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氏家族掌舵人榮毅仁，鄧小平請他出山，毛主席：這是護國大功臣

1956年1月的一個清晨，上海陰云未散，申新九廠的汽笛聲已經響起。多數工人還不知道，當天會有一位特殊的客人來到這里。電話那頭，陳丕顯的聲音格外鄭重：“毛主席已經到上海了，今天要去你們廠看看，還點名要見你。”聽筒這端，榮毅仁沉默了一瞬，只回了一句：“明白了。”語氣平靜，卻難掩激動。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這一刻單獨拎出來看，仿佛只是國家領導人視察一家企業的普通場景。但順著時間往前推，往后看，這一聲“要到你們廠看看”，背后是半個多世紀的家族沉浮，是民族工業在戰火與風浪中打出來的一條血路，也是后來改革開放中一段頗為關鍵的布局。榮氏家族的故事，并不只是“富豪家族”的傳奇，而是和近代中國經濟命運緊緊綁在一起的一條主線。

一、從無錫走出的“面粉大王”，把工廠辦進戰火里

1875年8月4日，榮德生出生在江蘇無錫一個殷實家族。那一年，大清已經顯露暮色，列強環伺，洋貨大量涌入，民族工商業發展步履維艱。少年時期的榮德生，親眼看著傳統行業被外來資本擠壓，心里憋著一股勁：要在這個夾縫里闖出路來。

到了1896年，21歲的榮德生與哥哥榮宗敬商量后，干脆不再滿足于替人打工，決定合力發展家族的錢莊和工廠。他們看中的，是當時民生所需最大、又最容易被洋商控制的兩個行業——面粉和紗布。靠著細致的經營、謹慎的擴張，再加上一點膽子和運氣，到1931年前后，兩兄弟已在全國辦起了12家面粉廠、9家紗廠。

統計數據顯示，當時榮氏兄弟所辦企業的產量，占到全國同類產品總量的五分之一以上。人送外號，“面粉大王”“棉紗大王”。聽上去風光，實則背后壓力極大：一邊要和洋資本拼成本、拼渠道，一邊還要想辦法把企業做成真正的民族工業，而不是簡單給外國機器打工。

1937年，局勢陡然一變。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開始全面侵華。緊接著，淞滬會戰在上海打響，戰火燒到了榮氏產業集中地。很多人選擇及時抽身，遠走他鄉；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卻動了另一種念頭——既然實業是吃飯的本錢，那就干脆把工廠變成戰時供給線。

在那段最艱難的歲月里，榮德生安排工廠源源不斷向前線輸送糧食、棉花，還根據需要調整產線，生產軍需物資。不得不說，這種做法在當時風險極大。因為日軍炸廠、強占只是早晚的問題，可如果袖手旁觀，又過不去心里那道坎。

很快，最壞的情況發生了。上海、南京相繼淪陷，榮氏家族的大部分面粉廠、紡紗廠被炸被占，只剩下租界里的少數廠子還能勉強開工。雪上加霜的是，哥哥榮宗敬病逝，家族內部頓時群龍無首。

更加驚險的一幕還在后頭。戰亂之中，綁架、勒索事件頻頻發生，榮德生也沒能躲過。他被綁走后，對方開口就是50萬美元贖金，還揚言“不給就撕票”。這個數目，對任何一個企業家來說幾乎都是巨額重創。榮家咬牙答應，終于把人贖回，可威脅信和勒索電話此后連著來了兩年。

家族里不少人被這一連串打擊弄得身心俱疲，陸續離開上海，選擇避禍。面對勸說，榮德生卻堅持留下，他對四子榮毅仁的話，后來被不少人記住：“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有責任，有義務護住自己的產業，也護住這片土地。”

從1938年起，已經飽經折騰的榮德生，開始在重慶、廣東等相對安全的地區再辦工廠，一口氣又開了6家。他的邏輯很簡單：戰時經濟再困難，也要盡可能維持生產，實業不停，人的心就還有支撐。榮毅仁深受父親影響，沒有隨家族部分成員南逃，而是選擇留在父親身邊，共擔風險。

令人遺憾的是，榮氏家族在戰爭中遭遇的壓力，并不僅來自侵略者。抗戰時期，國民黨內部貪污腐敗嚴重，前線屢戰屢敗，沒人愿意承擔責任。有些人便把矛頭對準給軍隊供應糧食的實業家，榮德生也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國民黨軍中高層多次找他“談話”，指責他供應的面粉質量有問題，暗示這是部隊失利的原因之一。面對這種栽贓，榮德生不肯吞下這口氣，他據理力爭，只說了一句很硬的話：“問心無愧，不會做有愧于祖國的事。”場面一度很尷尬，大家心里都清楚真相，卻無人替他出頭。這些經歷，對這個民族資本家的打擊可想而知。

