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海禁，后有海盜？一代海商魁首如何演變成倭寇首領？

嘉靖三十八年，海商魁首，倭寇頭子汪直與其兒子，在杭州菜市口被斬首。汪直臨終遺言：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

這句話，胡宗憲并沒聽進去，嘉靖皇帝聞之，也是嗤之以鼻。兩浙的百姓，除了爭相上菜市口看砍人腦袋的熱鬧，也并無什么特殊的感覺。

與眾人平時了解的不同，大海盜汪直其實是一個與海洋并沒有什么依存關系的內陸人。他的籍貫是徽州人，就是現在的安徽黃山市。宋代，徽州已經是享譽天下的“東南鄒魯，程朱闕里”。安徽的“安”字來源于當年的首府安慶，“徽”就是“徽州”了。自古有安慶、徽州兩城才有安徽之稱呼。在河航為主的時代，徽州憑借發達的水路，長期繁華富庶，一直堅持到元末。元末動亂打斷了安徽的發展路徑，也影響了徽州。

朱元璋上臺后強力推行“重農抑商”，對一向以出商人為主的徽州，不諦于一棒子打暈，還摁在地上反復蹂躪。因為徽州本來地就少，不讓人經商，經濟一落千丈，糧食還不夠吃。很快，明朝中葉徽州就已經“人窮地薄，無以聊生”了。

汪直的故事始于徽州歙縣雄村柘林的一戶尋常人家。據明代萬歷《歙縣縣志》載，其母汪氏曾夢“大星隕懷”，鄉人視之為異象，稱“天星入懷，非凡胎也”。這種民間傳說為他的早年蒙上神秘色彩，卻也暗示了其一生與星辰大海的不解之緣。少年汪直并無顯赫家世，只以“少落魄，有任俠氣”聞名鄉里。他善施與、多智略，鄉鄰遇徭役訟事常尋他主持，顯露出天然的領袖氣質。

嘉靖十九年（1540年），三十九歲的汪直深感在家鄉沒有出頭之日，慨然曰：朝廷法度森嚴，動輒觸禁，科第只收酸腐兒無壯夫，吾儕孰與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大白話：朝廷法太嚴，動輒犯禁進去了，科舉都是些酸秀才，我們不如到海外去發展，哪怕見個世面也好。

他遂與同鄉徐惟學、漳州人葉宗滿等結伴赴粵，以“硝黃絲棉等違禁貨物”開啟走私生涯。他們的商船穿梭于日本、暹羅與西洋諸國，首航即抵日本五島群島的福江島。當船行海上，汪直望見五座峰巒浮于碧波，遂自號“五峰”，這片群島也因此被日本人改稱“五島”。

1543年，汪直載三名葡萄牙商人赴雙嶼港貿易，風暴將船推向九州種子島。島主種子島時堯對葡人所持火繩槍驚嘆不已，汪直以“儒生五峰”之名充任翻譯，促成火槍交易與仿制。此事被記為“鐵炮傳來”，日本戰國時代由此邁入熱兵器紀元。而火槍這種武器很快被日本霸主織田信長獲知，他通過種種手段建立了自己的專業火槍部隊，并極力推行自己的“天下布武”的理念，力求統一日本戰國。甚至，五十年后，豐臣秀吉的火槍隊攻占朝鮮平壤，與李如松的關寧鐵騎在半島大戰之時，他們恐怕沒有一個人知道，汪直一手促成了織田信長的崛起，是中國人將火槍直接引向了日本。

1545年，汪直加入許棟走私集團。此時的浙江雙嶼港已成東亞最大黑市，聚居中外商賈三千余人，街市、教堂、醫院林立如城。汪直擔任掌柜，專司與葡萄牙人（明稱“佛郎機夷”）貿易，“誘佛郎機夷往來浙海，泊雙嶼港，私通貿易”。這種畸形繁榮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戛然而止——浙江巡撫朱紈發兵剿滅雙嶼港，以巨石沉船塞港，焚毀屋舍廟宇。許棟敗亡后，汪直收攏殘部，繼承了許棟的衣缽，造“聯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的巨艦，配備西洋火器，開啟海上稱霸之路。

