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年醫療史4

中國百年醫療史（31）：中西醫背后的政治選擇

之前已經提到過國民政府對待中醫的態度。掌握政治權力和話語權的醫生們，對中醫都是極端排斥的。直到1929年非常魯莽的推出了廢止中醫案，。

國民政府的「禁而不絕」

于是，政府對待中醫的態度有所緩和，不至于粗暴的禁絕，而只是從政策層面進行限制。

比如1936年正式頒布《中醫條例》，與此前的《西醫條例》相對應，以「中醫」「西醫」取代了北洋政府時期醫士、醫師的稱謂，而且還規定了中醫師取得執業資格的條件。表面上給了中醫合法地位，但在執行過程中困難重重[1]。

中醫執業資格要求：「在考試院舉行中醫考試之前，凡年滿二十五歲，經內政部審查合格，給予證書后，得執行中醫業務。」

但是，考試院舉行第一次全國規模的中醫考試是在抗戰結束后的1946年，距離條例頒布已經過去十年了。這就導致了大量的中醫師因為政府一直沒有安排考試而無法獲得資格認定。

另外，還規定「中醫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可以有中醫師任職資格。但北洋政府時期教育部在學制中就漏列中醫，國民政府教育部則在1929年通告「中醫學校」一律改稱「傳習所」，所以實際能有這個中醫學校畢業證書的人少之又少。

此后衛生署公布的《中醫審查規則》，又在執行上產生了矛盾之處。

直到1943年，國民政府頒布《醫師法》，在醫師資格方面使得中西醫處于平等對待，但在中醫師參加資格考試條件方面仍有些限制。

因此，真正獲得中醫師執業資格的人很少。到1949年9月時，軍委衛生部副部長賀誠向毛澤東匯報時說，當時「中醫總數約五十萬，大多無開業執照。」[2]

所以，在整個國民政府期間，對于中醫基本是一種「禁而不絕」的狀態。如果真正執行政策法規，實際可以獲得中醫資格的人很少，但現實中，廣大民眾其實更多的還是依賴于中醫生們的工作。這也再次體現出。

在政府的角度，對待中醫的態度，不能僅從醫學專業角度出發，而需要對整個社會進行全面考量，比如社會的實際需求，現實中的社會資源，廣大民眾的文化認同等等。

當時國民政府的做法，單純只是符合科學上的正確，而缺乏實際執行的可行性，其結果也將是「有法不依」。一旦這種「有法不依」常態化，最終導致的就是政府基礎性權力的流失。這不僅是一個醫療政策的失敗，更將是一個國家治理能力的缺失。

根據地的務實選擇

根據地的中西醫政策則要務實得多。

在共產黨成立之初，其創始人對中醫的態度與當時其他知識分子其實是一致的。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說：

「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克寒熱陰陽之說，襲古方以投藥餌，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氣』之一說。其說且通于力士羽流之術，試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氣』之果為何物也！」[3]

但是，哲學理論是一回事，現實又是另一回事。

中央蘇區最早的紅軍醫院，是1928年10月，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在東固根據地三彩山坑里創辦的，后改名為贛西第一后方醫院。當時醫院里只有一位民間郎中，用草醫草藥為紅軍傷病員治療[4]。

這一年11月，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寫道：「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醫生藥品均缺。」[5]

當時紅軍藥品器械主要由四種來源：紅軍戰場繳獲，通過各種途徑從白區購買，傅連暲、戴濟民等醫務人員加入紅軍時的捐贈，以及蘇區內部自采自制的中草藥[6]。

但即便如此，由于國民黨的嚴密封鎖，西藥仍然十分缺乏。紅軍醫院僅有阿司匹林、磺胺類、止痛片、麻醉藥、紅汞、碘酒、消炎粉等少量藥品，且供貨時常得不到保證。而贛南閩西地處山區，中草藥資源較為豐富。因此中央蘇區的領導人開始強調要盡量用中藥代替西藥[7]。

1933年6月，在總衛生部創辦的《紅色衛生》雜志上一篇文章中，將研究和使用中藥列為應對封鎖的五項建議措施之一。作者坦率承認這些藥物可能并不科學，但他認為，在敵人封鎖以及藥品極為困難的情況下，更應該加工或篩選中藥。這不僅符合當前的需要，或許還能發現新的東西[8]。

部隊和醫院的醫生開始深入民間，學習中草藥知識，廣泛收集民間單方、驗方，依靠當地居民傳授的單方，醫治瘧疾、痢疾、下肢潰瘍、疥瘡等多發病、常見病。各個部隊也組織發動群眾成立采藥隊采集中草藥，醫院則將采集的草藥洗凈、切片、曬干熬制成膏丹，如感冒丸、傷風止咳散、瘧丸、赤痢丸、止血散等，成為醫院的主打藥品[9]。

顯然在當時的環境下，沒有條件去分析中西醫的優劣，只能是面對現實，有什么就用什么。這不是什么理論的產物，也不是政策的設計，而是戰時生存壓力下的實用主義選擇。

意識形態層面的批判

隨著根據地醫療衛生建設的不斷發展，對于中西醫也開始有了思考與討論。不過結論并不是一邊倒的支持誰或者反對誰，而是站在更高的政治維度上對二者共同的批判。

比如在1940年總衛生部出版的《國防衛生》雜志中，認為舊醫學被局限在封建社會的范圍內，無法避免神秘唯心主義，屬于封建醫學理論。其中的循環論證不是辯證法，陰陽不是唯物主義，五行不是基本物質元素，相生相克也不是對立統一。

同時也批評西醫，認為其具有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背景，在中國源于傳教士，而且仍由外國人或受過外國教育的人主導，因此帶有殖民性質[10]。

顯然這不是僅僅站在「醫學」（medicine）理論的角度，而是在社會「醫療」（healthcare）的角度去討論。雖然中醫被打上封建迷信或者唯心主義的標簽，但西醫的資本主義背景，同樣也不能被完全信任與接受。所以，大家在底層的理論與主義上都不是那么完美，沒必要去形而上的爭出個高低貴賤，誰也不要瞧不上誰，就暫且在應用層面上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各自發揮長處就行了。

這可以說為后來的「聯合中西醫」奠定了基礎。

「中醫科學化」的不同含義

事實上，國民政府早在「廢止中醫案」期間，就提出過「中醫科學化」的說法。在陳存仁他們前幾天，衛生部部長薛篤弼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就說，他不反對中醫，而是愿意讓中醫科學化[11]。雖然這不排除是對當時洶洶輿論的一種緩兵之計，但也確實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

不過，對于這種提法，當時中西醫兩派都不買賬。西醫自不必說，認為中醫不具備科學的基礎；中醫也不能接受，稱其為「打官話」「做時髦」[12]。因此中西醫雙方始終處于一種對立的狀態。

反倒是在根據地，條件更為艱苦的情況下，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

1944年，英國記者斯坦恩（Gunther Stein）獲準到延安采訪，并寫了《紅色中國的挑戰》（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一書。書中有一章描述了延安極其困難的醫療條件：

「很多醫生要把裝有細菌培養的試管貼身帶在身上，以保證細菌培養所需要的恒溫，充當著『人肉恒溫器』。設備極其簡陋，只有一臺X光機，但沒有膠片，并缺少一些零件，從沒有用過。正規手術器械是漢斯·米勒從瑞士帶來的，也是唯一的手術器械，還在一次日本進攻中丟失了。很多器械就是日常用具，比如木鋸、指甲剪等等。藥品和一些設備，都靠從日本人那里繳獲。病房就是住窯洞，但是非常整潔干凈，比重慶的整潔并且有效率。手術室是老鄉捐的當地最好的一座房子。」[13]

這種極度匱乏中的秩序感，很好的呈現出軍民一體的醫療實踐，為根據地探索中西醫合作提供了社會基礎。

1940年6月，邊區政府民政廳與衛生部召開國醫代表大會，討論如何改進中醫中藥以促進邊區衛生工作，并成立中醫研究會，以求中醫中藥的改良趨向科學化，加強中西醫之聯系，互相幫助，共求進步[14]。

在同月的邊區黨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關于開展衛生保健工作的決議」，開設衛生訓練班，并保送數十人到衛生學校去深造，從而可以派遣大批衛生干部到農村中去。而且把邊區的中醫組織起來，教給科學的衛生知識，以補救目前醫療人才的缺乏。還成立了衛生材料廠，利用土產中藥精制，供給鄉村之用[15]。

關于中成藥的研發與生產，就是這時候開始的。1939年3月，陜甘寧邊區光華制藥廠成立，廠長是越南華僑青年醫生梁金生。該廠的任務就是，開發邊區中草藥，精制各種中成藥，對中醫藥進行科學的綜合研究與改造[16]。

1941年，八路軍一二九師制藥所創制出柴胡注射液，并小量制備用于臨床，成為中藥注射劑的雛形[17]。

統一戰線的視角

在中西醫合作的多年實踐之后，毛澤東進行了一次總結。

1944年10月，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的講演，從統一戰線的角度對聯合中西醫進行了闡述[18]。

