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歲就離開了我的天才少年，凄美的天鵝之歌 | 二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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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韋敏，旅澳湖北籍作家，畢業于武漢大學中文系。屈原文化獎得主，“當當網”最具影響力長篇小說代表作家之一。其與長子韋斯理共同完成的長篇小說代表作《藍花楹》被譽為海外華人現象級作品，《叢臺別》入選中國作協重點扶持項目。原文刊發自《上海文學》。

“請給我一個你摯愛音樂的理由。”

“沒有理由。在我的生活里，音樂就像是糖，有了它，生活就變得很甜美。”

——這是13歲的韋斯理在獲得2013年度昆士蘭州鋼琴大賽第一名時接受音樂電臺記者采訪時的回答。

2013年，Wesley在蟬聯獲得昆士蘭州青少年鋼琴比賽冠軍后應邀赴音樂電臺錄音棚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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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啊。

當韋斯理剛來到這個世界時，我們對他的生日的計時是從小時過渡到天數、再從日子過渡到星期，總覺得只有這樣的計算方式才對得起他每時每刻的成長：仿佛數字不斷在變大，孩子也就迅速地長大了。這個千禧年出生的孩子若還在世，他就該26歲了。

時間過得真慢啊。

到今年3月1號，韋斯理就離開我們10年了。他因病去世的那一周，澳洲本地的英文報紙以《Rare talent mourned罕見的天才的緬懷》為題、刊登了關于他的專題文章。那期報紙已經開始泛黃，但所有的記憶歷久彌新。

2016年2月29日下午，當韋斯理再次陷入深度昏迷、被救護車緊急送到Lady Cilento兒童醫院時，腫瘤病區的護士們在我們趕到前就在病房里拼出了一張巨大的床鋪。讓韋斯理睡在我們中間——弟弟妹妹和我都緊挨著他。

入夜，他開始氣喘，呼出的氣息越來越厚重和急促；到了拂曉時分，呼吸變得輕緩了，夾雜著帶著點孩子氣的“咯咯”的聲響；等到朝陽的霞光從百葉窗簾中透入時，他純凈地、不帶雜音地呼出了自己在這個世界里的最后一絲氣息。

事后，我很多次地反芻著那晚上的每個細節，想到了韋斯理曾跟我介紹過的舒伯特最后的套曲作品集《天鵝之歌》。韋斯理的那些呼吸節奏和變化，是不是就是屬于他的天鵝之歌呢？！

古希臘神話中，天鵝是光明與預言之神阿波羅（Apollo）的神鳥，因而常被用作比喻才華洋溢的詩人或者音樂家。傳說，天鵝會在彌留時發出悲鳴般的詠嘆，人們便把這種聲音引申為凄美而深情的絕唱。出版商哈斯林格將音樂家舒伯特遺稿中的14首藝術歌曲匯集而成后，就借用了這些典故以《天鵝之歌》作為標題出版了這部套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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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3日，我接到學校醫務室的電話說，韋斯理突然頭痛到無法站立，我趕緊開車帶著他看急診，做腦部CT。

兩次CT掃描后確診，韋斯理的大腦靠近中樞神經部位有顆直徑超過5厘米的腫瘤。很快，還穿著校服的他被救護車送至代表了昆士蘭州最高醫療水平、接診各種疑難雜癥的Lady Cilento兒童醫院。鑒于情況緊急，當天韋斯理就被收住入院。

2015年8月15日，星期六，韋斯理住院的第3天。醫院破例在星期六這樣的休息日為情況危急的他進行了第一次開顱手術。主刀醫生是專門從悉尼趕來的神經外科專家，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處理因腫瘤壓迫而導致的腦積水問題；醫生在韋斯理的顱內植入了一條導管，并取出腦脊液進行病理分析。

3個多小時的手術后，大腦里的積水被疏導；術后配以類固醇等激素類藥物，適當抑制了體內的自身免疫反應，韋斯理的頭疼狀況緩解了不少。皮質類固醇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大腦永遠處于饑餓狀態提醒，人的胃口就顯得特別好。加上澳洲的醫生對術后的飲食也沒什么忌口的規定，醫院提供的餐食從主餐到零食應有盡有，好朋友們聽說韋斯理食欲好，于是也都排著隊給我們送餐，各種難得一見的中式美食都出現在了病房里。看到孩子的臉蛋很快就紅潤飽滿了起來，我驚喜不已。