退據舟山瀝港的汪直，一度試圖與官府和解。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浙江海道副使默許其開市，汪直部眾甚至公然在蘇杭街頭交易。他更主動配合官府剿滅海盜陳思盼，俘倭寇海船獻于明軍，獲準在定海主持互市。但是汪直之外，還有多股海商勢力，大家都在搶海上貿易這塊蛋糕。汪直的部將也并不總是聽從他的命令。其中，部將徐海就擅自勾結倭寇，多次襲擾內地。盡管汪直助明軍擊潰蕭顯等多股真倭，朝廷仍將“入寇”之罪歸于其身。

不管汪直想如何被招安，朝廷卻只想滅了他。其中以浙江總督胡宗憲最為積極。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閏三月深夜，總督王忬遣俞大猷率精兵突襲瀝港，汪直苦心重建的貿易網絡化為焦土。汪直殘部退至日本肥前國平戶島，當地大名松浦氏為其修筑宅邸，在此，他自號“徽王”，建“宋”政權，“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汪直出行，常常排列緋袍玉帶、金頂黃傘的儀仗，兩千武士護衛，令日本諸大名屏息。他更將平戶從小漁港發展為貿易樞紐，被日人尊為“大明國的儒商”。

此時，日本正值16世紀“戰國時期”，是日本歷史上最震蕩的階段，37萬平方公里的島國上，最多的時候有六十六國并存，各路大名領主打得不亦樂乎。日本戰國混戰，給了汪直這批下海的大明商人提供了兩個絕佳機會。一個是市場。戰爭就是最大的貿易市場，打仗是最消耗物資的工程，源源不斷的物資運進日本，根本不愁銷路。

嘉靖三十年，汪直部眾已經超過二十萬，百噸級艦船超過上百艘。一百多年后，鄭芝龍的巔峰時期，水師也不過二十萬。

汪直想貿易，朝廷是要海禁，敢提海外貿易的就是犯禁，私自組織武裝搞海上押運的，就是謀反，自然只能鎮壓了事。胡宗憲、俞大猷只知道蠻干，逮住汪直就打。一開始，打不過，只能想陰招。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新任浙直總督胡宗憲調整策略。他先扣押了汪直的家屬，后又故意找汪直談，要招安他，并且主動釋放獄中汪直家眷厚待之，遣使者蔣洲、陳可愿赴日交涉。汪直聞母妻獲釋，“喜極而泣”：“我本非為亂，因俞總兵圖我，拘我家屬，遂絕歸路”。經三年斡旋，他終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率船隊抵浙江岑港，隨行者包括日本大友氏使團。打算正式與明王朝談判，搞一場轟轟烈烈的海上革命。汪直打算獻出自己畢生心血，在明朝的保護下，拓展國際海運業。

但命運在此陡然轉折。先行靠岸的蔣洲因臺風阻隔遭疑被捕，汪直船隊被明軍水師合圍。胡宗憲親赴定海關撫慰，允諾“悉赦罪許市”。次年二月，汪直赴杭州謁巡按王本固，游西湖時突遭誘捕。獄中鐐銬加身的他連呼“吾何罪？”，揮毫寫下《自明疏》：“直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乞皇上如廣中事例，通關納稅。”字字懇切，直指海禁政策之弊。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杭州官巷口朔風凜冽。汪直以金簪授子，長嘆：“不意典刑茲土！”刀光閃過，父子兩掉了腦袋，“至死不撓”。汪直那句“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的遺言，數月后即成現實，汪直舊部毛海峰率數萬倭寇席卷閩廣，沿海尸骸蔽海。

從此，明朝的倭寇從小偷小摸，海商與倭寇的混合，變成了純倭寇的大舉進犯。因為不僅是海商，倭寇們也知道，既然貿易搞不成，不如上岸去做無本買賣，豈不是美哉？

汪直死，倭寇起，為亂中國數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