他說：「陜甘寧邊區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許多人民還相信巫神。在這種情形之下，僅僅依靠新醫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新醫當然比舊醫高明，但是新醫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痛苦，不為人民訓練醫生，不聯合邊區現有的一千多個舊醫和舊式獸醫，并幫助他們進步，那就是實際上幫助巫神，實際上忍心看著大批人畜的死亡。」

可見，這里把中醫作為統一戰線的對象，和西醫應該是盟友，而共同的敵人是那些迷信的巫醫。

在隨后召開的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醫藥衛生座談會上，李富春對中西醫合作統一戰線進行解讀，提出新民主主義的衛生建設，包括「幫助中醫整理其經驗之科學化（能以現代科學知識為基礎）」，和「豐富西醫經驗之中國化（能吸收中國醫藥成果）」；從不斷發展中做到中國全部醫藥衛生工作的科學化中國化。于是有了「中醫科學化，西醫中國化」的口號[19]。

這可以說是對前面的批判做出的很好的回應，提出了「封建醫學」和「殖民醫學」之外的另一種可能性，新民主主義的衛生建設，為中西醫的合作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基礎。「團結中西醫」從形勢所迫的權宜之計，變成了正式方針。

兩種理性的對比

面對「中醫在現代醫學體系中的位置」這個問題，在同一時期的不同條件下，國民政府和根據地給出了不同的回答。二者都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判斷，而且導向了相反的結果。

國民政府更像是一種「建構主義理性」（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20]，是在醫生專業群體主導下，僅從醫學角度做出的「迷信 vs 科學」的二元論判斷。當「科學」成為不可質疑的絕對標準時，任何妥協都被視為對原則的背叛。但是，這種對于醫學科學原則純潔性的堅持，帶來的是社會現實中的無法執行。

而根據地則更像是「進化論理性」（evolutionary rationalism），以生存為起點，理論只是作為這些自發秩序的總結與升華。因此，根據地可以跳開關于醫學理論的辯論，而完全從另外一個維度去思考，將醫學的認識論問題，轉變為「醫療應該為誰服務」的政治問題。

這時候，雖然都有「中醫科學化」的提法，但卻表示了完全不同的含義。對國民政府而言，它僅僅意味著中醫要接受被「科學」的重塑；而對根據地而言，則意味著中醫成為一項實踐工具，被納入為民眾服務的組織體系之中。

或許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個政權的最終命運，可能不在于它擁有多么「正確」的藍圖，而在于它能否時刻保持謙卑地從自己所服務的土地和人民中，汲取生存與發展的智慧。

這種從實踐中學習的能力，不僅體現在對中西醫的態度上，更體現在根據地對醫療衛生工作的整體思路中。他們將目光投向了最廣大的民眾本身——通過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讓每個人都成為衛生工作的參與者。

[1]以下關于中醫資格相關內容，參考王啟輝《民國時期醫師法研究》東南大學出版社2018

[2]馮彩章、李葆定《賀誠傳》，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12月

[3]《敬告青年》，陳獨秀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

[4]舒龍、凌步機主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5]《井岡山的斗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

[6]舒龍、凌步機主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7]劉善玖、劉薇《試論中央蘇區時期的藥品籌措》，蘇區研究2016年第6期

[8]Ralph C. Croizier《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Science，Nationalism，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9]劉善玖、劉薇《試論中央蘇區時期的藥品籌措》，蘇區研究2016年第6期

[10]Ralph C. Croizier《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Science，Nationalism，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1]《薛子良不反對中醫，并有中醫科學化西藥化之計劃》，益世報1929年3月20日

[12]顧惕生《中醫科學化之商兌》，中醫世界1930年第5期

[13]Gunther Stein《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45

[14]《國醫代表大會開幕》，新中華報1940年6月14日

[15]《從速開展邊區衛生工作》，新中華報1940年7月12日

[16]盧希謙、李忠全主編《陜甘寧邊區醫藥衛生史稿》，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5月

[17]《周超凡學術傳承文集》，中國中醫藥出版社有限公司2023年2月

[18]《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

[19]《李富春同志在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醫藥衛生座談會上的講話》，抗戰日報1944年11月10日

[20]關于「建構主義理性」與「進化論理性」，參考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1年6月

中國百年醫療史（32）：國共衛生運動對決

1933年11月，毛澤東在江西興國縣長岡鄉做調查時，詳細記錄了一個衛生班的運作情況[1]：

居民被編為衛生班，按住所接近，四五家、七八家或十一二家為一班，有班長。

規定五天大掃除一次，實際七天一次的多，十天的也有。而且需要被督促，不督促就做不好了。

衛生運動工作的內容包括：掃除廳堂睡房，疏通水溝，打掃坪場，禁吃死的東西，洗干凈衣服。

這些工作如果不做的，特別那些衣服不干凈的，就去發動兒童團恥笑他。另外在文明戲中也唱了衛生運動。

這就是蘇區根據地群眾衛生運動的簡單記錄。可以看到，一些和公共衛生相關的簡單工作，已經開始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

這種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在中國并非首次出現。但根據地的實踐，卻走出了一條與此前所有嘗試都不同的道路。

福州的霍亂游行

1919年6月，福州暴發霍亂疫情。當時沒有衛生部門，人們的應對措施和時相似，大家紛紛涌向寺廟，或者參加神仙的「偶像游行」。地方官員向廟宇捐款，以爭取神明的幫助。

結果顯然是無效的，最終死亡人數達到19000人。

雖然之前也有過關于疾病的教育宣傳，但是結果來看，民眾顯然并沒有真正被教育到。因為當時的宣傳方法無非就是貼貼標語，做做演講。以當時的文盲率，標語上的字未必人人都能認識，而演講還要收票[2]，這顯然無法滿足衛生教育的需求。

為了更好的抵御下一次的霍亂疫情，1920年，美國教會醫畢德輝（Dr. W. W. Peter）決定采用一種全新的方式：必須走上街頭，甚至有可能的話，要走到每一家每一戶。

他通過領導的中華衛生教育聯合會，動員了2380名志愿者，包括政府官員、商人，主要是年輕學生，在當地商會資助下，發動了幾次街頭游行。

他學習之前「偶像游行」的方式，但是把踩高蹺的神仙換成了「霍亂先生」。扮演「霍亂先生」的人戴著很大的頭套，一雙電光眼晚上會發亮，他沿街游行時，會通過各種動作指向街道上各種易引發霍亂的因素。他身后跟著六個手持擴音器的宣傳員，不斷呼喊「看哪，那就是霍亂！去年霍亂造成了兩萬人死亡！」「但福州可以得救！勝利就在眼前！」

此外還有很多教育彩車，上面展示柴火與棺材，意思是不燒水就進棺材。還有巨大的蒼蠅模型在垃圾桶和碗碟間爬動，擔架上抬著霍亂死者的模型。

蒼蠅模型

霍亂死者和棺材模型

一周之內，游行隊伍走遍了福州90%的大街小巷，沿街觸達到30多萬居民，并為他們發放霍亂知識宣傳材料。人們紛紛主動接受疫苗接種，并且有意識的按照宣傳的方法改變生活習慣。

1920年霍亂季節，周邊城市再次發生霍亂疫情，但福州這座約有50萬人口的城市安然無恙，被稱為「危險的大海中一個平安孤島」。

可以說，100多年前福州的霍亂游行，開創了一種成功的群眾衛生動員方式：走上街頭，動員各階層民眾參與，借用本土的游神傳統，用戲劇化的方式傳播科學知識。

這件事在當時影響很大，很多報刊對福州的霍亂游行進行了報道[3]。后來一些學者認為，福州的這次衛生運動，對后來根據地的群眾衛生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4]。

新生活運動的形式主義

此后，在其他省市，也有一些大規模的衛生運動，但是阻力也同樣巨大。

因為當時占了將近一半醫療資源的教會醫院，其實并不支持這種社會化的預防行為，他們更看重的還是個體化的治療醫學。一位教會醫生在一份預防醫學的報告中提醒同行們「中國是用柳葉刀打開的，而不是用蒼蠅拍。」[5]

進入國民政府時期后，1928年5月，內政部通過了《污物掃除條例》，規定各市于每年5月15日和12月25日各舉行一次大掃除，同時《衛生運動大會施行大綱》也規定這兩天為各城市舉辦衛生運動大會之期[6]。

1934年2月蔣介石還發起了著名的「新生活運動」，其初步方案為「規矩」和「清潔」兩項，但最終結果也很不理想。

在《新生活須知》中，對衣食住行都做了非常具體的規定，比如不吃生冷，不隨地吐痰，要天天刷牙漱口，經常洗澡，扣齊鈕扣，走路靠左，胸部挺起，捕鼠滅蠅，通溝清道等等。

運動方式是，通過宣傳標語、戲劇電影進行宣傳教育，主要通過勸導的方式實施，并且會派專人檢查[7]。

其效果與社會上的實際反映，我們可以在《中國的一日》中一窺端倪。這是由茅盾發起并主編的一本大眾文集，由全國各地民眾投稿，記錄1936年5月21日這一天，普通民眾們的日常生活與真實感受[8]。

這本來自全國大江南北各行各業的投稿文集中，可以在很多人的記錄里看到「新生活運動」的影子，可見其在民眾間的滲透度還是很高的。

比如在蘇州的街巷里，家家戶戶門口可見新生活運動標語：「鏟除惡習慣，實行新生活」，「努力實行新生活運動，垃圾倒在桶里」，「鈕要扣好，帽子要戴正」，「要漱口洗頭」，「手要洗干凈」，「行路不要吃東西」等等。