幾天后的病理報告顯示，韋斯理大腦里長的是膠質母細胞瘤（glioblastomas）。這種腫瘤在脊髓和腦部的支持組織中形成，位于中樞神經系統上，會迅速惡化。報告給出的腫瘤級別是第4級。在一二級屬于良性、三四級屬于惡性的腫瘤界定中，第4級意味著是一個什么樣的等級，我不敢也不愿去深想。醫生告訴我，以腫瘤的擴張速度，如果不采取干預治療，患者通常只剩下一個月的生命；如果進行手術和放化療，患者還能延續12到18個月的生命。

遵循專家會診意見，2015年8月26日，韋斯理接受了第二次開顱手術。手術進行了4個多小時。這次的主刀醫生是神經外科領域內的腦外科專家。術后，主刀醫生告訴我，腫瘤細胞纏繞著韋斯理后腦的中樞神經，無法徹底切除，所以還有三分之一的腫瘤留在大腦里，不過，術后還是能相當程度上抑制腫瘤的生長。

韋斯理迅速地康復著，到第3天，他就可以下地了。醫院6樓是康復中心，中庭處有一臺三角鋼琴，術后第4天，我推著坐在輪椅里的他去那里彈琴，他說，有了音樂，感覺就像回到了家。

術后第5天，主治醫生系統地檢查了韋斯理的各項指標后同意他在放化療前暫時出院，緊接著的第二天，我們就帶著大病初愈的韋斯理回了家。

韋斯理在2008年與郎朗同臺演奏前合影

對于韋斯理而言，在高難度的數理化練習中抽空彈一些輕音樂或者流行樂，就屬于休息和調劑的狀態了。那幾天，他在家里彈奏了不少久石讓、坂本龍一的影視配曲，偶爾也彈了些中國流行歌曲。他說他現在的手指靈活度不夠，彈不了太復雜的古典曲目，但是，就算彈的是些流行歌，只要天天不間斷，也能練習手指觸鍵的控制力。我鼓勵他，你一定會一天比一天好。聽我這么說，他就試著去彈奏肖邦的《革命》，這是他熟悉到手指能有肌肉記憶的旋律，但他彈了一小段就實在彈不下去了，手不從心。我怕他因此難過，趕緊拍了拍他的肩膀換了話題說，醫生讓你好好休息。他倒是反過來安慰我道，沒關系，實在回不到以前的演奏水平，那就在大學里學個雙學位，主修數學，輔修指揮，以后去當指揮家的話，對手指的靈活度要求不那么高，之前看了這么多年的各種音樂總譜都能派上用場。聽他對未來的種種新設定，我還暗自感嘆，年輕真好，他的心態也真是好，也多虧有音樂的療愈。

說起來，韋斯理愛上音樂純屬偶然。在他4歲多的時候，有個來澳洲深造的武漢老鄉臨時決定舉家回國，我們母子倆去跟她辭行，那一天，韋斯理就一直坐在她家的鋼琴旁，試探性地“演奏”著。正愁著鋼琴在短期內無法脫手的老鄉見狀就說道，既然這孩子對音樂有興趣，就該讓他學琴啊，“如果不試試，你怎么就能斷定說他不行呢？”這句實質上是營銷的勸說，恰倒好處地抓住了我這個年輕母親的心思；我買下了這臺琴，韋斯理由此和音樂結緣。之后有幾年，因為工作的變動，我們母子顛沛輾轉過好多城市，每次安頓下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家里要買一臺鋼琴——它是我們生活中的必需品。

在我們這次短暫的出院回家的過程中，醫院的放射科團隊專門按照韋斯理的頭圍尺寸量身定制了一頂用以在放療時固定頭部的網狀頭盔。當我拿到這個藍色的定制頭盔時，既驚訝、又感動——整個頭盔像是一尊藝術品。醫護人員都知道韋斯理是昆州最年輕的鋼琴家，所以，這個頭盔的中軸線就是以鋼琴琴鍵的形式描畫的，細致到黑鍵的圖案以323的序列穿插在白鍵中。

我領著韋斯理重新回到醫院腫瘤科病房時看到，病床邊的墻上新貼了一張精心設計過的曲譜海報：深咖啡色的襯底，隱約透出了肖邦頭像的水印，肖邦的那首著名的升F大調《夜曲》的曲譜躍然紙上；再仔細些看就能發現，這其實是一張為即將開始的放療療程做記錄的登記表。只不過原本那種簡單記錄時間和次數的表格被一行行的五線譜取代，整個療程的30次放療，變成了《夜曲》上的30個音樂小節。

