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參軍入伍，因會寫作一路被提拔，退休前是人武部政委

1983年4月的一個凌晨，營區燈光早已熄滅，政治部辦公室卻仍飄著墨香。寒氣透窗，李干事搓了搓僵硬的手指，把厚厚一疊調研報告擺正——這份關于化油器廠“主人翁”活動的材料，他只用了一夜便寫完。兩天后，《河北日報》頭版刊登了全文，署名醒目。慌亂與興奮交織的瞬間，他的思緒被拉回到九年前的冬天，那場決定命運的應征體檢。

1974年12月，縣武裝部門口排著長隊。19歲高中畢業生李某并不起眼，只因“會寫幾筆字”被老支書點名推薦。當時鄉里送了他一支英雄牌鋼筆，囑咐道：“進部隊，好好用筆，多長見識。”帶著這句話，他走進華北某軍區新兵連。新兵訓練第七天，指導員突然讓新兵寫一篇《開飯前的簡短動員》。李某硬著頭皮寫完并在食堂朗讀，掌聲像熱水一樣淋在身上，那一刻他第一次意識到：“筆桿子也能當武器。”

訓練結束，各連挑文書。文化程度相對突出的他被二連連長直接“搶”走，蠟紙刻寫訓練計劃、抄錄通報，日復一日。第一次撰寫“加強思想教育、激發練兵熱情”的經驗材料時，他費了一夜，結果被機關退回，說“空”。受挫感沉甸甸地壓在肩頭。連長安慰：“材料要踩著泥土寫。”于是他跟班操課、蹲點夜訓，把戰士腳底的塵土寫進文字，第二稿被上級通報表揚，自此小小“秀才”名聲傳遍營區。

寫作帶來的好處隨之而來。1976年，他被提拔為營部書記；1977年轉入滄州軍分區政治部當宣傳干事。辦公室的活兒繁雜：講話稿、工作簡報、戰備匯報，哪樣都離不開文字。他常自嘲：“白天端槍，晚上端筆。”為了跟上節奏，他訂閱《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在煤油燈下摘抄、批注，每月寫作量動輒上萬字。“爬格子”漸成本能，甚至能在列車顛簸里一口氣完成新聞稿。

1983年的那篇調研稿將他推向更大舞臺。翌年，他主持編寫《基層人武工作經驗匯編》，四十多萬字，準時交卷。這本書后來成為多地民兵政治教育的參考資料。有人問訣竅，他笑說：“把稿紙當訓練場，一筆一劃跟握槍一樣嚴謹。”這種近乎苛刻的態度，讓他在1990年升任政治宣傳科長時已成為遠近聞名的“快筆頭”。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成長并非文字一枝獨秀。為保持底氣，他每天拂曉打太極。2003年夏，滄州市一次重大接待任務中，他在操場為到訪首長演示陳式太極，沉穩的拳架引來陣陣叫好。有人感慨：“文武雙全，說的就是這一位。”

1997年，他被任命為滄縣人武部政委，時年42歲。上任第一天，他把多年來寫作與基層管理心得濃縮成四句詩：“爬格寫意昨日艱，今朝受命不畏難；但有用武方寸地，愿作老牛去拉纖。”這首小詩后來貼在辦公樓樓梯口，提醒自己也提醒部屬：文字絕不是虛飾，而是一種責任。在他任職的九年里，人武部年年獲評“先進”，原因很多，而“文件到連隊不過夜，簡報到鄉鎮不拖沓”這一條，被下級干部津津樂道——流暢的文字讓命令直達末端，減少了層層含糊。

2005年3月，他到齡退休。離開軍營那天，昔日戰友遞來簇新軍功章，他卻把目光投向隨身舊筆記本：封底磨得發亮，仍夾著當年大隊送的英雄牌鋼筆。有人半開玩笑：“政委，功夫練到家了，該歇歇吧。”他擺擺手，“路還長呢。”確實，他給自己列了兩件事：讀書、行走。先是走冀東平原，再到黃河岸頭，十里八村的太極晨練少不了，每到一處便寫下《村莊即景》《古城尋跡》之類短章，偶爾也給老部隊寄去散文，字里行間依舊透出當年連隊標志性的剛勁字體。

回顧三十一年軍旅，寫作像條暗線貫穿始終：從新兵連食堂里第一次朗讀的青澀稿，到省里推介的調研報告，再到人武部政委辦公室那條整夜亮著的燈，沒有一份職務是靠空降，每一次提拔都踩在一行行鉛字上。試想一下，如果當年放下筆改練五公里武裝越野，也許另一條路徑同樣精彩；但現實告訴人們，文字同樣能成為越野鞋，能把年輕士兵一步步帶進更廣闊的天地。

如今，老政委的書房里依舊掛著那句再普通不過的贈言——“用這支筆好好學習”。鋼筆墨跡已經發褐，可只要筆尖落在紙上，仍能聽見沙沙作響，那是軍旅歲月在說話，也是個人奮進的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