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公司”火了！全國人大代表、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要完善適配稅費規則

本文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朱成呈

如果把時間撥回兩年前，“一人公司”更像是一種浪漫想象。

2024年，OpenAI 創始人奧特曼曾做過一個頗具沖擊力的判斷：“一個人加一萬塊GPU，可以打造一家數十億美元的公司。” 當時，這句話更多被理解為對算力和AI工具效率的夸張比喻。但在大模型技術快速迭代的兩年后，這一判斷正逐漸從預言變為現實。

越來越多創業者開始嘗試一種新的組織形態——OPC（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借助生成式AI與自動化工具，一個人或極小團隊即可完成過去需要完整公司架構才能完成的工作：用Claude或Cursor寫代碼，用Midjourney生成設計，用智能體自動完成運營、客服甚至營銷。

這種變化正在改變創業敘事。過去十多年，中國互聯網創業強調“團隊規模”“融資速度”和“組織擴張”；而在AI工具全面滲透后，效率開始壓倒規模。

麥肯錫報告預測，到2030年全球57%的工作時長可被自動化，AI將催生大量人機協同型新崗位，崗位重構而非單純替代。

但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新的矛盾也在浮現。技術擴散速度遠快于制度調整，“就業極化”風險上升，人才供給與產業需求之間的結構性錯位加劇，而“超級個體”“一人公司”等新型就業形態，在稅收、社保、監管和創業支持體系中仍缺乏清晰的位置。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建議，設立跨部門協同推進機制，創造AI就業友好型社會。建立協同機制并制定專項行動計劃，推動全社會完成從“被動應對”AI挑戰向“主動塑造”AI就業友好型社會的轉變。

全國人大代表、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

系統應對AI時代就業變革

從AI Coding、科學計算到AI內容生產、自動化SaaS，一批“超級個體”開始以更低的組織成本推動產品落地。在國內，圍繞“一人公司（OPC）”創業者形成的社群也在多地出現，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蘇州、南京等城市陸續形成相關網絡。

不過，這一新興創業形態仍處于早期階段。盡管發展勢頭明顯，但不少個體創業者仍面臨成本壓力高、資源獲取分散、企業存續穩定性不足等現實問題。

對此，劉慶峰建議健全新就業形態制度供給，以“低成本合規、一站式服務、可持續保障”為導向，優化新型市場主體準入與合規流程；同時完善適配“一人公司”的稅費規則與普惠金融支持，健全靈活就業人員社保轉移接續與職業傷害保障制度，并通過算力與軟件服務補貼降低AI工具使用門檻，推動生產力工具普惠化，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

在就業轉型階段，他同時提出，應完善轉型期穩崗轉崗公共支持與培訓，強化社會保障托底。具體包括建設全國互認的AI培訓體系，打通培訓與就業流動堵點，提升勞動者技能可遷移性與市場匹配效率；做強公共培訓與實訓供給，提供“培訓-測評-推薦-跟蹤”一體化服務，提升培訓成效；強化社會保障托底與再就業支持聯動，設立過渡性幫扶，完善失業保險制度，有效緩沖職業中斷帶來的收入波動沖擊。

提前布局下一代人工智能

推動人工智能產業高質量發展，不僅依賴“超級個體”與“一人公司”等新型創業形態，更需要在關鍵技術和產業生態上實現自主可控。

劉慶峰認為，在當前國際競爭激烈、AI時代轉型的大背景下，應加大全棧自主可控AI研發與應用，提前布局下一代人工智能，搶占全球競爭制高點。

他表示，以大模型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正在成為國際科技競爭的關鍵焦點。我國AI產業發展迅速，但仍面臨兩大突出挑戰：一方面，國內多數大模型對美國算力依賴度較高，國產算力占比偏低且更多用于模型推理。國產算力軟硬件生態仍不完善，適配效率不高、工程化能力不足，導致國產算力平臺“不好用、迭代慢、門檻高”等；另一方面，面向通用大模型的前沿交叉學科融合能力，以及跨底層架構的系統性技術統籌能力相對薄弱。

針對上述問題，劉慶峰建議，應強化在自主可控算力平臺上的AI研發和生態建設，布局國家級人工智能重大專項，組織國家實驗室、領軍企業和科研院所協同攻關，加強國產算力平臺上的大模型關鍵技術攻關與生態建設；支持“量子計算賦能AI”、腦啟發的新一代模型架構等研發，探索突破算力、能耗與可解釋性等瓶頸的新路徑，為我國在下一代人工智能競爭中贏得先機。

在應用側，他還建議以央國企為示范牽引做大做強國產生態，形成標準、采購、考核閉環。通過完善央國企“AI+”專項行動配套政策，加快建立自主可控大模型在央國企的標準體系、采購目錄與考核機制，推動國產方案在規模應用中加速迭代與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