抗戰勝利后，1945年10月，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簽署《雙十協定》，提到“和平建國”等內容。榮德生看到希望，以為可以在和平環境下恢復和擴大生產。可惜好景不長，蔣介石很快撕毀協定，內戰全面爆發。榮氏企業剛露出一點轉機，又被卷入新一輪政治與經濟風暴。

二、解放前夜的“三不決策”，換來了“護國大功臣”的評價

隨著解放戰爭推進，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國民黨統治土崩瓦解。處在風口浪尖上的，除了政客，還有一批民族資本家。對他們來說，選擇留下還是出逃，幾乎就是一次命運的抉擇。

1948年末，蔣經國趕到上海，打著“經濟改革”的旗號，實行所謂“打擊投機、穩定物價”的措施。結果呢？大批民族工商業者成了“整頓對象”，榮氏家族也沒能躲開。

那年10月，榮毅仁的堂兄榮溥仁（字鴻元，榮宗敬長子）被扣上“私套外匯、囤積居奇”的帽子遭到逮捕。經過申訴，雖然改判為一年半徒刑、緩刑兩年，但在獄中的花費、家族名譽和企業信任度，損失極其慘重。

不久之后，32歲的榮毅仁也被以莫名其妙的罪名提起公訴。若不是解放軍大軍已在外圍合圍，國民黨軍政人員自顧不暇，他很可能也會深陷冤案。可以說，榮氏家族在舊政權搖搖欲墜時，再次被推向了危險邊緣。

到了1949年春天，上海解放在即。72歲的榮德生，這位在商海浮沉幾十年的老人，到了必須作出終極判斷的時候。是攜資外逃，還是留下來迎接一個全新的政權？從慣常邏輯看，多數大資本家會選擇前者，圖個穩妥。但榮德生的選擇，讓不少同時代人至今記得。

據當時的記載，他派自己信得過的協理錢仲漢，秘密前往蘇北解放區打聽消息。錢仲漢回來后，轉達了解放區的態度：“那邊說，會保護民族工商業，要您務必留下，參加建設新中國。”這一句話，成了老人作出抉擇的關鍵。

得到明確的信息后，榮德生提出了著名的“三不決策”：不遷廠、不轉移資金、不離開無錫。這個態度，在當時非常鮮明。因為同時期，不少人已經悄悄把資金轉往香港或海外，把工廠設備拆卸運走，準備另起爐灶。榮氏家族卻選擇把根留在原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隨即，上海市軍管會和中共上海市委開始接觸各界人士。榮毅仁很快接到通知，受邀參加工商界人士座談會。會上，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與兩百多位代表一一握手，講話時點名提到榮毅仁——因為在座的眾多人中，他雖然年紀不大，卻是全國最大紡織、面粉企業的當然代表。

會后，陳毅明確表示：“你是榮氏企業留在上海的唯一合法代表，所有榮氏企業統統由你來掌管。”這句話的分量，不只在于企業資產和規模，更在于一個信號：新政權希望這些民族工業仍然發揮作用，并且由熟悉業務的人繼續把盤子端穩。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對榮氏家族的看法，很快上升到了更高的評價層面。毛澤東曾在一些場合談到，中國真正意義上能稱得上“財團”的，只有榮氏一家。這話聽上去有點夸張，但放在當時的歷史語境里，其實是對其規模、影響力和民族屬性的一種概括。

后來毛主席評價榮氏家族“陪伴新中國一起成長，是經濟發展的股肱之臣”，還稱他們“是守護新中國的大功臣”。這類評價，并不是簡單的客氣話，而是結合了他們在抗戰時期的堅持、解放前后的選擇、公私合營中的配合，以及之后參與國家建設的實際貢獻。

1949年之后，公私合營逐步推開，國家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不少原來的資本家在思想上、身份上都經歷了不小的震蕩。榮氏家族也在這個過程中調整定位，從單純的企業掌控者，轉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參與者。這種轉變，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要承受很多觀念摩擦和現實考驗。

三、中南海里的握手，從“榮先生”到“榮老板”

1950年，榮毅仁迎來了人生中一次意義極其特殊的會面。在中南海頤年堂，黨和國家領導人設宴招待部分黨外人士，他被邀請為工商界代表之一。

按照他的回憶，那天他和其他人剛到門口，毛澤東已經在前面等候。潘漢年上前介紹：“這位是榮毅仁。”毛澤東伸手握住他的手，笑著說：“榮先生，你是大資本家呀！”周恩來在旁邊打趣：“他是民族資本家的少壯派。”一句玩笑，把緊張的氣氛緩和不少。

