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江蘇地方志》的四十年‖荀德麟

編輯心語

我于1986年3月初受命籌建淮陰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并擔任主要領導，1995年主持完成《淮陰市志》的出版工作。其后，經歷了1996年淮陰、宿遷分市，2002年淮陰市更名為淮安市。2004年，我完成《洪澤湖志》的創修和出版工作。2005至2008年，遵照市委主要領導的指示，完成淮安“運河之都”城市名片的打造工作。2012年下半年起，我雖不再擔任市地方志辦公室主任，但仍擔任《淮安市志》（1978—2008）總纂，直至圓滿完成總纂編審工作。

我出任淮陰市地方志辦公室主任的當年第四季度，《江蘇地方志》正式創刊。由于工作崗位關聯，我連續擔任《江蘇地方志》編委26年。然而，我與《江蘇地方志》的緣分，既未止于不再擔任編委，也未止于2020年《淮安市志》（1978—2008）的出版，而是一直延續至今。四十年來，《江蘇地方志》不僅是我閱讀最多的刊物，也是我投稿、被用稿最多的刊物，同時還是宣傳淮陰（安）市地方志事業成就最重要的窗口之一。

我與《江蘇地方志》打交道的感受、體會，可從四個方面來談。

專業學習的園地

我最初接觸地方志，是在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讀書期間。為了了解學校所在地“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蘇州歷史風物和名勝古跡，我千方百計鉆進尚未對學生開放的紅樓古籍圖書館，翻閱《太湖備考》等一些蘇州舊志。1982年初大學畢業，我從事中共淮陰地方黨史研究。為了便于開展地方黨史研究，我開始翻閱淮陰地區的部分舊志，查閱山川水系、政區境域等歷史地理資料，厘清時空關系。直到1986年3月，我專職從事地方志工作以后，才真正開始系統學習研究地方志。

作者主編的部分成果

出于崗位履職的需要，我首先要學習國家及江蘇省關于方志事業的發展規劃、方針政策、部署要求，其次還要學習有關會議精神?！督K地方志》成為我案頭必備的刊物，為我開展這方面的學習提供了極大便利。當時，該刊創刊號上刊登了省長、省地方志編委會主任顧秀蓮《加強修志領導 力爭后來居上》的文章，以及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陳煥友在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這些內容正是我協助市領導起草貫徹會議精神的講話稿，幫助市政府草擬相關政策性文件的依據和母本。

《江蘇地方志》還是我學習方志理論的重要園地。我從事專職修志工作時，屬于出道較晚者。當時，國內已有一批新編縣志出版，也有一些方志學新著問世。于是，我盡力購置、悉心學習這方面的書籍，如《新編地方志研究》《方志學概論》《新地方史志學簡編》《方志學通論》《新編城市志研究》，以及新編《呼瑪縣志》《如東縣志》等等，真所謂“急用先學”，只為盡快補充專業知識、投入修志實踐。而《中國地方志》《江蘇地方志》《黑龍江史志》等刊物上各種各樣的方志文章，尤其是從事方志編修者的文章，對于我熟悉方志業務、推進方志工作，更具解渴、充饑之效。

就《江蘇地方志》而言，薛家驥先生的《論新編地方志》（1987年第2期）一文，強調方志編纂者須正確對待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曲折和進步，既要寫好特色，也要注重綜合分析研究，還要關注新情況、新問題。作為《淮陰市志》主編，這三個關鍵問題對我而言，具有重要的提醒和警示作用。

再如，朱錫通先生在《千秋大業質量第一》（1987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新方志質量的五條標準：充分反映社會主義的時代特征；內容要堅持真實性和科學性；資料要翔實、準確；體例力求科學、完備；文字要樸實、簡練、明達。同時指出，抓志書質量要從制訂篇目開始，道道把關，直至驗收完畢。在《淮陰市志》編纂過程中，我們認真貫徹這些標準與要求，從而保證了《淮陰市志》的整體質量，曾被評為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又如，汪文超先生的《必須重視做好志后工作》（1992年第2期）一文，對于我們完成《淮陰市志》后開拓修志工作新局面，極具指導意義。1995 年《淮陰市志》出版之后，我們根據文中基本觀點，在努力做好志書宣傳發行工作、開展讀志用志活動的同時，重點推進三項工作：一是當年創刊《淮陰年鑒》（1995），而后堅持每年一鑒；二是依托編修市志所收集到的大量資料與線索，先后完成《淮陰改革開放二十年》《淮陰五十年史》（1949—1999）的編寫出版；三是籌備《洪澤湖志》的編纂工作。