在嘉興東大街，十字路口有保安隊和警察隊，人力車夫拖著車過來會被突然叫住，在車夫手足無措的之際，告訴他要扣好鈕扣。

雖然滲透度高，但是民眾接受程度好像并不高，因為書中反映的更多還是抱怨。以下這一對師生的反映非常具有代表性。

安徽一位小學老師抱怨新生活視察員：

「什么新生活舊生活還不是為了老生活，給他昨夜里來了一個通知，害得我們忙了一番，忙忙倒還不打緊，平白地又丟了十四只老洋鈿，配鏡框呀，買掛圖呀，買畫像呀，買這樣買那樣的，悔氣！隨便他罷！隨便他批評我們一個劣等也好，超等也好，什么都好的。經費是領不到的，『枵腹從公』這名字很好聽，餓著肚子真的干得動事嗎？」

江蘇的一個中學生則寫道：

「我把筷子拿上手，就聞見湯飯是餿的了。那時候，我陡然想起老師告訴過我們的話，我直不愿意把湯飯向嘴里送了。這不是『不新鮮』的食物嗎？吃下去不是很危險嗎？我為什么要眼睜睜把它吃下去呢？為什么要眼睜睜地把許多病菌吃下去呢？老師，我什么都不顧了，閉著眼睛大嘴地吃著吃著，把一大碗都吃光了。唉！老師，我能不吃嗎？不但不吃它沒有別的東西來填肚子；如果我真不吃，真為了餿而不吃，歡喜我的爸爸，痛愛我的媽媽，他們不更加的難過么？我有什么權利常教他們難過呢？因為我是窮人家的孩子，沒有資格談衛生的孩子哩！」

顯然，在民間感受來看，這種新生活運動更多的只是一種形式主義，而和他們的實際生活距離太遠，甚至還給他們的生活帶來負擔。

從民眾反饋來看，好像是因為經濟基礎不足以支撐這樣的新生活，倉廩不實，難知禮節。但是根據地的經濟狀況，不會比國統區更優渥，但在那里的群眾運動，卻做得有聲有色。

根據地的組織體系

1932年初，江西省富田一帶發生瘟疫。1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第四次常委會，專題討論防疫問題，決定「舉行全蘇區防疫衛生運動」。1月13日，《紅色中華》在頭版刊登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項英撰寫的《大家起來做防疫的衛生運動》社論，指出瘟疫發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平日飲食和居住的地方不潔凈」，提出了開展防疫衛生運動的各項具體辦法。這是開展衛生運動的第一個「動員令」[9]。

根據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組織體系。農村每個小鄉組織一個衛生運動委員會，大鄉則分村組織幾個衛生運動委員會，基層單位每5～10戶成立一個衛生小組。機關內凡百人以上成立一個衛生運動委員會，百人以下成立衛生小組。部隊以團為單位成立衛生運動委員會，每個伙食單位成立衛生小組[10]。

這套組織體系的關鍵，在于它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是真正的群眾自治組織。開頭時長岡鄉的實踐展示了這套體系如何運作：

「四月起，頭一次『蠻好』。隨即松懈下去，五六兩月全沒做。鄉蘇發現了，批評了衛生委員會主任，重新召集衛生委員會開會，號召各村競賽，『看哪村做得較好』。七月督促實行，四個月來大有成績，比前清潔多了。」

這里揭示了根據地衛生運動的一個核心機制：要解決持續性的問題。

新生活運動也面臨同樣的情況——運動一開始轟轟烈烈，很快就松懈下去。

但根據地找到了解決辦法：不是依靠警察的強制，而是依靠群眾組織的督促；不是依靠行政命令，而是依靠競賽機制；不對民眾進行處罰，而是批評衛生干部。

前面《長岡鄉調查》中也提到，對于做得不好的，不是居高臨下的批評，而是發動兒童團恥笑他，用一種民間的方式解決民間的問題。

根據地很善于運用競賽的方式，戶與戶、組與組、村與村、鄉與鄉、區與區、縣與縣、部隊與部隊、機關與機關、城市與城市之間，普遍開展衛生運動競賽，優勝者予以獎勵[11]。

另外，輿論動員也至關重要。在進行土地改革，獲得廣大民眾普遍支持的基礎上，進一步倡導對他們健康上的關注。于是在民眾間形成的普遍輿論是：「紅軍共產黨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員真正顧樂（愛惜的意思）我們！」[12]

蘇區的工會、貧農團、兒童團、少先隊、赤衛軍、婦女代表會、俱樂部、夜校、小學等群眾團體，都積極參加到衛生運動之中。這種廣泛的群眾參與，與新生活運動依靠警察和行政系統的強制推行形成了鮮明對比。

到延安時期，這套體系更加成熟，具體防疫措施也都是基于當地實際條件。比如在預防回歸熱和斑疹傷寒時，要求機關全體人員每半月要洗澡、換衣，進行滅虱運動一次。滅虱的辦法是：騰出兩三個窯洞作為臨時洗澡滅虱地點，將工作人員分組，自行挑水燒水，在一窯內洗澡，另一窯內滅虱。把被蓋及脫下來的衣服，放在籠里蒸，蒸煮15分鐘，拿出來在木炭上烤一下，干了，即可穿上[13]。

這些措施看起來簡陋，但卻都是從實際條件出發。與新生活運動籠統要求天天刷牙、經常洗澡，卻不考慮民眾是否有條件做到不同，根據地的衛生運動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結合民眾的實際解決問題。

另外，通過群眾衛生教育與動員，1942-1943年兩年中，中央醫院管理的893名產婦，無一人死亡[14]，這在當時可以說是一項巨大的成就了。

現在對比新生活運動與根據地的群眾衛生運動，二者在同樣物質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差別就非常明顯了。

新生活運動擁有政府的全力支持，建立了遍布全國的組織體系，動員了警察和行政系統的力量。而它的失敗恰恰在于，把公共衛生運動變成一種自上而下的強制，反而脫離了民眾的實際需要。

就像胡適對此提出的批評那樣：

「若靠一班生活習慣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來開會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種種揣摩風氣，虛應故事的惡習慣，只可以增加虛偽而已。」[15]

政府把一種人民的社會福利，退化成一個空洞的規則清單，攻擊的是民眾的「無知」和不良健康狀況，而不是造成這些狀況的根本社會問題。也就難怪有人將新生活運動尖銳地稱為「給挨餓的人刷牙」了[16]。

為誰服務的問題

政府之所以出現這種不恰當的方法論，根本原因在于衛生管理的理念——醫療衛生的目的是什么？

新生活運動更多的是「為了管理民眾」而設計，其出發點是政府本身，帶有很明顯的精英主義改造的色彩。

而根據地的做法則是「為了民眾健康」而發起。

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中寫道：

「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

這里雖然也是把人工具化了，也就是作為實現革命勝利的工具，但是，并沒有居高臨下的意味，而是把群眾和自己當做一體看待：大家都是革命的一份子，都是要被保全的革命力量。

也就是說，不是「一群人是另一群人的工具」，而是「人們都是實現同一個理想的工具」。而我們共同的仇敵是疾病本身，應該盡可能的發動廣大群眾，來一起對抗這個敵人。于是，民眾成為運動的主體和依靠的力量。

正是這種理念上的差異，帶來了執行時方法論上的不同，從而走向了不同的結局。

公共衛生與臨床醫學的倫理張力

這二者的對比相對簡單明了，而另一個情況可能就相對比較復雜了。

早期的衛生教育運動和福州的霍亂游行，展示了知識分子與當地民眾的努力，創造了許多有效的宣傳形式。福州的成功證明，這些方法是有效的，但卻受到來自專業醫生的阻力。

幾乎在同一時期，大洋彼岸的美國也在探索類似的道路。1920年，紐約州衛生專員赫爾曼·比格斯（Hermann M. Biggs）提出建議，主張在紐約的農村地區建立健康中心網絡，以彌補這些地區醫療人員的不足，滿足農村地區需求。雖然比格斯一再強調，這個項目不會取代地方醫生，而只是為他們提供現在沒有的設施，而且也得到了公共衛生部門、社會福利、勞工和農業團體的支持；但仍然遭到了美國醫學會的強烈反對，理由是公共衛生超越了專業醫生眼中的界限，干預醫療護理。最終由于和專業權威之間的沖突，導致了這個提案的失敗[17]。

美國的這段經歷，或許可以更好的理解當年教會醫生對于公共衛生工作的排斥。

在這里，專業醫生們對于界限的堅持，似乎也體現著精英主義的傲慢；但實際上，我們不能簡單地打上錯誤的標簽，對其進行否定，因為這里反映的是臨床醫學與公共衛生之間最核心最深刻的倫理張力。

公共衛生更像是從上帝視角審視人群，關注的是群體的健康水平，它的語言是數據、概率和趨勢——發病率下降了多少，平均壽命提高了多少，死亡風險降低了多少。這些數字背后，是千千萬萬人的健康改善。