《升F大調夜曲（Nocturne No. 5 in F-Sharp Major，作品Op.15之2）》，這首是肖邦所有夜曲作品中公認的最優美的一首；但在普通愛樂人士的認知里，其辨識度不及另一首《降E大調夜曲（Nocturne in E Flat，作品Op.9之2）》那么顯著。后者是肖邦的早期作品，相較于前者的甚慢板，后者的回旋曲式更膾炙人口。韋斯理在昆士蘭州立圖書館當過兩年的志愿者，每周五下午都會在那里給市民演奏兩小時的古典音樂；肖邦的《降E大調夜曲》曾是他表演的保留曲目，但《升F大調夜曲》，他還沒有專門地練習過。

負責韋斯理整個放療過程的是一位名叫Talita的高級護士，她給我們交流完醫療事項后又特意跟韋斯理強調了一句，“這首肖邦的《夜曲》是我選的。我小時候也彈過鋼琴，只是太貪玩，就沒堅持下去。等你病好了，我想聽聽你來彈這首曲子。”

Talita說的這個愿望，在韋斯理看來就像是個約定——他痛快地答應了下來。以他的認真，只要身體條件許可，他一定不會爽約。

韋斯理

刻畫著琴鍵的頭盔，應景地擺放在這張被精心設計的《夜曲》海報下的床頭柜上。一切都很溫情而又詩意。在《夜曲》的見證和記錄下，我們憧憬著放療后的康復。

首次化療后，Talita在《夜曲》的海報上貼了個小小的藍色不干膠貼。

事實是殘酷的，為了殺死腫瘤細胞而采用的放化療的副作用超出我的想象。兩次放療后，韋斯理就痙攣休克，經過搶救，他體征平穩，但全身癱瘓，無意識，無知覺，成了植物人。

在這種暗無天日的抗癌之路上，我們按照既定計劃繼續放療。每次放療，昏迷中的韋斯理躺在病床上，我們連人帶床一并推進放射室。從普通病區到放療中心有一條專為韋斯理這樣的昏迷病人準備的特別通道，每次都是護工用磁卡從住院區這邊刷開通道的大門，然后陪我們一前一后地推著病床，走過那幾十米空無一人、空無一物的走道。等到放療結束后我們回病房，則無需磁卡，走到通道門口，門會自動感應打開。每次推著做完治療的韋斯理朝病房區方向走，看到感應門自動打開時，我就有一種回到了人間的感覺，那幾十米的通道就像是我們經歷的這段孤獨的求生之路。我相信，生命之門就是這樣，它會自動開啟著迎接我們。

越來越多的藍色小圓點出現在那張《夜曲》的海報上。它們就像是曲譜上的重音符號，在每個音節前都提醒著我們，行進中的每一段樂章都是性命攸關的最強音。

住院放療的那幾十天里，韋斯理的同學們每周都會自發地派代表來病房看他。因為病區規定了不允許鮮花進入，第一次帶來鮮花被拒的孩子們在第二次過來時手捧的就是手工制作的工藝花，花兒插在以塑料水晶顆粒托底的工藝瓶里。花瓶也出自孩子們的用心。花瓶的外壁上，用彩虹的油紙剪出來的字母，拼成了一句話，“Get Well Soon，Wesley（趕快好起來啊，韋斯理）”。這些孩子們高考在即，但每周的探視風雨無阻。有個細心的孩子還專門做了一個大背板，把幾年來韋斯理參加學校各種活動時的照片都沖印了出來，錯落有致地用粉紅色的心形圖釘將它們別在背板上。我把同學們做的仿生花花瓶放在床頭柜上，把照片板掛在了病床后的墻頭，呈現著從前那個生機勃勃的韋斯理的照片板和記載放療進程的《夜曲》海報并列著。

看《夜曲》上越來越密集的小藍點讓原本暗色的海報顯得越來越明亮了起來，我們也祈禱著，夜曲曲終，黎明到來。我們每天都會用起重架把身高1米8的韋斯理托起來、送去浴室洗澡，每兩小時會給他翻身、做四肢和肌肉的按摩，隨時迎接著他的蘇醒。在他昏迷期間，我們收到了來自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寄來的提前錄取通知書：15歲的韋斯理因蟬聯三屆澳大利亞數學競賽第一名，被ANU的精算系錄取。

13歲的韋斯理獲得AMEB的鋼琴表演LmusA文憑時與母親合影，他是澳洲音樂考試委員會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專業文憑獲得者之一