此外，李明、奚永照先生的《市志分志的編寫》（1991年第3期），繆小詠先生的《淺談文化部類的幾個問題》（1991年第3期），吉祥先生的《略談方志人口志》（1988年第2期），馮鳴儀、戴午林先生的《淺談“鎮江市志”總纂工作》（1993年第1期）等文章，對于《淮陰市志》的編纂成書，都有不同程度的指導價值與借鑒意義。張尚金先生《開創廣義方志學之我見》（2002年增刊），則為我們編纂《錦繡淮安》《運河之都——淮安》《淮安歷史文化叢書》等地方史志類書籍，提供了很好的啟示與理論支撐。

沒有專業理論作指導的修志者，是很難編修出合格志書的，更談不上編出良志了。所以，學習方志學理論，特別是史志學經典著作，顯得尤為重要?！丁拔氖吠x”與新志編寫》（1986年第1期）等文章，則兼具推介與導讀的雙重意義。

理論探索的陣地

方志之學，源于方志編修實踐，是對方志編修的實踐的總結與理論升華，用以指導新方志的編修。方志學的發展，與社會發展、方志編修具有相對同步性。社會發展愈日新月異，社會分工愈細化，愈密不可分，修志工作者遇到的新問題就愈多，處理的難度也愈大。在志書中如何準確、科學地記述改革開放大潮？如何記述普遍存在的社會新規制、新分工、新物象、新聯系、新問題？這些是歷史上的修志者從未遇到的課題，這就需要我們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探索、創新。成功的創新與理性的升華，驅動了方志學的發展。在這方面，《江蘇地方志》做得比較出色。

一是全面涵蓋方志研究。從《江蘇地方志》多年積累的方志學文章看，其內容涵蓋方志學的方方面面：有的屬于“純方志學”理論范疇，包括方志的性質、功能、屬性、特點的研究與爭鳴，這方面的文章，以學院派學者居多，如沈嘉榮、王衛平、許衛平、王庭槐等先生的文章，多屬此類；有的是研究方志發展史的，包括方志起源、方志學的發展階段、歷代方志學代表人物研究，如吳奈夫先生的《方志理論研究述略》（1987年第1期）、茆貴鳴先生的《方志的源流及其發展》等，都頗有見地；有的則屬于方志編纂學范疇，這類文章數量最多，作者多以具體從事或專業指導方志編纂的專家為主。

二是聚焦方志編纂的實時性、前瞻性研究?！督K地方志》在這兩方面做得比較突出。1986年《江蘇地方志》創刊時，江蘇省三級志書編修大多處于起步階段。以淮陰市為例，所轄13個縣區中，已啟動的有9家，另有4家處于敦促啟動階段?！督K地方志》創刊號刊發了《編纂新縣志注意的五個問題》《新編地方志工作要正確處理好幾個關系》《控制新縣志字數芻議》《市管縣后市志記述范圍之管見》《淺談實行市管縣后的市志編寫》等文，從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角度，為全省方興未艾的市縣志編纂提供了重要的實時指導。

與此同時，創刊號以前瞻性視角，敏銳地捕捉到當時未受廣泛關注、卻對后續方志發展影響至關重要的方言領域。其刊發的《關于編寫方言志的一點淺見》一文，針對舊方志缺少方言記載，且隨著社會加速發展、普通話普及、人口流動加劇，作為人類語言“活化石”的方言正快速地流失的問題，為方志納入方言內容提供了思路。當時，對方言的搶救工作，個別專家才剛開始呼吁。創刊號還發表了《新方志應有錄音和錄像》《簡志在新編志書中的地位不容忽視》兩篇文章。當時，在國內學術界，“口述史學”還屬于很少有人知曉的新名詞；至于“讀圖時代”，則是二三十年以后才出現的“時髦用語”。新時期第一輪編纂的地方志，其篇幅大都比歷史上同一政區的地方志長，而且呈現越來越長的趨勢，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讓人難以卒讀，查閱也很不便。到20世紀末，首輪新編三級志書基本完成以后，編纂《簡志》《地情概覽》等輕便的普及讀物，成為省市縣（區）地方志辦公室的普遍做法。