但是，這種宏大視角有時必然伴隨著一種「理性的冷酷」。比如99%的成功率聽起來很高，但那1%的失敗，對于具體的患者和家庭來說，就是100%的災難。而在數據模型中，這可能就被視為「統計學上的必然」，甚至是「可接受的成本」了。

此時，公共衛生所體現的，是一種功利主義倫理（utilitarian ethics），它要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祉。

臨床醫生看到的則是另一個維度。那是一個微觀的、具體的、充滿偶然性的世界。在他們眼中，是一個個有面孔的病人，每一條生命都不可替代。在公共衛生那里的1%的悲劇，在醫生看來就是將一個血肉之軀拱手交于死神，這對于臨床醫生來說就是整個世界的崩塌，因此在他們的倫理上是很難被輕易接受的。

臨床醫生所體現的，是一種義務倫理（deontological ethics），「不做傷害之事」（Do no harm），是對醫生這一職業的基本倫理要求。

倫理堅守與利益沖突

從這個角度看，醫生堅持醫療與公共衛生的專業界限，就不僅僅是為了維護職業利益，更是在堅守對個體生命尊重的價值觀。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對公共衛生可能走向極端的一種制衡。此時，醫生可能就是抵御「統計數字暴政」的人性堡壘。

但同時，這種堅守也可能異化為一種領地意識，從「保護我的患者」滑向「保護我的專業特權與經濟利益」，把「不傷害」狹隘的解讀為「不干預」，就像福州的教會醫生以及美國醫學會一樣。

我們當然都希望看到一個完美的圖景：公共衛生在俯視數據海洋時，可以心懷「一葉扁舟」；臨床醫生守護眼前一人時，可以抬頭看看「窗外眾生」。公共衛生的宏大敘事與臨床醫學的個體關懷能夠珠聯璧合，在彼此制衡與溝通中，既實現那惠及萬家的「99%」的宏偉愿景，也牢牢守護住每一個「1%」的個體尊嚴。

然而，以人性的現實來看，所謂的倫理堅守，往往會被利益沖突、資源爭奪以及動機揣測所侵蝕。接下來在建國之后的一些衛生政策中，比如消滅血吸蟲病的群眾運動，可以更加具象化的理解這一沖突。這似乎更像是人性的缺陷所帶來的結果，而很難簡單做出非黑即白的道德評判。

[1]《長岡鄉調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2]以下福州霍亂的情況，如無特別說明，均參考Dr. W. W. Peter《Cholera Prevention: Campaign in Foochow》，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June 1921

[3]華北先驅報（The North-China Herald）1920年7月3日，華北日報新聞（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20年5月10日，圖畫周刊1920年7月7日，民國日報1920年7月15日、9月16日

[4]S. M. Hillier, Health Car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hina，1800-1982, Routledge 2007；Vivian Lin《History of Health Policy in China》，中國衛生政策，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10年4月

[5]S. M. Hillier, Health Car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hina，1800-1982, Routledge 2007

[6]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7]《民國二十三年新生活運動總報告》，文海出版社1935年

[8]茅盾主編《中國的一日》，生活書店1936年9月

[9]《江西省志·衛生志》，黃山書社1997年12月

[10]舒龍、凌步機主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11]同上

[12]《長岡鄉調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13]陜甘寧邊區防疫委員會《為防止回歸熱及斑疹傷寒的通知》，解放日報1943年1月15日

[14]傅連暲《中共中央醫院的四周年》，解放日報1943年11月14日

[15]胡適《為新生活運動進一解》，大公報（天津）1934年3月25日

[16]S. M. Hillier, Health Car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hina，1800-1982, Routledge 2007

[17]Paul Starr《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Basic Books，January 1982

中國百年醫療史（33）：民國時期現代醫學的政治登場

當1949年的歷史鐘聲敲響，宣告一個舊時代的結束與新紀元的開啟時，現代醫學在中國走過的近四十年歷程，也完成了一個周期。它始于，終于一個的時刻。

現代醫學權威在中國的「奠基」，遠沒有實現它的社會使命：

它獲得了國家的認可，卻沒有贏得民眾的信任；

它建立了專業的權威，卻沒能解決資源的公平；

它展示了技術的威力，卻面臨著文化的隔閡。

現代醫學從一開始就建立在一片充滿張力的土地上，并為1949年之后預埋了所有的草蛇灰線。

政治認可的工具性特征

現代醫學在中國獲得政治認可，從一開始就帶有深刻的工具性特征：政府需要現代醫學，不是因為相信它的科學原理，而是因為。

這種工具性認可，也塑造了現代醫學在中國政治化的基本邏輯：醫學的價值不在于它是否「正確」，而在于它在政治上是否「有用」；醫生的權威不來自于知識本身，而來自于政治權力的授予。

因此現代醫學獲得了政治認可，建立起依賴關系，但并非其合法性基礎。政府依賴現代醫學來解決公共衛生危機，但民眾并不因此就相信現代醫學的科學原理。

于是，在政治力量無法觸及的地方，現代醫學的權威也就岌岌可危了。這在國民政府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雖然衛生部成立了，各種政策出臺了，但在基層社會，即使是在城市，。

專業權威的建立，需要兩個基礎：合法性與依賴性。在西方，現代醫學是通過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逐漸建立起文化上的合法性，然后再去爭取政治上的認可。而在中國，這個過程被倒了個個——先有政治認可，后有（或者說始終缺乏）文化合法性。

這種倒置，決定了現代醫學在中國的權威，始終無法擺脫對政治權力的依附。

而醫生權威確立的過程，也是其與大多數民眾疏離的過程。

所代表的「高質量」，是建立在高投入、高門檻和高收費的基礎之上的。它培養出的醫生無疑是頂尖的，但他們如同象牙塔中的珍寶，服務于極少數城市精英，而與占人口85%以上的廣袤農村絕緣。

就像陳志潛嘲諷的那樣：

「最漂亮的醫生，應用最漂亮的器具與言語，專門伺候社會上極少數的闊老爺姨太太，是今日社會上大多數知名醫師的勾當。這種欺騙與裝飾的形態，絕對是一種科學商業化后的結果，與中國人民健康毫無關系，與國家辦醫學校送留學生的目的是毫不相干的。」[1]

這種對政治權力的依附性，為1949年后的歷史演變埋下了至關重要的伏筆。

當一個更為強大、更具滲透力的國家權力出現時，這個本就依附于舊政權的專業權威體系，幾乎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它早已習慣了作為「工具」的角色，所面臨的僅僅是更換一個使用者，以及被進行一次更為徹底的「政治改造」。

隨著大量初級衛生人員的出現，現代醫學真正融入到這片土地，轉而開始更為深刻的影響著人們的生活。

兩條并行的線索

審視1928至1949年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兩條截然不同卻并行不悖的線索：

一條是，以城市為中心，醫生私人開業，醫院民間籌資，藥品自由買賣。

國民政府試圖通過法律條例來規范市場，也希望，但「有法不依」成為常態，造成監管失效，無法有效動員社會資源，也無法將政策真正落實到基層。。

。它懸浮在基層社會之上，懸浮在民眾需求之外，懸浮在國家能力之外。它像一座精美的空中樓閣，有著完美的設計圖紙，卻缺少支撐它的地基。

另一條則是在主流視野之外頑強生長的、自下而上的實踐探索之路。

從，從到，從，在這些實踐中，有著對「實用」的追求和對「民眾」的關注。

但這套經驗也是有限的。它在戰時環境中被證明有效，但能否在和平時期推廣？它在小范圍內取得成功，但能否在全國范圍內復制？它依賴于高度的政治動員，其可持續性如何？當缺少專業醫生的制衡時，過度的群眾化會帶來什么風險？

1949年，歷史的天平倒向了后者。但歷史很快又將證明，任何一種模式的絕對化，都可能付出代價，新的問題也將接踵而至；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又將推動下一次的權力重組。

外部力量的持續影響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外部力量的影響。

。它帶來了先進的理念和技術，也帶來了不切實際的標準和偏見。這種影響既有經濟方面的壓力，又有理念上的滲透，在各個方面都制造著「移植」與「排異」的張力，本土化的探索始終在外來模式的陰影下艱難前行。

1949年之后，外部影響不會消失，只會改變來源和形式。

蘇聯將取代歐美，成為新中國學習的主要對象。而當改革開放的大門打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又將以新的方式進入中國，帶來新的理念和模式，引發新的問題、爭論與調整。

這種持續的外部影響提醒我們：中國醫療的社會變遷，從來不是一個封閉的過程，而是始終處于全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醫療衛生發展的大背景之中。

歷史的延續性

「溪谷屬骨，皆有所起。」

建國后醫療衛生所經歷的種種，并非起自「洪荒混沌」。雖然政權發生了更迭，意識形態產生了變化，但并沒有阻礙醫療衛生領域的延續性。

1950年8月，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在那次會議上，提出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方針，再加上1952年底第二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提出的「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形成了新中國醫療衛生工作的總方針。

這四句話，每一句都可以在民國時期的歷史中找到它的源頭。但它們將在一個全新的權力結構中，產生全新的意義。

現代醫學在中國的政治化進程，才剛剛完成了第一步。接下來，它將經歷一次更深刻的改造：專業與政治的博弈，精英與大眾的張力，中醫與西醫的糾葛，城市與農村的平衡——所有這些在民國時期暴露無遺的結構性問題，都將成為共和國必須作答的考卷。