慶幸的是，放化療如我們所愿地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放療療程結束后的一天早晨，守候在病床邊的我突然聽到了韋斯理喊弟弟的名字，雖然語音含混，但“Neo（尼澳）”這個發音，我們聽得清清楚楚。

在那個呼喊后，韋斯理就鮮活了起來。為了幫他盡快恢復身體機能，主治醫生給他安排了緊湊的時間表，從早到晚，康復師、理療師等各路專家們輪流上門，有條不紊地為他進行吞咽訓練、軀干訓練、四肢訓練和功能性復位的訓練。

在專家們拿到病房里的各式各樣的康復器械中，有一臺卡西歐的鍵盤電子琴。對于一個用手拿勺子都還很吃力的病人來說，這臺電子琴一時半會兒還派不上用場，但它的出現和存在，就像是那個印著琴鍵圖案的頭盔、那張肖邦夜曲的放療登記表的繼任接班人，讓原本肅殺的腫瘤病房中傳遞著充滿文藝氣息的希望。

看著那臺電子琴的鍵盤，韋斯理告訴我，美國先鋒派作曲家約翰·凱奇有首著名的音樂作品《4分33秒》，樂譜上顯示的是，演奏者從頭至尾都不需要奏出一個音。在演奏過程中，聽眾所聽見的各種聲響都可被認為是音樂的組成部分，他們是在共同完成一個時空限制下的生命體驗。

韋斯理說，生病之后這些天，他在心里把這首《4分33秒》演奏了無數遍。

那一刻，我似是而非地懂了，這4分33秒，對于我們母子而言，就是時空限制下的無能為力。

所幸，只是4分33秒。

獲悉韋斯理蘇醒后，Talita代表放射治療中心團隊過來病房探視。她帶來了一件嶄新的“超人”T恤，在超人那個標志性的“S”形logo的周邊，醫護人員們用熒光筆寫下了對韋斯理這個小超人的祝福。

穿上這件新T恤的韋斯理感激地回復Talita說，我知道還欠著你那首肖邦的《升F大調夜曲》。

——音樂，仿佛就像是韋斯理向醫生們表達謝意的專屬回禮。

3

蘇醒過來的韋斯理，就像個再次投生、再次學步的孩子，從容而堅定地迎接著自己的新生活。每次做完康復訓練，他都要在說完“thanks”之后朝大夫們追問一句，我什么時候可以回家？醫生的回復也很巧妙——等到你“ready（準備好了）”的時候。

事實上，所有人都在朝著ready的方向努力。在理療康復師的督導下，我們家被迅速地改裝成了一個家庭康養病房，可升降推移的病床、可360°旋轉的多功能沙發，甚至包括醫院里的起重架、淋浴用輪椅都配備齊全，馬桶、淋浴區周邊也安裝上了不銹鋼扶手。細心的理療師還專門為韋斯理設置了一條無障礙通道，保證他無論靠自主行走、或是靠輪椅行動，都能暢通無阻。

2015年11月24日，僅僅3周前才恢復意識和知覺的韋斯理從醫院出發，來到了昆士蘭理工研究院（Queensland Academy Science Mathematics and Technology，簡稱QASMT），穿上了學士服，參加了他的高中畢業典禮。雖然在集體合照中他還是坐在輪椅里，但在之后的典禮全程，他挺拔地站在了同學們中間，并且，完全靠自己、亦步亦趨地走上主席臺，從校長手里領取了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全球精英課程）畢業證書。

從主席臺走下來的那一天，得到醫院許可的我們就帶著意氣風發的韋斯理出院回家了。

我們在家中迎來了韋斯理的16歲生日。

剛經歷了放療化療以及持續類固醇用藥后的韋斯理，身體還有些浮腫，我們就想安靜地給他過個生日。意外的是，2016年1月17日他生日那天，我們并沒有邀約任何人，家里卻是陸陸續續地來了好多好多的朋友們——我的老朋友、以及韋斯理的小朋友們。他們帶來了很多精致甚至昂貴的禮物，送上了各種誠摯而深情的祝福。

那一天，韋斯理特別開心，在朋友們的起哄下，他走到三角鋼琴邊，掀開琴蓋、移開琴凳、背對琴鍵，半跪在地上、反手給大家演奏了一曲《土耳其進行曲》——這是他從電影《莫扎特傳》中學到的一招，風流倜儻的莫扎特在朋友聚會時就愛這樣表演來助興。