前面列舉的文章，以及后來經常在《江蘇地方志》上讀到的類似文章，無不體現編輯同志高度的學術敏銳性與前瞻性。

非常有幸的是，我在編修《淮陰市志》過程中的學術思考與實踐探索，得到《江蘇地方志》編輯同志的足夠重視，給予及時刊發。其中自認為比較重要的有兩篇：1989年第4期刊發的《準確全面地記述改革》，作了如下幾方面的深入闡述：準確全面地記述好改革，是志書編寫堅持“詳今略古”要求，充分發揮其“存史、資政、教化”作用的需要。記述改革要做到準確全面，首先必須具備正確的指導思想，其次必須具備求是求實的勇氣、較高的理論和政策水平、“打破砂鍋問到底”精神，要講究記述方法的科學性。記述改革不能僅局限于農村和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局限于經濟部類和“大事記”中，還應當滲透到政黨、政權、政協、司法、民政、人事勞動、教育、科技、衛生體育、人民生活、文化、風俗、人物、雜記等卷。盡管當時改革還處于初始階段，甚至呈現某種徘徊的跡象，然而，通過深入學習與自我判斷，預見到了改革的必然趨勢。這篇文章比較準確地體現了方志人的前瞻性。

1991年第3期刊發了《以“史略”取代“概述”更好》，其寫作背景是志書設概述，萌芽于黃炎培編修民國《川沙縣志》在每一卷之首設概述。1984年 7月，志壇耆宿、中國地方志協會副會長董一博先生率先提出新方志獨辟概括全志的“概述篇”以引領全志的建議，隨后，他又連發3篇文章加以闡述。這不僅是對新方志編纂的一大創新，也是對方志編纂學的重要發展，在全國方志界引起巨大反響。一石激起千層浪，此后，新編志書在卷首設立“概述”遂成定例。所以，1984年以后出版的志書，幾乎都以“概述”獨立成篇，作為全志的引領?；搓?，位于淮河、大運河與700年間奪泗奪淮的黃河交匯處，歷史悠久、曲折而復雜，文化積淀非常深厚。我作為《淮陰市志》主編，也曾對引領全志的“概述”進行試寫，但是，總覺得如縛手腳、如鯁在喉。遂斷然決定擴大篇幅，以“史略”引領全志。到1991年下半年，我終于完成了近12萬字的《淮陰市志·史略》，經過反復修改、打磨，自覺遠勝“概述”，隨即寫成《以“史略”取代“概述”更好》一文。本文在肯定“概述”諸多長處與重要意義的同時，指出其歷史縱深性與因果性的不足。采用“史略”，一是能夠較理想地展示歷史的縱深性，體現演進的因果聯系，揭示歷史發展規律；二是能夠彌補整部志書“詳今略古”“詳近略遠”之不足；三是兼有“特點勾勒”式、“分志濃縮”式“概述”之長，而避免兩種“概述”之短?！痘搓幨兄尽芬浴笆仿浴比〈案攀觥敝e，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被方志界稱為“體例創新”。當代著名方志學家李明先生更將其贊譽為“人人意中有，人人筆下無”之作。非?？上驳氖?，《高淳縣志》（1986—2005）主編薛興祥先生借鑒《淮陰市志》的經驗，也以“史略”統領全志，獲得成功，使該志成為續志中的名志，《江蘇地方志》在2011年第5期上辟專欄予以推介。

三是針對修志實際的集束探討。如：《江蘇地方志》在1990年第2期上集中刊發了6篇關于“經濟綜合志”撰寫的探討性文章；1998年增刊上刊發關于讀志用志的文章達15篇之多。隨著首輪修志的基本結束，從1997年起，《江蘇地方志》又逐步加大對年鑒編修文章的刊載力度，1999年《江蘇地方志》增刊為年鑒類探討文章的專刊。2000年第 3期，以刊發《江蘇省續修地方志工作規劃》《總結經驗振奮精神邁入修志工作新階段》為標志，續志編修的集束探討文章顯著增多。同年第5期，刊發了王建中《對江蘇續修志書的總體構想》、薛奇達《續志編修的“三準備”和“三確定”》、劉正憲《大力推進方志信息網絡化建設》等文章。2002年增刊則是清一色的續修志書的論文，多達53篇！我的《關于省轄市志續修的思考》亦躋身其中，并被列入封面重點推介。文章提出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的第一年1979年、實施第三步發展戰略開頭五年末的2005年，分別作為續志上下限，這一建議被不少續志采納。提出續志體例創新要把史體滲入志體，增強志書的綜合性；對充分體現地方特色、時代特色的部分重點內容，要打破行業、產業界限，創新記述體例，增強內容的完整性、志書的實用性；志書體裁要更加豐富，增強可讀性。闡述了續修市志的自身特點、記述重點和篇目設計。