現代醫學的「政治登場」已經完成。接下來，它將在更強大的國家意志下，被深度改造，從一種治理工具，演變為塑造整個社會的重要力量。一場關于醫學權威的政治化改造，即將拉開帷幕。

第一部終

[1]陳志潛《請醫藥衛生技術人員下鄉》，民間半月刊1934年第7期

中國百年醫療史（34）：新中國衛生部的「豪華」開局

1953年4月，毛澤東讀完了來自軍委衛生部白學光的報告后，在批示中寫下了一個極其刺眼的定性：「無領導，無政治，也不認真管業務的部門——專門吃飯、做官、當老爺的官僚衙門。」[1]

就在三年半前，新中國衛生部剛剛成立時，應該沒有人會想到，這個由專業人士主導的部門，會在短短幾年內遭遇如此嚴厲的政治批評。

那時候，從中央到地方，衛生系統的領導者們大都畢業于正規醫學院校，有的還有海外留學經歷。他們帶著在戰爭年代積累的經驗，帶著對科學和專業標準的信念，準備在和平建設時期大展拳腳。

但歷史很快就會告訴他們：在新中國，醫療衛生工作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專業知識可以是權威的來源，但絕不能成為權威的全部。

接下來的十年，將是專業權威接受政治化改造的十年。在這個過程中，專業標準與政治方向、技術理性與群眾動員、個體安全與整體覆蓋之間的張力，將反復顯現。

第一章 專業權威的政治化改造

新中國必須發展醫療衛生體系，來有效解決全國人民的健康問題。當時，世界其他國家最常用的解決途徑，是采取西方模式或修正的西方模式。

這種模式主要的特點包括：

1. 高度依賴通過大量資金投入培養出來的高技術專科醫生；

2. 非常強調較高的醫療技術水準；

3. 治療為主的導向；

4. 關注個人醫療服務，而不是建設公共衛生計劃[2]。

這種模式對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也許適合，而對于當時的中國，，這種模式恐怕是不恰當的。

有限的國家資源無法培訓足夠數量的高技術醫療人員，來完成大量、緊迫的醫療任務；一旦這些醫療人員從學校畢業了，大部分都會待在城市，而農村居民仍然得不到充分的醫療；昂貴的醫療技術，多半也只有城市居民才能負擔得起。

以極少數高技術醫療人員提供個人醫療的方式，無法有效解決農村貧困人口傳染性疾病和營養不良疾病的問題。

新中國是少數幾個選擇不同于西方醫療模式的國家之一：主要依靠經過很短時間就可培訓出來的、較低技能的醫護工作者；發展了勞力密集、而不是資本密集的醫療技術；強調預防和初級保健；集中精力實施公共衛生計劃，而不是單純關注個體健康。

但是，選擇這條道路并不容易。它需要強大的組織能力，需要專業人士的支持，更需要在專業與政治之間找到平衡。

衛生部的成立

1949年11月，中央政府衛生部正式成立。

誰來領導這個新的權力中心？以怎樣的理念推行怎樣的策略？如何獲得專業人士的支持？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決定新中國醫療衛生體系的性質。

1949年6月，在中南海，周恩來對賀誠說：「中央決定由你主持中央衛生部和軍委衛生部工作，擔子要由你來挑。為了統一戰線工作，中央決定由李德全出任政府的衛生部長。她是我們黨的忠誠朋友，要很好地團結她，尊重她。」[3]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任命了衛生部領導班子：李德全任部長，賀誠、蘇井觀任副部長。

李德全作為馮玉祥的遺孀，對她的任命首先是統戰工作的需要。

新中國24個部長中的11個，是民主黨派的代表或無黨派人士[4]，比如水利部長傅作義，司法部長史良，文化部長沈雁冰，教育部長馬敘倫等。李德全與司法部部長史良，共同開創了新中國女性擔任中央政府部長的歷史。

新中國第一任衛生部長李德全

除此之外，還有衛生工作開展的需要。

李德全雖然不是醫學專業出身，但是在國民政府時期就與醫療衛生工作有著緊密聯系。前面曾經提到，國民政府第一屆衛生部，就是通過她來操作的。而且她還是助產教育委員會委員，曾經長期和一起在共事。正是通過她的邀請，才讓楊崇瑞從日內瓦回國，主持開展新中國的婦幼健康工作，讓新中國女性健康狀況取得了快速提升。

可以說，她在國民政府時期的醫療衛生圈，尤其是從事公共衛生工作的人員中，有著廣泛的人脈關系，非常有利于以往工作的延續性以及各部門間的協同。

不過，周恩來的話說得也很清楚：「由你主持工作，擔子要由你來挑。」李德全是部長，但實際主持工作的，是副部長賀誠。

前面已經提到過，，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大革命，后來一直參與根據地的醫療衛生建設。

在蘇區的紅軍軍醫學校時就擔任校長，并任紅軍總衛生部部長。解放戰爭時期任后勤副司令兼衛生部長，可以說是解放軍衛生工作重要的創建者和領導人之一。

建國后除了擔任中央衛生部副部長，還同時兼任軍委衛生部部長。

另一位副部長蘇井觀，則畢業于天津海軍軍醫學校。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從事地下工作，抗戰時期曾任中共中央軍委衛生部部長[5]。

可見，這兩位副部長都是正兒八經的醫學專業科班出身，而且都是早期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

衛生部門領導構成

不僅如此，如果看一下建國初期六大區衛生部長的人選，就更能反應問題了。

因為解放戰爭時期，地方上都是在軍事管制委員會管理之下，因此建國初全國過渡性的分為六個大區，其中中南、華東、西北和西南大區由軍政委員會管理，而華北和東北軍事任務勝利完成，交由人民政府管理[6]。

當時六大區的衛生部長分別是：

• 東北區衛生部長王斌，成都醫學專科學校畢業，后來做到衛生部副部長。

• 東北軍區衛生部長李資平，曾在廣州廣華醫院半工半讀學習3年多，從事助理護士工作[7]。

• 華北區衛生部長兼華北軍區衛生部長殷希彭，日本慶應大學病理學博士，后來做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副部長。

• 華東軍區衛生部長兼華東區衛生部長崔義田，奉天醫科大學畢業，后來做到衛生部副部長[8]。

• 中南軍區衛生部長孫儀之，中藥店學徒，后來做到總后勤部衛生部部長[9]。

• 中南區衛生部長齊仲桓，奉天醫科大學畢業，后來做到衛生部副部長助理[10]。

• 西南軍區衛生部長錢信忠，在德國醫生創辦的同濟大學附屬寶隆醫院學醫并留院工作[11]，1951年赴蘇聯留學，獲蘇聯醫學副博士學位，后做到衛生部部長。

• 西南區衛生部長魯之俊，北平陸軍軍醫學校，在陜甘寧邊區拜老中醫任作田為師，后來做到衛生部中醫研究院院長。

• 西北軍區衛生部長賀彪，參加紅軍后在短期醫訓班學習，后做到衛生部副部長[12]。

• 西北區衛生部長張查理，奉天醫科大學畢業，曾在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留學[13]。

這十人中，八人畢業于西醫院校，其中兩人有海外留學經歷。

再加上1952年4月任命的副部長傅連璋，新中國中央和地方等衛生部門領導人，絕大多數都是接受過西醫培訓的專業人士。

由此可見，從革命時期到新中國成立，在共產黨的醫療衛生領域主要領導中，有著極其濃厚的專業屬性。

而且，當時全國各省市的政府機構和醫學院校中，也需要配備大量的工作人員。要在短時間內填補這么多空缺，也只能優先依賴于原有的人力資源。因此，一些在國民政府時期參與公共衛生項目的人員被納入李德全的衛生部[14]。

所以，建國初期的衛生部，雖然部長是民主人士，副部長有軍隊背景，但本質上是專業人士主導的行政機構。

同時，這也就成為后來思想改造的背景原因。

雖然在革命戰爭年代，迫于生存壓力，無論在醫學教育還是醫療制度方面，都不得不因陋就簡，以解決眼前的實際問題為原則；但建國之后，這樣的情況開始發生改變。

在1950年8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上，賀誠在總結中央軍委衛生部工作時認為，今后工作要提高質量，包括提高現有干部的醫學水平，以及提高工作質量，走向正規化[15]。

對于接受過正規醫學訓練的專業人士來說，過去二十多年的艱苦環境，一定要把人憋壞了。因此當條件逐漸允許的情況下，總是希望可以按照專業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從整體來看，新中國的醫療衛生工作，醫學理論還是按照西方生物醫學標準的。

比如從事預防工作時所遵循的細菌與疾病的原理，母嬰保健方面的新法接生和新生兒護理，其理論基礎都是西醫的生物醫學，因此也就保證了后續衛生工作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據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大衛·蘭普頓（David M. Lampton）觀察[16]，建國初期，在征求建議和制定政策時，衛生部主要依靠專業人員的意見。除了領導位置上的學術背景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醫生群體的相對一致性。

