，門口已經有人等著了。汪東興和張耀祠提前站在門前，親自迎接。這樣的規格，并不多見。斯諾感到，這份重視里，既有對他個人經歷的認可，也有對他那本書、那些報道的回應。

需要特別提一句的是，自從毛主席1966年8月8日搬到中南海游泳池居住后，能在這里被接見的外賓都屈指可數。斯諾是第一位在這里被會見的外國友人，這個細節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意義非常明確。

四、五小時長談與“老朋友”的那句玩笑

進入游泳池接見室時，時間已經不早。毛主席坐在椅子上，身旁放著熟悉的茶杯，桌上攤著文件和書報。雖然剛經歷一段時間的感冒，精神狀態看上去還算不錯，只是聲音略顯沙啞。見到斯諾，他笑著招手，讓他坐近一點。

兩個人見面，并沒有太多客套。幾十年前陜北窯洞里的對話，如今搬到了中南海泳池邊的房間。只不過，一個已經是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一個則從中年記者變成了白發老者。時間在兩人身上，都留下了刻痕。

談話很快進入主題。毛主席主動提起中美關系的問題，說得很直接。他表示，中美之間遲早要談一談，而要談，就得和尼克松來談。無論尼克松是以個人身份，還是以美國總統的身份來中國，中國方面都歡迎。

這番話，在當時的國際局勢下，絕不是隨口一說。冷戰格局下，中美之間長期對立，對話渠道幾乎封閉。毛主席選擇在這個時點，通過一位對中國頗有影響力的美國記者，釋放出清晰的信號，無疑是在為后來的中美接觸埋下一粒關鍵的種子。

斯諾一邊聽，一邊用心記。他非常清楚，這些表述未來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之后的事實也證明，這次談話為1972年尼克松訪華打下重要基礎。兩年之后，尼克松踏上中國土地時，國際輿論震動，而這段五小時談話的內容，也被回過頭來重新審視。

有意思的是，這場會談本身也并不全是高密度的“外交辭令”，中間也穿插了不少生活化的片段。談著談著，時間過得飛快，窗外從深夜轉到拂曉，又從拂曉拖到天色微亮。工作人員不時上茶、整理桌面，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幾個小時。

談話差不多進行到中段時，斯諾終于有些坐不住了。年紀大了，又喝了不少茶，他有點難以忍受，便小聲向隨行人員詢問衛生間。工作人員聽了，有些為難，正猶豫怎么安排。沒想到，毛主席聽見后，干脆擺擺手，笑著說了一句：“老朋友了，用我的。”

這句話聽起來輕松，其實很破例。平日里，毛主席的私人衛生間是極少對外人開放的，連國內許多重要干部來見他，也不會被引去那邊。讓一位外國記者直接使用，可以說是非常罕見。

斯諾略微愣了一下，隨即點頭致意。對他來說，這未必只是生活上的照顧，更像是一種不加防備的信任。多年之前，他曾在陜北破舊窯洞里和毛主席長談，那時的條件艱苦，連洗漱都不方便；多年之后，在中南海設施齊備的接見室里，他被視作“老朋友”，得到這樣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特殊待遇”，倒也形成某種意味深長的對照。

會談繼續往下進行，兩人談到世界局勢、談到中國的對外環境，也聊到一些歷史問題。毛主席時而嚴肅分析形勢，時而又插進一兩句帶點調侃味道的話，讓氣氛不至于太緊繃。斯諾則不斷從中捕捉關鍵信息，在腦中迅速歸類整理。

這場談話持續大約五個小時，從夜深一直到天色發白。對毛主席晚年的接見記錄進行橫向比較，不難發現，這可能是他晚年與外國友人談話時間最長的一次之一。在當時的身體狀況下，能堅持這么久，本身就說明他對這次會面的重視。

會談結束時，斯諾和毛主席再次握手。兩人都沒有說什么“隆重告別”的話，只是簡單道別。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在看似平常的握手之間，埋下的是影響數十年國際格局的伏線。斯諾走出游泳池大門時，天空已經完全亮了，冷風撲面而來，人卻顯得格外清醒。

從1930年代的陜北窯洞，到1970年的中南海游泳池，從一頂紅軍帽、幾枚銅幣和一個鼻煙壺，到天安門城樓上的點頭之約，再到這場五小時的長談和那句“老朋友了，用我的”，三十多年的時間，把一位外國記者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拉成了一條細密而清晰的線。

他作為旁觀者，又并不完全置身事外。記錄、理解、傳播，這三件事貫穿了他的大半生。那些被他寫下的文字和細節，讓外部世界第一次較為系統地看到一個真實而復雜的中國共產黨，也見證了一個新政權從山溝走向世界舞臺的過程。對許多后來者來說，這段故事依舊值得慢慢翻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