榮毅仁當時難免拘謹，只連聲說“哪里哪里”。毛澤東看他這副樣子，又補了一句：“你來了，很好。”短短幾句話，其實已經把態度傳達得很清楚——不是簡單把對方當“資本家”看，而是希望他們能參與新中國的建設。

宴會上，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向在座的工商界人士明確提出，要腳踏實地發展民族企業，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多為國家和人民做實事。毛澤東說得很直白：好事做得越多，名譽越好，人民不會忘記。這種話，說多了容易空，但在當時的政治氣候和現場氣氛下，分量并不輕。

1955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深入推進，全國工商聯召開會議，榮毅仁再次被邀請進京參加，并由毛主席主持座談。那次會上，毛澤東提出了一個頗為形象的比喻：個人前途要和國家前途綁在一起，心里別“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要少用吊桶，多用“抽水機”，把心定下來。用這種通俗的比方來講國家與個人的關系，不難看出他在試圖打消傳統資本家群體的顧慮。

更妙的是，毛澤東還用京劇《打漁殺家》里蕭桂英的故事來提醒大家：鬧革命，不要舍不得那些“壇壇罐罐”。說到“門還沒鎖”“屋里還有不少家具”時，他自己都笑了。這種半說教半調侃的方式，讓在場許多人印象極深。

榮毅仁回到上海后，公開表示要把企業利潤更多投入生產和國家建設，認購公債，并且提出要把自己鍛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公民”。這并不是一句話那么簡單，而是對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從傳統意義上的“老板”，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參與者靠攏。

時間來到1956年1月10日。毛澤東到上海視察，專門安排到申新九廠走一趟。這次視察的細節，后來被多次提及——一方面是因為毛澤東視察工廠并不罕見，另一方面則因為在眾多工廠中，他選的這家，是公私合營企業。

毛澤東一下車，就對榮毅仁說：“你不是要我到廠里來看看嗎？今天我來了。”這句話聽上去平常，其實透露出兩個信息：他記得對方在北京時的請求，也愿意用實際行動來了解民族工商業的狀況。對榮毅仁而言，這無疑是一種莫大的認可。

在車間里，毛澤東逐個詢問工人的工作狀況和生活情況，問得很細。問到公私合營后的生產水平時，榮毅仁回答：“比以前好。”毛澤東接著問：“跟國營企業比呢？”得到“還差一點”的回答后，他又追問：“大概什么時候能趕上？”榮毅仁估計，“總要兩三年吧。”這種直接的對話，既是調研，也是壓力，更是一種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來上海視察多次，卻只去過這一家公私合營工廠，這一點在后來屢被提及。榮毅仁說過，大半生中，毛主席的一言一行讓他真正理解了“為人民服務”的經濟理念。這種話并不夸張，因為對他而言，毛澤東既是國家領導人，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精神導師”。

再往后推幾十年，另一位關鍵人物走上前臺。十年動蕩結束后，國家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鄧小平重新出山，把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對誰能在這場大轉型中發揮作用，他心中有一本賬。

1978年2月，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上，鄧小平當選全國政協主席，榮毅仁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安排他擔任這個職務，本身就是解決“黨外人士如何在新時期繼續發揮作用”的一種制度化安排。鄧小平私下里對他常用的一句稱呼，“榮老板”，既帶點親切，又有幾分信任。

四、“五老火鍋宴”后的中信創立，家族影響力邁入新階段

1979年1月17日，人民大會堂迎來了一場頗具象征意義的會面。84歲的胡厥文、82歲的胡子昂、63歲的榮毅仁、88歲的周叔弢、74歲的古耕虞，被中央辦公廳通知前來與鄧小平座談并共進午餐。商界稱他們為“工商五老”，各自在行業里摸爬滾打幾十年，對中國經濟的底細心里有數。

那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國家正式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意味著，一個長期被壓抑的議題要重新被擺上臺面——怎樣發展經濟？

座談一開始，鄧小平先向幾位老人介紹了三中全會的主要精神：時間耽誤太久，不加快發展不行，但發展得太急、走錯路也不行，必須邊干邊摸索。他提到可以多條道路并舉，包括利用國外資金和技術，吸引華僑、華裔來投資，搞補償貿易，搞合營項目，同時要注意償還能力。話語樸素，卻勾勒出改革開放初期的基本思路。

幾位老人聽得很認真，除了耳朵不太好的胡厥文請秘書做記錄以外，其他人都直接在沙發扶手上記筆記。可以想象那個畫面：一群在舊中國摸爬滾打過來的老工商界人物，對正在展開的新局面既好奇，又有幾分蠢蠢欲動。

鄧小平很清楚他們的價值，當場就說，“你們都是搞工商業的老前輩，對經濟建設有經驗，也有看法，希望大家多提意見。”這樣的說法，不只是禮貌，更是有的放矢。

胡子昂率先發言，強調要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要把有真本事的人找出來用起來，“能干的人就當干部”。這話擲地有聲，因為長久以來，“原工商業者”這個群體在政治上多少帶著一些顧慮和不安。