這部反映莫扎特傳奇人生的電影，從故事情節到音樂細節對韋斯理的影響都很大。午餐后，韋斯理就干脆在家里給朋友們播放了這部電影。這部1984年的老片子，英語原名《Amadeus》取自作曲家莫扎特的名字，而Amadeus這個單詞的本意就是“天之驕子（love of god）”。澳洲精英學校就讀的孩子們通常都懂得一門樂器，韋斯理發病前一周，最后一次主持了學校的音樂夏令營，當時他們的匯報演出的開幕曲就是這部電影的主題曲《G小調第25交響曲Symphony No. 25 in G minor，k. 183》。

生日過后兩周，2016年1月31日。MRI（核磁共振）結果顯示，癌細胞已在韋斯理體內全面擴散。

主治醫生單獨把我叫到了另一間辦公室后告訴我，孩子的預期壽命將為2到4周，后續將由醫院的palliative care（姑息治療）團隊接管。所謂姑息治療，就是致力于通過癥狀管理和情感支持來改善重疾患者在生命后期的生活質量。

當我第一次聽到韋斯理大腦里有腫瘤、只能再活12到18個月時，感覺命運偷走了他本該漫長活下去的人生；當我再次聽到醫生宣告他只剩下2到4周的時間后，覺得命運這個小偷真的太無恥了，為什么卻連這12個月的底限也還要偷……

我問醫生，您之前不是說了有12到18個月的嗎？這才過了5個月啊！

醫生遺憾地表示，每個個體都不同，各種預測的數據都只是一個統計出來的平均值。

從醫院回家的路上，坐在副駕駛座位上的韋斯理壓根就沒有問我剛才醫生跟我在隔壁小房間里說了些什么。他只是安靜地在連接著車載音樂的iPod上找到了電影《辛德勒的名單》的主題曲，播放給我聽——那天是我第一次完整地聽完這首曲子。

韋斯理很平靜地說道，媽媽你現在聽到的是小提琴演奏曲，其實這首曲子的大提琴演奏版更好聽。我沒有接話。那時的我注意力是飄散的，完全無法集中到大提琴和小提琴在一首曲目上的表達差異……

那次的核磁共振檢測，是韋斯理最后一次去醫院看腫瘤門診。一周后，醫院的姑息治療團隊安排了上門的攝影師，為我們拍攝了許多的家庭合影。平時不愛拍照的韋斯理非常地配合，攝影師從布景到布光到各種擺拍，前后持續了兩個多小時，韋斯理全程參與。人像拍攝完成后，攝影師又提議說拍個握手的特寫吧。于是，我們母子三人加上我妹妹，每個人都伸出右手疊在了一起；攝影師讓韋斯理把他的左手蓋在最上面。他那雙經年累月練琴的手，被八度九度、甚至十度音的演奏訓練拉伸得又細又長，他右手墊底，左手蓋頂，把我們其他人的手心都握在了其中。

到了2月27日那一天，整整4周時間過去了，韋斯理還能進食、還能跟我說話、還張羅著要我用他上大學的獎學金去給明年上學的弟弟買新書包和新校服，甚至，愛整潔的他還堅持每天洗澡。這一次，我喜出望外地覺得我們贏了，起碼贏過了統計數據。

我跟主治醫生通話說，您說韋斯理最多還能活4周，他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啊，我們能不能積極一點、重新開始化療，求求您，就讓我們試試吧。當我說出“Give us a try”時，我想到了多年前那個想把鋼琴賣給我的武漢老鄉，想到了她曾說的那個句式——“如果不試試，你怎么就能斷定說不行呢”？