此后，關于這方面集中探討、編組刊發的文章，不僅頻次高，且常發常新。我在《續志形式漫議》（2003年第3期）一文中預見：志書在保存地情資料方面獨領風騷的地位已被打破，其作為地方“百科全書”的時代已成歷史。因此提出：續志的篇幅必須控制，要刪繁就簡、引史入志；要強化有關內容記述的橫向比較，以進一步增強記述的宏觀性、綜合性和科學性；要編制索引，進一步發揮其工具書的作用。

四是注重對新編史志的推介評論?！痘搓幨兄尽穯柺篮螅?996年第1期《江蘇地方志》刊發了幾位當代方志名家的評論，如梁濱久的《“淮陰市志·史略”的創例意義》、李明的《淮堧綻開二月花——喜談新編〈淮陰市志〉》和朱錫通的《獨具特色的〈淮陰市志〉》。這組文章，都對“史略”的創例意義給予高度評價，肯定了用“史略”取代“概述”“大事記”，起到了“概述”“大事記”起不到的作用；認為專辟“洪澤湖卷”，使得區域特色、優勢得以充分展示，又無疊床架屋、志中設志的重復感；于書后設“事件索引”“人名索引”，開志書設索引之先河，“事件索引”可補該志不設“大事記”之不足，“人名索引”則可使立傳人物更顯豐滿，未入傳人物易見行跡，既方便用志者，又增強志書的科學性。還有的文章盛贊《淮陰市志·人物卷》50余萬字，弘揚了“古來方志半人物”的優良傳統。該志獲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2004年，我主持創編的《洪澤湖志》出版后，《江蘇地方志》在同年第5期上刊發了幾位方志名家的評論文章，如倉修良先生的《一部高品位的新型山水志——讀〈洪澤湖志〉》，桑薈、張乃格先生的《出水一枝并蒂蓮——談〈洪澤湖志〉的科學性與學術性》，對《洪澤湖志》給予很高評價。該志獲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2023年第3期“史志評論”欄目刊載了魯加?！对娕c史的完美結合——讀荀德麟新著〈聲律大運河〉》一文。文章最后寫道：“荀先生對待這樣一項巨大的文化遺產是虔誠的、敬畏的，深感研究之責任重大……體現了一位樸實學人的拳拳報國之心和‘經世致用’的史家思想。因此，這部凝聚著他無數心血的集研究和創作于一體的專著在大運河研究史上更具有新時代的重要價值?！?/p>

上述這些評論，使我既有“風雨故人來”般的欣然，又很受鼓舞。

地域研究的平臺

地方志的編修從對地域的研究開始。地域研究是方志編纂的基礎，優秀志書無一不是對地情進行深入、全方位研究的結晶。所以，地域研究像政區性地方志一樣，包羅很廣，舉凡自然、地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人物，只要屬于地方志的范疇，均屬于地域研究的對象。四十年來，《江蘇地方志》上關于江蘇地域研究的文章，除少數特輯、增刊外，幾乎每期都有。

在地域研究方面，《江蘇地方志》設有“江蘇人物”（后更名“人物長廊”）“名人尋蹤”“社會經緯”“區域研究”“江蘇文脈”“水蘊江蘇”“史料輯考”“江海文明之光”“歷史探秘”“江蘇風情”“風物攬勝”“名勝博覽”“江蘇掌故”“文化遺珍”“運河文化”“舊志研究”“流年憶舊”“藝文采珍”“美文美景”“口述歷史”“田野調查”“地名溯源”“江南味道”等定期或不定期欄目。還有一些特設欄目，如2009年第4、5 期上的“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專輯”，2011年第5期上的“辛亥百年”等紀念性專欄。臨時性欄目如 “姑蘇夜話”“金秋話蟹”“名街故事”“江南茶事”等，都是對江蘇著名特色文化的聚焦。這些欄目的設置，充分體現了地方志刊物“一廣二雜”的特點，具有極強的涵蓋性、普適性。通觀《江蘇地方志》地域研究的文章，具有如下一些特點：