相比起來，民眾的利益訴求更加復雜和多樣化，很難全面顧及與滿足；而醫生們就要同質化得多，對他們的訴求滿足上，也就更容易達成。因此，在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上提出的很多政策指導方針，都與解放前中華醫學會的綱領大致相符。

于是，除了根據地的經驗之外，很多國民政府時期的策略和工作，也在新中國得到了進一步的展開。

現在的大多數著作中，關于第一屆全國衛生大會，說得最多的是會上提出了新中國的衛生方針；但實際上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了建國前醫生群體的影響，尤其是中華醫學會的影響。

[1]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

[2]William C. Cockerham《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Routledge 2022

[3]馮彩章、李葆定《賀誠傳》，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12月

[4]費正清等《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8月

[5]何光表、魏繼紅《川陜蘇區人物志（第一集）》，中國社會出版社1992年7月

[6]費正清等《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8月

[7]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廣東黨史資料》第33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8]徐延香、張學勤主編《河北醫學兩千年》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3月

[9]宋國濤編著《中國元帥將軍授銜全紀錄》，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1月

[10]徐延香、張學勤主編《河北醫學兩千年》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3月

[11]陳敦德《大醫馬海德》，人民衛生出版社2021年9月

[12]楊秀山《憶軍事醫療戰線上的優秀戰士賀彪》，縱橫雜志2000年第2期

[13]蘭寶剛等《沈陽「九君子」——人物研究及當代價值探索》，沈陽出版社2022年8月

[14]《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李德全部長報告》1950年8月8日

[15]《中央軍委衛生部賀誠部長的報告》1950年8月9日

[16]David M. Lampton《The Politics of Medicine in China: The Policy Process, 1949-1977》，Westview Press 1977

中國百年醫療史（35）：5萬斤小米「招安」醫學會

雖然專業人士在新中國衛生部占據了主導地位，但這種主導有一個重要前提：它建立在依附的基礎上，而非獨立的專業權威。

要理解這種依附模式的形成，我們要暫時回到那個重要的歷史節點：1937年。

醫學會選擇投靠政府

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中華醫學會堪稱中國民間組織的成功典范[1]。

這里要提到施思明，施肇基的兒子。在控制1911年東北鼠疫過程中，。他的兒子作為官二代兼富二代，小時候常年跟隨父母在國外居住，一路就讀的都是英國名校：貝克斯希爾學校、溫徹斯特公學校、劍橋大學醫學院，畢業后又在倫敦著名的圣托馬斯醫院工作了近6年。他的家庭、學業與職業經歷，都讓他具有寬闊的視野和廣泛的社會人脈關系。

施思明擔任醫學會總干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過市場化運作增強學會的經濟實力。

醫學會的收入更加多元化，醫藥和器械營銷收入增高，甚至還有房產出租和股票債券投資。按施思明的說法，他要努力將中華醫學會打造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有自主權的民間學術組織。

當時中華醫學會聘用專職人員，總干事月薪400元，相當于大學正教授的薪資。財務會計這樣的一般辦事員都有50-100元，相當于大學助教。那時候中華醫學會招聘一個文秘，也都有幾十人來應聘。

施思明還非常看重中華醫學會的品牌價值，力主各專科學會從屬中華醫學會，以免削弱中華醫學會的實力。因此，1937年后產生的各種醫學專科學會，均統一冠以「中華醫學會某某專科學會」的名稱，這個慣例一直延續至今。

但是戰爭改變了一切。

1937年，醫學會召開第十二次大會，領導層完成了一次新老更替：俞鳳賓、牛惠生和牛惠霖兄弟相繼去世；抗戰全面爆發后，伍連德回到馬來亞，顏福慶、劉瑞恒、林可勝等人逐漸淡出學會領導層，締造中華醫學會的那一代人對學會的影響力逐漸減弱。

抗戰時期，中華醫學會的傳統收入來源迅速枯竭：廣告商紛紛撤離，會員費收不上來，期刊銷售銳減。學會被迫遷往重慶，一切從零開始。

學會通過各種關系，到處籌集資金，比如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醫藥援華會等。不過最終可以相對穩定支持的，就只有政府了。

當時學會職員的工資，主要由中央衛生實驗處和上海醫學院承擔。而醫學會的會長或者主席，也都直接在政府衛生行政機構擔任職務。

比如金寶善、沈克非、朱章賡、姚克方，他們擔任中華醫學會會長時，另外一重身份是中央衛生署副署長、中央衛生實驗處處長、中央醫院院長。

雖然劉瑞恒、金寶善多次強調，中華醫學會與衛生署沒有隸屬關系，但是從資金來源看，醫學會的自主性顯然已經削弱了。

到1943年，中華醫學會第十四次大會在重慶歌樂山中央衛生實驗處的禮堂舉行，開幕式上，385名會員聆聽宣讀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致辭；閉幕式則宣讀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致辭。

從金寶善、朱章賡這些「第二代」醫生開始，本來獨立的學術組織，終于完全融入了國家的政治話語體系。從此以后，醫生群體成為社會體制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因此這「第二代」，也就成為了末代。

不過，中華醫學會還是欣然接受了這種安排，而且在此之前，醫學會也在主動深化與政府的合作關系。

陳志潛回憶說，那時候與政府沒有聯系的私人機構幾乎沒有，否則就不能完成很多工作。1928年以前，中華醫學會向政府當局提出公共衛生方面的建議，通常都被忽視；而在1928-1937年期間，他們就經常被采納或執行了[2]。

在1943年的重慶大會上，應衛生署的要求，中華醫學會專門組織專家對《國民保健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見[3]。可見學會已經不再滿足于單純的學術交流，而是要參與國家衛生政策的制定過程。

中美醫學會的不同選擇

這種選擇，與同期美國醫學會的堅持形成了鮮明對比。

1930年代大蕭條來襲時，美國醫學會同樣面臨嚴峻挑戰。醫生收入銳減，全國范圍內的私人執業者，損失了47%的收入。醫學會會員比例從65.1%跌至60.8%。此時，聯邦政府也同樣開始出手，幫助農村地區支付醫療保健費用。

但美國醫學會繼續選擇了抵制。他們對于政府的干預行為永遠感到不安，認為這終將影響到他們執業的權威性和自由度，從而影響到經濟與社會地位。

因此，醫學會發動同行們無論自身收入如何，都要堅持反對政府的醫療保險。而且利用自己控制的醫學教育，將醫學院削減掉一半，從而大大降低了醫生供給數量，以此來穩定醫生們的收入。

雖然醫生數量的減少，必將使得更多人失去就醫機會，尤其是那些貧困人群。但是這一做法，卻保證了醫生群體的利益。

美國醫學會用犧牲貧困人口就醫為代價，保住了自身的獨立性。

五年后，美國醫學會的會員比例恢復到66.8%，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重新獲得了穩定的獨立基礎[4]。

這兩種截然相反的選擇，再次反映出兩國醫生骨子里文化基因的巨大差異，以及現實世界中的制約。

中國本就缺乏支撐民間組織獨立存在的社會基礎：薄弱的市場經濟無法提供穩定的產業支撐，脆弱的中產階級基礎無法提供持續的會員費收入，全國數千人的西醫群體，根本無法為學會提供穩定的財政支撐。

而且，戰爭不僅摧毀了學會的財政基礎，更摧毀了支撐其獨立存在的整個社會結構。

在這種約束下，中華醫學會的主動參與政策制定，也是一種理性的策略選擇。

在美國，社會普遍認可民間組織的獨立價值；而在中國，，企業更愿意與政府建立關系，民眾也更信任有政府背景的機構。

美國醫學會可以通過市場力量、職業壟斷來影響政策，而中華醫學會只能通過進入政治體系來發揮影響力。與其說他們追求政治權力，不如說這是在中國唯一有效的影響力路徑。

從施思明的市場化理想，到金寶善們在政府禮堂聆聽政治領袖的致辭，這不是醫學會價值觀的轉變，而是一代人親眼見證了戰爭帶來的由盛轉衰，經歷了獨立理想的破滅。

這讓醫生群體深刻認識到：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中，民間組織的獨立性是一個美好但不現實的理想；與其在困境中掙扎，不如主動擁抱政府，在政治體系內尋求生存空間和影響力。

這種選擇的后果，遠比當時人們所能預見的更為深遠。

1937-1949年形成的依附模式，實際上完成了一次權力重組的預演——醫生獲得了政策影響力，但失去了組織獨立性；政府獲得了專業支持，但也承擔了更多醫學相關的責任。

這種互惠但不平等的關系，為1949年后的權力改造鋪平了道路。

當新政權建立時，它面對的不是一個獨立的、需要被征服的專業群體，而是一個已經習慣于在政治體系內運作、已經接受了依附模式的醫生群體。專業權威的政治改造，不需要從零開始，而只需要在既有基礎上的深化和制度化。

更重要的是，這種依附模式改變了「什么是好的醫療」的定義權。

對于美國醫學會，這個定義權主要掌握在專業醫生群體手中；而在中國的依附模式下，這個定義權開始向政治權力轉移。醫學會直接參與《國民保健法》的制定，表面上是專業影響政策，實質上是政治權力開始定義醫療的性質和方向。