Give us a try。

——在我說出這話后，經驗豐富也深諳病患家屬之道的腫瘤專家沒有跟我有任何爭執，電話里的他只是稍事停頓，然后說，We try。

當天下午，就有護士來我家上門，血檢、備藥，同時跟我交代了用藥方案。

韋斯理

誰知到了2月29日，韋斯理先是多次嘔吐，然后就陷入昏迷。

昏迷前，他喊了聲“媽媽”，我說我在呢。我問，我帶你去醫院吧？他點了點頭。我看到了他的右眼滾出了一滴眼淚。

我守在他床邊、握著他的手。書上寫著垂死的人大都身體冰冷，但被我握住的韋斯理的手分明是溫暖的。

跟醫院聯系后，很快就有兩輛救護車抵達。進入到醫院專門為韋斯理準備的病房時，我有點詫異——病房中間有一張用兩個病床拼接起來的巨大的床鋪。

我問護士，這張床該怎么睡？

護士答，你們都可以陪著韋斯理一起啊，就不用去擠旁邊的小床了。

澳洲的特護病房本來就為陪護家屬準備了床榻，之前韋斯理住院時每晚都是我帶著尼澳一起擠睡在病床旁的小床上過夜的，我們也都習慣了；這回的make bed有點反常。

照例，護士為韋斯理接上測試各種身體指標的監視器。當電源連通、屏幕上的數字顯示出來時，我感到了異樣。我問護士長，怎么血氧和心率都這么低？

護士長看了看，解釋道，可能是儀器出了問題吧。說完，先是給韋斯理連上了輸氧管，然后移走了監視器。

那一刻我沒有多想。我以為，我們到了醫院，這里有對孩子病情了如指掌的專家，有PICU，有應對一切突發情況的硬件軟件人力物力……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耐心地捱過這一晚，就如同之前許多次過難關一樣。

這一晚并不比之前在PICU時的那些時光更加漫長，甚至也沒有像之前的那些個搶救的夜晚那樣，顯得緊張而忙亂。被護士謊稱說是出了故障的監視器被移走后就再沒有換臺新的進來。因為沒有監視器發出的各種鳴響聲，這個夜晚除了韋斯理的呼吸速率不斷變動之外，甚至有著腫瘤病房里少見的靜謐安詳。

天亮了，床上的韋斯理和躺在他身旁的弟弟妹妹一樣安靜地沉睡著，但我在凝視他的時候意識到，他在喊了最后一聲“媽媽”、流了最后一顆眼淚、陪我睡了最后一個夜晚之后，再也不會醒來了。

3月1日清晨6點零6分，醫生宣告了他的死亡。

那一刻，我沒有眼淚，也哭不出來。就像幾個月前在急診室突然被告知說韋斯理的大腦中有個直徑超過5厘米的巨大腫瘤時、我也沒有哭一樣。我們想象著未知的悲痛時會以為對應的是嚎啕悲鳴、聲嘶力竭，會詰問質疑、會慟哭發泄；然而，真正置身其中時，本能的反應卻只是平靜。沒有千頭萬緒的回憶，也沒有手忙腳亂的慌張——就是平靜；希望徹底幻滅時，人是被抽了真空的。

我逐一跟親友們打電話，告訴他們，韋斯理走了。我不愿也不敢說那個“死”字，這個字眼對于一個剛滿16歲的孩子來說，太過殘忍。

親友們陸續趕到病房里。我把弟弟妹妹——米尼和尼澳——拜托給他們，然后說，我回趟家，去給韋斯理取套衣服就過來。

對方問，必須你去嗎？

我說，那是我的家，孩子們的東西只有我最清楚。

對方又問，你能獨自開車嗎？

我點頭。

在那個往返的行程中，我腦子里不斷重復的就是朋友的這句問話，你能獨自開車嗎？其實，我不是一個人吧。我想到了最后一次韋斯理坐在這輛車的副駕駛座位上的場景，想到了那首《辛德勒的名單》主題曲，想到了他曾建議我去聽的大提琴。音樂還在，旋律如斯，一切就好像那一天他在旁邊給我播放歌曲時那樣。

韋斯理

后來，我下載了不同音樂家演奏的各種大提琴版本的《辛德勒的名單》主題曲，感受到了cello和violin的表現力差異。這是一曲直抵人心的悲歌。小提琴的如泣如訴，絕望中還能飄揚出些許希望；而大提琴的音色里流轉出的低沉蒼涼，引人如墜深淵，滿身心都彌漫著巨大的悲愴。韋斯理告訴過我，迷人的音樂常常是在旋律的走向和音程關系中渲染出濃釅的情感色彩，上升的音階如煙火綻放，蓬勃樂觀；而下行的旋律如淚珠滾落，泣血悲鳴。是的，再次聆聽這首《辛德勒的名單》主題曲，那些下行的音階透過大提琴的音質呈現出來的音樂織體，行云流水得像氧氣一樣填滿了你的每根血脈；然后，沉淀，聚集；再然后，所有的音符在你的身體里一朵朵地逐一爆發，成了淚花，花開不敗；成了種子，生根發芽。

