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評丨共同飲酒后出事被判賠近10萬，為何“我提醒過”不能完全免責？

“我提醒過”不等于“我盡責了”，真正的負責任，更在于行動上的“我要確保你安全”

據紅星新聞報道，去年4月，男子張某和朋友陳某等人喝酒唱歌，活動結束后，陳某提醒醉酒的張某要叫代駕后離開，但分別后不到10分鐘，醉酒的張某便駕車出現車禍最終身亡。張某家屬將陳某告上法庭，一審法院寧海縣人民法院判決陳某賠償死者家屬95898.5元。

此案引發一些網友擔憂：“以后還能不能和朋友一起喝酒？”“都勸過了不聽，怎樣做才能免責？”如此疑問的背后，是人們對社交風險的焦慮，更是對法律邊界的探求。回顧此案案情，2025年4月9日晚，張某與陳某等人相約喝酒唱歌，次日凌晨活動結束后，張某乘坐陳某的車，由代駕送至陳某工作室附近，張某表示準備自行駕車尋找浴室休息。3時3分許，張某駕車離開；3時6分許，陳某給張某打了18秒電話；3時12分許，張某超速駕車碰撞警示樁等，車輛自燃，張某死亡。

在答辯中，陳某稱自己曾勸說張某不要開車，建議他睡在車里或工作室，張某表示“好的”。分別后，陳某又打電話提醒。然而這些口頭提醒，最終未能阻止悲劇的發生。

共同飲酒，通常被視為親朋好友間聯絡感情、放松身心的情誼行為，但酒精的麻痹作用也會讓人失去正常的判斷力和控制力。此時，共飲者之間便產生了基于先行行為的合理照顧及注意義務。若明知對方醉酒且有駕車意圖，口頭輕飄飄一句“別開車”，恐怕遠遠不夠。

再說得具體一點，陳某作為與張某最后接觸的同飲者，明知張某醉酒、曾表露開車意圖，他所負的注意義務就不應僅限于口頭提醒。如判決所示，他應采取更為積極有效的措施，比如幫忙叫代駕、聯系親屬或安置到安全場所等。

事實上，法律并不強人所難，要求的只是基于普通人認知水平和行為能力的合理、適當措施。該判決在情理與法理之間劃出了一條清晰的邊界，其中列舉的“幫忙叫代駕、安置到安全場所”等，并非難以實現。這些看似微小的舉動，既是情誼的體現，更可能是避免悲劇的關鍵。

法院認為，被告陳某存在一定過錯，該過錯與事故發生具有一定的因果關系，最終遵循過錯與責任相適應的原則，認定被告陳某對原告的損失承擔5%的賠償責任。這并沒有苛求共飲者對他人的行為負主要責任，但也不放任共飲者在明知存在危險情況下的“不作為”。

“我提醒過”不等于“我盡責了”，在醉酒者可能危及自身或公共安全時，不付諸行動的“善意提醒”，或許只是自我安慰的免責借口。真正的負責任，更在于行動上的“我要確保你安全”。

該判決不失為一次社會規則的集體校準，給公眾上了一堂生動的法治課。酒桌之上，既要講情誼，也要講責任。共飲者不可能為他人的自主選擇負全責，但也不能以“我提醒過”為由完全免責。在面對醉酒同伴可能出現的危險行為時，不能僅做形式上的提醒，而要切實采取有效措施，盡到應盡的義務。這也是為了守護每一個人的生命安全，為每一份酒桌情誼加上一道“安全鎖”。

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舒圣祥

（來源：紅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