輪到榮毅仁時，他的焦點放在外匯和引進外資上。他直言，當時外匯非常緊張，引進外資必須講究效率和目的性，要優先選擇那些能快速見效、能創匯的項目。產品要能出口，能換回更多外匯，這樣才有償還能力。說得很現實，卻也是改革開放初期不得不面對的硬條件。

緊接著，他又提了一點細節問題：西門子等大公司來華時，各個部門爭著去接觸，結果對方“尾巴翹得老高”，開價也跟著飆升。所以需要統一協調，對引進項目加強管理，避免各自為戰、抬高成本。

從這些建議可以看出，榮毅仁的視野，已經不局限于某家工廠或某個行業，而是站在國家整體經濟布局的角度考慮問題。這一點，對鄧小平、陳云等負責宏觀決策的領導人來說，頗具參考價值。

這次談話之后，鄧小平專門設了一個頗有意味的“火鍋宴”，請“五老”再坐一起吃一頓，邊吃邊談。席間，鄧小平點名希望榮毅仁多替國家出謀劃策，特別是在對外開放、引進資金技術方面發揮獨特作用。

葉劍英也提出一個非常具體的建議：榮毅仁在國際上名氣不小，榮氏家族又有不少成員散居國外，正好可以利用這層關系，先吸引一部分熱心投資的人回來，再帶動更多資本進入內地。他還特別強調，這件事讓別人來干，很難有同樣的效果，“共產黨人來出面反而不合適，由他出面就正好”。

從這一刻起，榮毅仁的角色，已經不再只是“留在國內的民族資本家代表”，而是被賦予了一個新的任務——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橋梁人物”。這在當時，是非常罕見、也極具風險的一種布局。

不到一個月，榮毅仁便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遞交了《建議設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見》的報告。報告中提出，利用自己的經驗以及散布世界各地的榮氏家族成員和其他華人企業家資源，籌建一家能夠在海外開展融資、投資等業務的機構，為國家引進資金和技術服務。

1979年3月，這份建議送到中南海。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先后作出批示，表示同意。6月27日，國務院正式批準成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也就是后來人們熟知的“中信”。榮毅仁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中信剛成立時，規模并不大，只有十幾個人的班底。但它肩負的任務卻很重——既要在國際上摸索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融資路徑，又要為后來更多企業“走出去”探路。說句不夸張的話，中信是改革開放初期對外經濟工作的一個窗口，也是國際社會觀察中國新形象的一塊招牌。

1979年10月4日，鄧小平、葉劍英、王震、谷牧等領導人會見出席中信公司第一次董事會的全體董事。這次董事會的成員陣容非常亮眼：李嘉誠、霍英東、馬萬祺等港澳商界巨頭都在其列。把他們聚在一起，本身就釋放出一個明確信號——新中國歡迎合法合規的港澳臺和海外華人資本參與建設。

作為中信的掌舵人，榮毅仁在20世紀80年代干得頗為亮眼。短短幾年間，中信從最初那十幾個人的機構，發展成為擁有近三萬員工、總資產逾五百億元的大型企業集團，涉及領域廣泛，項目眾多。它創造了很多“全國第一”，也參與了大量具有示范意義的合資、合作項目。

不到十年時間，中信已在國際上打響名號，成為許多外國觀察者了解中國改革開放情況的重要窗口。1987年，榮毅仁被選入“世界50位最具魅力企業家”之列，這在當時的中國企業家群體中非常罕見。對外界而言，他既是中信的掌舵人，也是榮氏家族在新時期角色變化的象征。

回頭看，榮氏家族從晚清到民國，再到新中國成立、社會主義改造、改革開放，跨越了幾個截然不同的制度環境。每一次大轉折，他們都沒有選擇躲開，而是硬著頭皮參與進去。有成功，也有挫折，但總體上，他們確實把“實業救國、實業報國”這條線貫穿了下來。

更重要的是，榮毅仁與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的互動，折射出一個相對少被普通讀者注意的角度：新中國在處理民族資本與社會主義建設關系時的靈活度和包容度。有些人選擇遠走他鄉，有些人選擇留下來繼續搏一把。榮氏家族的決定，讓他們站在了新中國經濟發展舞臺的中央，也換來了“護國大功臣”的評價。

從無錫到上海，從戰火中的工廠到人民大會堂里的座談，從頤年堂的握手到中信大廈的亮燈，這個家族的軌跡，和近代中國經濟史幾乎同步。試想一下，如果當年在生死關頭，他們做出的是另一種選擇，這段歷史的很多細節，恐怕就要完全改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