建國后收編醫學會

1950年8月，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剛剛結束，中華醫學會第八屆大會就在北京召開，宣布接受全國衛生會議確定的衛生方針，并修改學會章程，將總會的會址由上海遷至北京[5]。傅連暲也在這次大會上當選醫學會理事長，后來又繼續連任，并且在1952年被任命為衛生部副部長。

醫學會主動離開經濟中心，靠近政治中心，這次會址的搬遷，也是頗具象征意義了。

中央政府在經濟上也確實提供了重要幫助。1950年11月，中央衛生部捐助小米5萬斤（相當于8個人的年薪）[注]；軍委衛生部和中央衛生部分別訂購中文版雜志2000份；地方分會的經費也由各地衛生部門協助解決[6]。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從中華醫學會創建后第一次大會開始，就有晚間聚會聯誼的傳統，之前是。而1950年這次大會，則由中央衛生部和中央軍委衛生部招待觀看話劇《江漢漁歌》和電影《巴甫洛夫》[7]。

從藥房保險公司資助到政府部門招待，不只是資助方的改變，更是醫學會社會基礎的根本轉變：從商業贊助的市場化關系，變為政府招待的行政化關系。

而且娛樂內容也被政治化改造，從之前的酒會舞會，變成了觀看《江漢漁歌》和《巴甫洛夫》；在劇目選擇上都頗有心思，讓聯誼娛樂也附帶了政治教育的功能。

中華醫學會1951年進行了重組，新的基層組織工作有兩個重要原則:

1. 科學工作者應該而且必須集中管理;

2. 在管理機構中，科學工作者本人要對政府和黨的官員負責，這些官員又要在所在機構中向更高層官員負責。

重組后的醫學會，在衛生部領導下，主要職能是支持衛生部制定的各項政策的執行，完全被納入到政府的體制之中[8]。

這從醫學會的工作報告語氣中可以看出一二：

在1950年的總結中，還對政府表示感激，有些事情還帶商量的口氣，用語也偏文言。到了1965年的總結，就完全是政府部門的口氣，說話用語也都是政府的風格，和政府就是一家人了[9]。

衛生部的「雙重身份」

這種轉變的完成，體現出中國醫療體系一個根本特征：政府與專業的合一。

在美國，醫學會代表醫生利益，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兩者分離、博弈；在中國，衛生部既是政府機構，又承擔了醫學會的職能，兩者合一。

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現在中華醫學會對于普通民眾而言，不像美國醫學會在美國那樣出名，實在是因為那些讓它「出名」的職能，已經被取代了——很大程度上，當時中國的衛生部與醫生群體的關系，可以類比為美國醫學會和醫生群體的關系。而改革開放之后，這個職能又逐漸被公立醫院所代替，這就是后話了。

不過，除了醫生利益，衛生部同時還需要兼顧到民眾的權益。因此在政府體系里來看，更多的將衛生部視為人民政府的身份，需要站在民眾一邊；而衛生部的工作人員大都出身醫學專業，他們的思維理念又常常站在醫生角度。

就像是一個細胞被吞噬細胞吞噬后，并不是被完全消化，而是也會影響吞噬細胞的生理行為。

衛生部的這種「雙重身份」，正是后續很多決策甚至是矛盾的底層原因，反映了兩種理念上的碰撞。

衛生部各種決策和行動，也就不僅僅只是一個政府部門工作，更是醫學專業權威與政治權力博弈的縮影，可以從中了解專業權威如何在政治框架內尋求表達空間，重新定義自己的價值與使命。

精英醫生選擇留在大陸

需要強調的是，1949年后中華醫學會被「吞噬」，并非政府強制的結果，而完全是醫生們出于自愿的主動選擇。

國民政府時期醫學會的核心人物們，都有充分的機會離開大陸，前往臺灣或者國外，但他們大都沒有這么做。

1949年4月，國民黨制訂了退守臺灣的三大計劃：「搶運黃金計劃」、「搶運國寶計劃」和「搶救學人計劃」。其中第三項，就是要在退守臺灣時，盡可能的把人才也帶走。

從結果來看，第三項是最為失敗的。

整個中央研究院，下屬共15個單位500余人中，只有3各單位共50余人去了臺灣，其余各所全部整建制留在大陸。

而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屆院士中，最終73.75%留在大陸，15%留在臺灣，11.25%留在國外[10]。

留在大陸的醫生就更多了，比如金寶善、朱章賡、湯飛凡、榮獨山、鐘世藩——這些國民政府的衛生官員、中華醫學會的核心人物，都選擇了留下。據說，國防醫學院將赴臺的機票送到了榮獨山手中，都被他拒絕同行[11]。

這些已經實現修身齊家、越過獨善其身的精英醫生們，或許都還抱有一份兼濟天下的情懷。在經歷了國民政府，見識過共產黨之后，醫生們會對新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充滿了憧憬與期待。

注：這里并非是糧食救濟。解放初期，從供給制向貨幣月薪制過渡階段，曾經有一段以小米為基礎的月薪制度。比如在山本市朗《一個日本人眼中的新舊中國》中提到，當時一般月薪是小米五百斤，但并不是給本人五百斤小米實物，而是支付相當于當月小米五百斤價格的紙幣，這是一種按照物價指數而變動的浮動性的工資制度。所以這里捐助小米5萬斤，相當于支付8個人的年薪。

[1]建國前中華醫學會相關內容，如無特別說明，均參考劉遠明《中華醫學會與西醫本土化—1915—1949》，暨南大學出版社2023年9月

[2]C.C. Chen《Medicine in Rur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3]《中華醫學會會史概覽》，中華醫學會官網

[4]Paul Starr《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Basic Books，January 1982

[5]《中華醫學會總會一九五〇年工作總結報告》，中華醫學雜志1951年第2期

[6]同上

[7]《中華醫學會第八屆大會志略》，中華醫學雜志1950年第9期

[8]C.C. Chen《Medicine in Rur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9]一九五〇年工作總結報告；《中華醫學會一九六五年工作總結》，中華醫學雜志1966年第2期

[10]高文偉《科學大先生》，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5年1月

[11]《中華醫學會與西醫本土化—1915—1949》，暨南大學出版社2023年9月

中國百年醫療史（36）：新中國醫改，始于1950

關于中國醫療，老百姓聽到最多的詞可能就是「醫療改革」了。20多年前我還在醫學院讀書時，就有關于醫改的熱烈討論。當時《中國青年報》曾經出過一次訪談，評價此前的醫改是「基本不成功」。

新中國第一場「醫改」

我再往前找，發現中國的醫療改革，并非改革開放的產物，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經存在。

在1950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報上，頭版的社論中就提到：「衛生工作的改革，和其他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一樣，應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1]

也就是說，新中國成立剛剛一年，醫療衛生改革就已經開始了。

在剛剛經歷了解放戰爭的武裝斗爭之后，《人民日報》使用了「改革」，而不是「革命」，還是很值得玩味的。

這一方面說明，醫療衛生領域并非白手起家。新中國繼承了國民政府時期的部分醫療遺產，比如防疫體系，公立醫院和醫學院。雖然家底不厚，但總還有些東西可以繼承。

另一方面，也說明之前的做法雖需改變，但也并非要徹底推倒重來，仍有沿用之處。最明顯的就是，要依靠民國時期留存下來的醫生們，去從事相關工作。

既然有繼承和保留，那自然就會有一些思維慣性，一些行為習慣，一些約定俗成，乃至一些既得利益。

雖然大家都認為需要改，但是改成什么樣，可就不好說了——改動哪些保留哪些，如何改如何留，從理念到政策，再到執行，這其中的變數空間就比較大了。

醫療衛生本身就是如此龐大復雜的體系，需要如此多的人參與，涉及如此多群體的利益，更何況還有國內外社會政治經濟的影響。可以說，和革命或者從一張白紙上新建相比，改革的難度可能更大，所需的時間也必然更長。

因此，從建國之初開始到今天，70多年的時間，醫療改革我們一直在路上。

而這第一場「醫改」，就是要為這個百廢待興的國家，確立一個全新的衛生工作總方針。

這場「醫改」的序幕，在開國大典之前就已經拉開。

確立新的衛生工作方針

1949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還沒有成立，賀誠領導的軍委衛生部就召集了一次全國衛生行政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初步確定以「預防為主」作為全國衛生建設的總方針，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保證生產和國防建設方面，要面向農村工礦，依靠群眾[2]。

隨后，這一決定被傳達到全國各大行政區、省、市的衛生部門進行執行，經過半年多的反饋，認為是正確的。于是在此基礎上，1950年8月召開了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

這次大會上討論非常熱烈，原本打算開十天的會議，結果開了十三天才結束[3]。大會最終確立了新中國衛生工作的三大原則：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4]。

對比兩次會議的決定，會發現一些表述細節上的不同：從「面向農村工礦」到「面向工農兵」，從「依靠群眾」到「團結中西醫」，本來「預防為主」的總方針，在三大原則中位列第二，排在了「面向工農兵」的后面。

從這些措辭的微妙變化中，或許可以反映出從技術性表達向政治性表達的轉變。

1949年的「面向農村工礦」，是一個具體的、技術性的工作部署，明確醫療資源應該配置到哪里，是針對建國以前城市醫療資源相對集中，而農村和工礦區嚴重缺乏的現實狀況做出的應對。