一是細大不捐、宏微兼采。宏觀研究課題聚焦區域文化、城市發展、重大工程等方向，如《“吳頭楚尾”有多大》（2003年第1期）、《六朝文化與江蘇文化大省建設》（2003年第3期）、《“中國近代第一城”——南通》（1988年第4期）、《“三淮城市”的由來和發展》（2000年第5期至2001年第1期連載）、《蘇北大運河60年》《新中國60年洪澤湖地區的滅蝗治淮事業》（2009年第5期）等研究文章；《拭卻塵封話徐國》《僧伽與泗州普照王寺》（2003 年第4期）、《徐州地下疊城知多少》（2010年第4期）等歷史考證文章；《青墩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帶柄穿孔陶斧發掘記》（2005年第1期）、《淹城早期歷史探秘》（2010年第6期）等重大考古類文章。微觀研究則著眼具體事物的細節考證，如《金陵城南邀笛步——記明代南京青溪詩社》（2009年第 1期）梳理一個社團的發展原委；《黃天源糕團店今昔》（1988年第2期）記錄一家商店的歷史變遷；《泰興白果》（1988年第2期）和《便倉枯枝牡丹》（1988年第3期）探討土特產的栽培；《徐州得名與古代圖騰》（1988年第4期）和《清江浦地名溯源》（2014年第6期）解析古地名的由來；《小魚鍋貼和十三香龍蝦》（2003年第5期）介紹特色菜肴的烹飪技藝；《李公樸家世考證》《胡瑗籍貫考》（均見1987年第3期）考述和追溯歷史人物的家世，等等。

《江蘇地方志》“江蘇文脈”欄目，多以省轄市為單元，集中刊發歷史文化研究類文章。如2024年第3期刊發了我的《淮安“運河之都”歷史地位的確立》、范金民的《清代淮安關的商稅征收》、馬俊亞的《明清運河東移與淮安水患成因》、王健的《科學導淮：近代淮安復興的重要轉折——兼論胡雨人〈江淮水利調查筆記〉導淮入海思想的形成》、李德楠的《“運河之都”淮安的生態底色、區位特色與水工亮色》和劉志平的《“運河之都”淮安的海神信仰——以清口惠濟祠為例》等6篇文章，從不同側面彰顯了淮安歷史文化的地域特色。

二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不僅常見于《江蘇地方志》理論欄目的文章中，而且在地域研究方面也時有體現。如關于江蘇省的建省時間，有清順治十八年（1661）說和康熙六年（1667）說兩種觀點，《江蘇地方志》先后刊載過3篇文章：第一篇是發表于1986年創刊號上的《江蘇建省時間考》，該刊 1988年第4期又接連刊發《江蘇建省時間探討》《江蘇建省論考》2篇文章。通過爭鳴，學界形成共識：以康熙六年始設江蘇巡撫并駐節蘇州，作為江蘇正式建省之始。

再如，關于帝堯出生地，歷來有山西臨汾、祁縣，河北順平、隆堯、唐縣、河南魯山、江蘇金湖諸說。2021年第5《江蘇地方志》刊發我撰寫的《金湖縣堯帝出生地問題思考的多維視角》，文章首先論證了傳說時代名人行跡諸說紛紜是共同特點，接著依次從文獻學、歷史地理學、地名學、考古學等視角逐一分析考察，又結合上古時代王位禪讓、賢能銓選制度，從文化地理學的視野進一步論證，證明帝堯出生于金湖縣古三阿的歷史合理性。該文自刊發及網絡平臺轉載4年來，尚未見到反駁的文章與跟帖。