我終于明白為什么那天韋斯理在被告知癌細胞擴散后會挑選這首曲子來聽——他是用這種方式來向我告別——音樂中有他無法言說的愛與不舍、留戀與慈悲。

韋斯理走后，醫院姑息治療團隊專門為我們送來了慰問包，里面的USB盤中是攝影師上門為我們拍的那些全家福。所有的人像照片都是彩色的，唯有那張握手的合影，是黑白照片。慰問包里還有一個文件夾，紙檔文件是用印泥印出的韋斯理的雙手指紋和掌紋。那雙能演奏出許多美妙旋律的雙手，就這樣地被永遠地定格。

在醫院的安排下，心理醫生第一時間趕到病房。她說，弟弟妹妹還小，不要跟他們說哥哥是睡著了，否則，當他們懂得事實真相后，可能會對睡眠有著與死亡相關的恐懼。

我問醫生，那我該怎么說？

醫生指導我道，你就告訴弟弟妹妹，哥哥以前是天才，現在是天使，他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陪伴和愛著大家。

——換了一種方式的陪伴和愛，心理醫生說出了我的心思。但是，生離死別，就是我即將面對的唯一方式嗎？

韋斯理去世后，他就讀的小學Ironside為了追思和紀念他，專門設立了一個以他命名的獎項——Wesley Maths & Arts Award（韋斯理數學與藝術獎）——用來每年表彰一位像他那樣優秀的畢業生。疫情之前，每年我都會應邀去學校參加頒獎典禮。看到學校大禮堂里高高懸掛的紀念獎牌和每年更新的獲獎名錄時，我相信他不僅僅是和我們在一起，更是在鼓勵著更多的后來人。

Ironside小學至今還在采用韋斯理10歲時譜曲的校歌，每周五的學校集會上，都會以孩子們引吭高唱的歌聲作為結束。不是每個會唱這首歌的學弟學妹們都知道曲作者是誰，以及音樂背后的故事，但他們分明能感受到那個早慧的學長借助旋律想表達的努力向上的力量。

韋斯理的墓地

幾年前，為了拷貝韋斯理的病歷資料，我再次找到了他的主治大夫Wayne醫生。

事畢，我問這位在大洋洲赫赫有名的兒科腫瘤專家：“我從來沒有跟韋斯理談過死亡，甚至都不曾用過cancer這個單詞，我只是說腫瘤，說tumor，說oncology。這樣做，對嗎？”

醫生回應我，“現在的孩子們上網多熟練啊，想檢索什么資訊還不容易？像韋斯理那么聰明的孩子，不會不懂cancer（癌癥）和malignant solid tumor（惡性腫瘤）就是一回事，他不過是看你不說、便也不提罷了，他怕你傷心。”

原來，這個知曉《4分33秒》的愛樂少年，就像是一只天鵝，在最后的遠行前，坐在我身旁的副駕駛座位上，給我播放了那首扣人心弦的別離曲。當我明白了這首曲子曾是我們母子告別的絕唱時，感受到的卻是思念的回響。

我始終記得韋斯理在13歲時接受記者采訪時的說法，音樂就像糖，生活里有了祂，就會很甜美。但我存在腦海里的那些樂章，好像都是悲傷幽婉的，遍嘗的都是苦澀的味道。

4

送別了韋斯理，我的紀元似乎歸零。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再次回到了那種在他出生后、以小時、以日期、以月份來提醒自己的默記模式。他是我和這個世界的關聯。時光不能逆轉，但悲傷以奔涌澎湃之勢逆流。

韋斯理

從他離開那一天起，我們家的三角鋼琴旁就一直亮著一盞燈。弟弟妹妹都知道，這是媽媽在心里想給哥哥回家時留的光亮。生活是需要有些儀式感的。讓我感動的是，這燈的質量真好，3000多個日日夜夜，長明至今。

韋斯理是個有天賦而且自律的孩子，相比之下，小他6歲的妹妹米尼和小他12歲的弟弟尼澳就隨性隨意得多。他們有著許多屬于他們那個年紀孩子的天真和淘氣，對各種事物充滿了本能的好奇和挑戰精神、卻又缺乏恒心和毅力；我不苛求，信奉因材施教，惟愿他們有個快樂的童年。但是我們有條家規，鋼琴不是玩具，如果沒有做好準備好好學琴練琴的話，家里的琴是不許亂碰的。

就這樣，韋斯理彈過的三角琴躺在琴罩下安靜地陪伴了我們3年。它就像是我們家里的一個龐大的、沉重的紀念碑，肅穆地擺放在客廳的正中央。

直到有一天，6歲多的尼澳跟我商量說，媽媽，我想學著彈鋼琴。我問他，你準備好了嗎？如果開始的話，需要每天練習，彈琴是件很枯燥的事，那可不好玩啊。尼澳點頭說，我答應你。