而「面向工農兵」則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表述。它不僅指向服務對象，更是重要的政治宣示——工農兵是革命的主體，是政權的基礎，從而體現了「衛生工作為誰服務」的根本立場問題[5]。這一轉變，將衛生工作納入了更宏大的政治敘事之中，將對未來的醫患關系產生重要影響。

「預防為主」一直是一種醫學上的選擇。和疾病治療相比，預防為主是更經濟、更具效率的方式。

尤其在當時中國，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極度匱乏，傳染性疾病肆虐，成為主要致死原因的情況下，選擇「預防為主」而非「病后搶救」，是更具成本效益考量的理想決策。在1949年時，這被突出的列為唯一的衛生方針，更體現出醫學專業在衛生決策中的核心地位。

而在1950年時，這一方針被置于「面向工農兵」之后，先政治原則，后專業原則，進一步說明了政治在衛生工作中的主導地位。

「團結中西醫」的提出，則經歷了更多的變化。

一開始，在大會開始前，毛澤東為大會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6]賀誠在1950年大會上的總結報告上也說，「加強團結，特別是新老干部的團結，中西醫的團結」[7]。這里顯然都是延續了之前統一戰線的思路。

本來，新老中西各方的衛生力量錯綜復雜，民國時期就有各種派系間的斗爭，現在又有根據地人員的加入，就要特別強調各部分醫藥衛生人員的團結。

不過在最終的表述中，進行了復雜問題簡單化，選取了當時最突出、最棘手，也最具代表性的矛盾，同時也最容易用統一戰線的話語來處理。多方派系最終化簡為「中西醫」，將其單獨提出，既可以安撫數量龐大的中醫群體，展示新政權的包容性和民族立場，同時又可以迎合當時大部分民眾的意愿，從而可以更有助于政府順利開展工作。

從1950年《中華醫學雜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當時醫學界的態度[8]——「中醫理論的不科學，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同時強調，為了「完成戰勝疾病和消滅迷信巫神的艱巨任務」，必須「掌握統一戰線的武器，團結爭取全國幾十萬人的中醫來參加衛生戰線。」

所以總的來說，「團結中西醫」這一原則，仍然是解放前根據地時期的延續。

另外還有一個1949年時提到的「依靠群眾」，在1950年的這次會議上并沒有被單獨拿出來表述。到1952年底，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時，伴隨著當時粉碎美國細菌戰的運動，由周恩來提出了「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

至此，「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成為新中國醫療衛生工作的基本方針。

全國衛生大會的重要信息

雖然1950年的大會最重要的是制定了衛生工作的三大原則，但是十三天的會議下來，信息量還是非常大的。如果再細看一下會議內容可以發現，新中國衛生工作的策略和執行，很大程度上都是民國時期的延續，確實是「改革」而非「革命」。

比如會議提出，「必須努力爭取在三年之內，基本上使全國大部分的縣有2-7個專科醫師、一個藥師或調劑員的衛生院；區有1-2個醫士，一個助產士的衛生所，鄉村有衛生員；工礦街坊也都要有衛生組織[9]。

這里顯然是之前的延續，針對國民政府時期縣醫院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規范化，對醫生數量有了要求。同時對分級診療進行了擴充與規范，把，向工礦街坊延伸。也正是從這時起，初級衛生人員開始滲透進廣大農村，把現代醫學的種子播撒到鄉土中國，這也是十幾年后赤腳醫生的前身。

要實現這樣的目標，一方面需要有土地改革相關政策的支撐，徹底改變原有的農村結構，不再讓。另一方面，也需要有足夠的醫療衛生人員，于是對于醫學教育提出新的要求。

因此，會議同時提出，「在醫學教育上應采高、中、初三級制和高級的分科重點制。目前最迫切的是在全國各地舉辦中等醫科學校，以便在較短期內培養大批的醫士、助產士、護士等中級衛生干部。其次培養鄉村衛生員與改造舊產婆也是目前的重要工作。」

這里對于舊產婆的改造，顯然是之前的落實，從而可以盡快實現母嬰健康的改善。

而醫學教育的策略，之前公醫制時也曾提到過，是對蘇聯制度的學習。國民政府時期，一批追求公醫制度的醫生們就對蘇聯的醫療衛生制度推崇有加。新中國成立后，學習蘇聯更是成為一種社會風尚，也算是讓這些醫生們得償所愿。

當年蘇聯衛生工作的原則是：「醫療衛生屬于國家責任；其使用者不用直接付費；衛生由中央權力控制；首要的任務是為工人服務；強調預防服務。」[10]

對比新中國的衛生方針，可以看出我們衛生工作的原則，也從蘇聯那里有所借鑒[11]，對后兩條進行了潤色，并加入了更有中國特色的「團結中西醫」。

另外，賀誠在對軍隊衛生工作總結時認為，軍隊衛生的方向，就是全國衛生工作的方向。今后軍隊衛生工作，主要是提高干部的文化與理論水平，走向正規化。

從這里也可以看到，雖然前面關于醫學教育提出了最迫切的是中等教育，其次是培養鄉村衛生員與改造舊產婆，但當時認為全國衛生工作未來的方向，還是要提高理論水平，要正規化的。

可見，這里的衛生目標和教育目標之間，其實并不完全匹配。由此可以推測，當時關于醫療衛生領域可能并沒有結束。

雖然在革命戰爭年代，優先保證數量是各方毫無疑義的共識，但是新中國成立之后，進入建設時期，「質」與「量」的平衡可能又要有所變化了。這也為日后矛盾的突顯埋下了伏筆。

1950年8月，會議在熱烈的氣氛中閉幕。隨后，這些方針和目標在全國范圍內開始推行。一年后，賀誠向中央匯報執行的情況，在傳染病防治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進步；但同時，也存在不小的問題。

[1]《人民衛生工作的正確方向》，人民日報1950年10月23日

[2]《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李德全部長報告》1950年8月8日

[3]人民日報1950年8月8日《全國衛生會議在京開幕，將制定衛生工作的總方針和任務》中說，會議預定本月十六日結束，結果《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閉幕，一致同意以「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為衛生工作三大原則》中報道，到十九日才閉幕。

[4]《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閉幕，一致同意以「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為衛生工作三大原則》，人民日報1950年8月20日

[5]《中央軍委衛生部賀誠部長的報告》1950年8月9日

[6]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毛澤東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12月

[7]《賀誠部長總結報告》，1950年8月19日

[8]《今后醫務工作總方向》，中華醫學雜志1950年第9期

[9]《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閉幕，一致同意以「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為衛生工作三大原則》，人民日報1950年8月20日

[10]Cassileth, Barrie R., Vasily V. Vlassov, and Christopher C. Chapman，Health care, medicalpractice, and medical ethics in Russia toda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95(273)

[11]傅連暲《學習蘇聯的先進醫學》，中華醫學雜志1953年第11期

中國百年醫療史（37）：建國后專業與政治的第一次交鋒

從整體上看，新中國衛生方針的執行還是取得了很大成效的。

新中國傳染病控制成果

建國后的工作重點，是危害民眾最大的二十種傳染病，首先拿其中威脅最大的天花、鼠疫和霍亂開刀。工作開展的重點地區，是在農村的災區、城市的勞動人民住地、歷史上的疫區、少數民族地區、國防前線、政治中心，以及交通要道和經濟命脈[1]。可以說是在當時需求最為迫切的地方，抓住了最關鍵的問題。

1949-1952年期間，在全國范圍內，包括交通不便地區，共種痘5億多人次，使得天花病例從1950年的43286例降低到1954年的847例，四年間下降了98%。從60年代初期開始，天花在我國終止傳播[2]。此時種痘技術傳入我國已經一百五十多年了。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缺的不是技術，而是讓這些技術真正惠及民眾的條件。在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以如此快的速度消滅天花，這一成就足以載入全人類的史冊。

鼠疫在1955年全國僅發生39例，霍亂在1952年以后，中國再未發生大規模疫情[3]。這些曾經在中國大地上肆虐了幾十年的烈性傳染病，短時間內都得到了有效控制。而「二十四史」中頻繁出現，動輒「死者什七」、「死者且半」、「死者相枕于路」的「大疫」，從此在中國再沒有出現過。

1950年會議上提出的縣級醫療衛生機構的建設，也得到了很好的執行。到1952年底時，縣衛生院達到2,097個，病床32184張，區衛生所7699個[4]。

當年全國縣級行政單位共2774個[5]，相當于建國三年時間，75.6%的縣都擁有了符合標準要求的衛生院。

不過，這些取得的成就并不能掩蓋存在的問題。

有限的衛生資源

1951年9月7日，賀誠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報告，總結了建國以來的衛生工作。報告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政府的重視程度嚴重不夠[6]。

「不少省縣以下的黨、政領導干部，只把不餓死人認為是政府的責任，對因不衛生而病死人則重視不夠，認為是難以避免的『天災』。」但實際情況是，因為疫病而死的人遠超過餓死的，而致死的原因大都是可以預防的疾病。

比如1950年時，察哈爾陽高縣曾有麻疹流行，死亡一千多兒童。縣領導沒有迅速上報，是政法委派去的建政小組發現了群眾間的恐慌情緒，才反映到省和中央，然后派防疫隊去控制了疫情。還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