三是雅俗共賞、民眾悅讀?！督K地方志》在堅持辦刊宗旨、展示地域特色的前提下，非常注重對讀者需求的研究。多數讀者比較關注“三名”（名人、名勝、名產），而“三名”又是三級志書必載內容，抓住這一契合點，《江蘇地方志》刊發了大量關于“三名”的研究文章。如在“名人尋蹤”“江蘇人物”等欄目，先后刊發《蘇東坡在江蘇》（2003年第2期）、《宋美齡與湯山小學》（2003年第3期）、《魯迅與南京》（2003年第4期）、《林則徐在江蘇》（2003年第4期）、《李白飲宴在金陵》（2011年第3期）、《鄭和在南京》（1988年第3期）、《鄭辟疆傳略》（1986年第1期）、《愛國實業家張謇事略》（1987年第3期）、《徐亁學于東山修“大清一統志”》（1988年第3期）、《尋訪柳如是》（2003年第5期）、《回族探花伍長華》（1988 年第4期），等等。在名勝方面，刊發過《江南絲綢重鎮盛澤》（1987年第3期）、《大豐縣麋鹿自然保護區》（1988年第3期）、《歷史文化名鎮淮安河下》（2002 年第6期）、《夾谷山攬勝》（2010年第1期）、《淮泗通津碼頭鎮》（2012年第2期）等。2012年第4期“名街故事”欄目，一次性刊發《水巷小橋多 人家盡枕河》《七里山塘到虎丘》《惠山古鎮》《“水弄堂”邊古街區——無錫清名橋歷史街區》《中國歷史文化名街——東關街》等5篇研究文章。江蘇名特產品很多，僅飲食類便不下數十百種，大到被命名為“世界美食之都”的揚州、淮安的淮揚菜，小到蘇州、南京的特色小吃，令人垂涎的名蟹、名茶亦不在少數。為展現這些特色，2011年第5期專辟“金秋話蟹”欄目，刊發《金陵螃蟹雜憶》《水鄉興化品螃蟹》《陽澄湖蟹好》《固城湖螃蟹趣話》《洪澤湖螃蟹傳說》5 篇評介文章；2012年第2期專辟“江南茶事”欄目，刊發《問茶》《雨花清香滿乾坤》《最是洞庭碧螺春》《蘇州茶事》《泥與火相遇——在葛順陶莊與葛韜對坐》5篇文章。

此外，《江蘇地方志》還涉及對重要史事的深挖、石室古井的追尋、驚艷舊聞的獵奇、獨特習俗的詮釋，就像江蘇史事的萬花筒，花絮繽紛。如《我國早期的刺繡?？茖W校南通女紅傳習所》《紫金山天文臺設計經過》《“盛世滋生圖”中的商業》《顧山紅豆樹》（1989年第1期）、《大地的眼神—棲霞古井》（2003年第4期）、《溱潼會船天下絕唱》（2010年第1期）等等，琳瑯滿目。

四是釋讀掌故、弘揚教化。例如對句容、贛榆、 六合、青陽、太伯瀆、秦淮河等古地名來歷的考述，乍看乃眾所周知，深究卻多不知曉，揭示了常識中的盲點。“江蘇掌故”欄目刊發的《丹陽培棠村與岳飛后裔》（2002年第2期）、《日軍侵華的罪證——南京五臺山日本神社》（2003年第3期）、《琉球爐——一段中日友好佳話的見證》（2003年第1期）、《韓紫石拒官》（2002年第4期）等，都成為茶余飯后難得的“教化”談資。

《江蘇地方志》憑借地域研究類欄目的上述特點，成為廣大讀者喜愛的刊物。因此，給《江蘇地方志》撰稿、投稿者，遠不止于成千上萬的修志工作者，還包括社會各界人士與各路專家。這種良性互動，不僅保證了刊物的稿源，而且拓寬了編輯的視野，從內容到形式，刊物的質量均呈穩步上升之勢。

就我而言，承蒙《江蘇地方志》歷任編輯的青睞，先后在該刊刊發了60多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屬于地情研究類文章?！丁叭础背鞘械挠蓙砗桶l展》（2000年第5期）、《蘇北大運河60年》（2009年第5 期）、《一河中樞清江浦九省通衢石碼頭》（2011年第3期）、《河下興衰》（2011年第5期）、《明清的清江船廠》（2012年第1期）、《淮泗通津碼頭鎮》（2012年第2期）、《滄海桑田碩項湖》（2014年第3期）、《京劇與江蘇大運河》（2014年第6期）、《中國大運河博物館展陳架構與文本編寫》（2019年第3期）、《淮河生態經濟帶文旅產業聯動發展的思考》（2020年第6期）、《淮安“運河之都”歷史地位的確立》（2024 年第3期）等11篇文章被列為封面推薦文章。作為資深的詩詞愛好者，我的《南京閱江樓詩》（1996年第3期）、《盱眙十詠》（1998年第2期）、《秦淮八詠》（1998年第4期）、《大運河綜合科學考察雜詠》（2008年第1期）先后在《江蘇地方志》“藝文采珍”等欄目刊發，我愧感不已。