6歲多才開始學琴這事，對于強調“童子功”的專家來說，可能會認為是有些遲了，但我們無所謂。只要孩子主動想去學，把音樂當成興趣，什么時候起步都來得及。

于是，拜師、學藝、練習，從音符到音階，從拜厄哈農到車爾尼巴赫——尼澳經歷著所有琴童都必須邁過的每一道坎。貪玩的孩子把以前玩“樂高”積木的時間花在了彈琴上，也把拼樂高的口頭禪帶了過來。每次他識譜找琴鍵時就愛一邊看著琴譜、一邊自言自語地嘟囔一句，“這是我的音樂說明書。”

雖然彈的是同樣一臺琴，但我從不把尼澳拿來和哥哥相比。倒是尼澳常常人小鬼大，彈得高興了會問我一句，“是不是我這樣學下去，總有一天能趕得上哥哥？”如果聽到我說一句“你有那么點兒哥哥的范兒了”，他會得意地把這句話當成獎勵給領走。老師讓他自選演奏曲目時，他會刻意選擇哥哥表演過的樂曲，哪怕他的手指拉伸暫時還達不到八度的跨越，他也會自己嘗試著調整指法、增加和聲，確保主旋律的表達。

2020年疫情來了，所有人都被封鎖在家，在家里憋久了的尼澳逐漸發現了在封閉的時空中音樂所具備的魔法。他開始自己在網上找曲子來彈，甚至還拿個五線譜本擺在鋼琴邊，有模有樣地邊彈邊記，自己作曲。他說，我們學校的校歌就是哥哥十歲的時候寫出來的，我要努點力，說不定也行。

看著8歲的弟弟煞有介事地在家里擺著未來音樂家的pose，當姐姐的米尼有點坐不住了。她在5歲時曾經師從哥哥的的鋼琴老師學琴，可是學了一年多之后心猿意馬地轉而投身到學校的弦樂隊成為首席小提琴，鋼琴就不碰了。小學畢業后，她找了些五花八門的理由，小提琴也不拉了，像躲債一樣躲避著家里的所有樂器。但是，當她聽到懵懵懂懂的弟弟攤開琴譜時說的那句——“這是我的音樂說明書”——她開始懷念起自己也擁有過這些“說明書”的曾經了。

2020年10月的一個晚餐時間里，米尼跟我提出，她想重新學鋼琴。

我心里是歡喜的，但拿捏不準這孩子的興奮點能維持多久，于是提醒她說，“你14歲了，需要對自己的決定負責，如果這次重新開始了，就不能再反悔了。我希望你能明白，學音樂的真正意義，是讓人們看到那個在音樂之外的精神世界。”

米尼答應了下來。在社交禁令稍微放寬了一些時，她就戴著口罩去老師家上課了。因為有樂理和識譜基本功，加上疫情期間學校全是上網課，她有大把的空余時間練琴，米尼也就集中火力埋頭苦練，不僅只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通過了AMEB（澳大利亞音樂考試委員會）的鋼琴業余水平最高級，還在課余時間勤工儉學當鋼琴助教，她有3名學生在今年拿到了AMEB的鋼琴8級演奏證書，去年，比肩少年成才的哥哥和持續學琴的弟弟，米尼也拿到了鋼琴表演的Diploma。

去年底，在學校音樂節的匯報演出上，米尼獨奏了一曲肖邦的《升F大調夜曲（Nocturne No. 5 in F-Sharp Major，作品Op.15之2）》——是的，就是那曲曾被Talita打印出來當成千千化療記載表的樂章。

韋斯理的花園里鮮花不斷

當我看到那個在黑暗的帷幕下被一束光給照亮的演奏中的米尼時，我明白了，“換一種方式的陪伴與愛”意味著什么。音樂是那樣一種奇妙的語言，祂能表達一切渴望、夢想與虔誠。當我們被旋律縈繞時，所有上行音階的坎坷、下行音律的哀傷，終會在平靜與舒緩中隱入無限浩淼之中——音樂是愛的歸宿。

超越時空的心聲，音樂為我們傳遞。它們就是思念的翅膀。雨果曾說，“人生下來，不是為了拖著枷鎖，而是為了展開雙翼。”思念是我們人生的一部分，它不是枷鎖，而是乘著音樂的羽翼，像天鵝那般飛翔到天上人間的任何有故事故人的地方。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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