作者（右）與鄒逸麟、鄒厚本先生考察里運河高郵段

信息交流的窗口

這里所講的“信息交流的窗口”，主要指《江蘇地方志》設立的“新書評介”“志壇群英”“志人本色”“修志隨筆”“工作研究”“工作體會交流”“志鑒報告”“觀點薈萃”“史志新書”“主編得失談”“特載”“簡訊”等欄目文章所承載的信息。除了地方志行政性、業務性工作信息外，主要包括方志理論研究信息、方志書刊出版信息、各地讀志用志信息、方志人物活動信息四類。

方志理論研究信息。這類信息以國家級、省級地方志學會（協會）召開的研討會、年會最為集中。如關于地方志的性質，地情說、百科全書說、工具書說、政書說，歷次會議均有新闡發、新見解，各持一說。在方志編纂方面，總會根據地方志編纂工作所處的階段、本階段所遇到的新情況、存在的普遍性或苗頭性問題，提出這樣那樣的解決辦法。在方志學史方面，也會有新的發現、新的補充，對部分舊方志或新編方志形成新的評介或定位。

方志書刊出版信息。我清楚地記得，從事修志工作的開頭幾年，在《江蘇地方志》上獲知《如東縣志》《武進縣志》《高淳縣志》《新方志編纂實踐》等出版信息后，立即購置、訂閱，用來學習、武裝自己和市志辦公室全體同仁。2001年第2期上刊登《新編地方志續修手冊》出版信息后，我們立刻購置了一批，不僅做到辦公室同志人手一冊，還存留多本，以備其他修志者之需。

各地讀志用志信息。這類信息為我們開展讀志用志活動提供了啟迪與經驗，我們結合淮安實際，創造性地開展相關工作，傾力承擔并完成了淮安“運河之都”城市名片的打造。2005年，市地方志辦公室在編寫《運河之都——淮安》一書的同時，遵照市委主要領導批示的精神，擬訂打造“運河之都”城市名片的方案。此后3年中，我們集中力量先后點校整理出版《淮安文獻叢刻》（1—9卷，共14 種典籍），編輯出版《運河之都叢書》論著9種，先后舉辦兩次“運河之都—淮安”全國學術研討會和一次“京杭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與可持續發展高峰論壇”，同時介入相關遺產遺址的保護、標識、修復，博物館群的策劃、建設等工作。2008年10月8—9 日，在淮安市志辦公室的具體操持下，中國古都學會五屆六次常務理事會在淮安召開，正式通過確認淮安市為“運河之都”的決議。憑借“運河之都”城市名片打造工作的突出成績，淮安市志辦公室被評為全國讀志用志先進單位。

方志人物活動信息。特別是《江蘇地方志》“主編得失談”“志人本色”“志壇群英”等欄目推介的諸多先進人物，如薛興祥、戴午林、吳獻中等同志，他們的先進事跡使我學有榜樣、趕有目標，堅持為方志事業奮力拼搏。2003年第5期“志壇群英”欄目刊發了劉功昭《踏平坎坷成大道——記淮安市政協副主席、市志辦主任荀德麟》一文?！逗闈珊尽烦霭婧?，我應約撰寫了《十年磨一志 甘苦寸心知——編修〈洪澤湖志〉的幾點體會》，發表于《江蘇地方志》2004年第5期上。同一年，《淮安年鑒》（2004）獲全國年鑒評比特等獎，2004年第6期上又刊登了我與周平、劉功昭的署名文章《堅持創新不斷改革追求精品——〈淮安年鑒〉（2004）編纂工作體會》。俗云：“士為知己者死?！边@種從不同側面、持續不斷且令我誠惶誠恐的宣傳推介，更加堅定了我為地方志事業奮斗終身的決心。

感謝《江蘇地方志》，感恩歷任編輯同志的辛勤付出！

作者簡介：荀德麟，江蘇漣水人，淮安市政協原副主席，淮安市地方志辦公室原主任，淮安詩詞協會原會長，史志學家，詩人，詞賦家。

主管：淮安市安東文化研究會

出品：漪漣文化傳媒服務公司

排版：李海鷹

審核：蔣梅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