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屢次毀約、漲價、賴賬，中國為何始終不離不棄？真相不簡單！

繼委內瑞拉之后，又一個使用人民幣結算石油的國家被鎮壓。

伊朗這次能撐多久呢？

2026年3月1日德黑蘭局勢驟然緊張的同時，外界也把目光重新投向中國企業在伊朗多年積累的項目損失和應收賬款風險。

很多合作在合同層面看起來體量很大、政治意義也不小，但落到企業經營上，常常變成回款困難、履約中斷、資產無法退出的長期負擔。

圍繞這些損失產生的疑問很集中：在一個信用波動大、金融體系受限、政經結構復雜的市場里投入巨額資源，究竟是在做不劃算的生意，還是基于更高層面的能源與金融安排去承受成本。

伊朗在大型工程合作中的違約爭議由來已久，2011年簽下的巴赫蒂亞里大壩合同金額達到20億美元，項目設計指標很高，前期技術論證、方案深化和現場準備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沉沒成本也隨之快速累積。

項目推進到關鍵階段后，伊方以融資方案不符合其要求為由單方面終止合作，導致中方團隊被迫撤離。

隨后項目轉交給伊朗國內的相關力量繼續運作，但多年過去工程沒有形成可交付成果，未實現蓄水發電等基本功能。

對企業而言，這類事件的核心問題不在于技術難度，而在于合同穩定性與執行環境，當合同可以被單方面推翻且缺乏有效爭端解決渠道時，再強的工程能力也無法把風險鎖在可控范圍內。

類似風險也出現在能源開發項目上，2014年南阿扎德干油田項目金額約25億美元，在外部制裁壓力高、國際資本退避的背景下仍然啟動合作，商業條件卻顯著向伊方傾斜。

項目推進中出現了要求合作方墊資建設的安排，同時在采購和用工上設置較高比例的本地化約束，導致成本上升、供應鏈效率下降、進度受多重行政因素影響。

中方完成一定開發工作并形成階段性成果后，伊方以進度不達標為由暫停合同，并將既有成果轉移給國內關聯主體。

這類操作在商業上等同于把前期風險、資金壓力和工程難度轉嫁出去，再通過行政手段改變合作關系，最終讓合作方難以通過合同權利獲得對等回報。

中小企業在伊朗的貿易風險更直觀，2018年后，伊朗貨幣貶值加速、外匯供給緊張、結算渠道受限，社會信用和商業信用同步下滑。

駐外經貿機構曾發布風險提示，反映出典型問題集中在提單詐騙、拖欠貨款、以外匯緊缺為由長期賴賬等情形。

有的交易采取分批發貨方式，前期用小額結算建立信任，后期通過獲取提貨單或控制清關環節直接拿走貨物而不付款，金額較大的設備與工程供貨款則經常陷入長期拖延，合同約定難以落地，司法救濟成本高且執行不確定。

2019年前后相關糾紛明顯增加，詐騙類占比偏高，說明市場秩序在制裁與通脹沖擊下出現結構性惡化，到2024年前后，能源貿易中也出現新的摩擦點。

由于伊朗原油出口高度依賴特定買方與特定運輸、結算安排，伊方在價格、交付、裝船與扣貨等環節的強勢做法更容易被放大，進而傳導到國內煉化企業的成本端與庫存端，造成采購計劃被動調整。

對企業來說，能源采購并不是單純的價格談判，還包含穩定交付、質量一致性、保險與航運可得性、結算可持續性等一整套條件，只要其中一環被行政化處理，就會把交易從商業邏輯拉回到政治與安全邏輯。

在這種不確定性下，仍然維持對伊合作的關鍵原因，主要落在能源安全與金融結算的現實需求上。

伊朗的金融體系長期受外部制裁約束，難以使用傳統的美元清算網絡，這反而使其在非美元結算方面更容易形成高比例、甚至全量的替代安排。

2026年初出現的一個重要變化，是伊朗對華原油出口在結算上進一步向人民幣集中，形成更高程度的本幣化結算結構。

對能源進口而言，本幣結算能夠降低外匯支付壓力與制裁傳導風險，也有助于把采購、運輸、保險和貿易融資放進相對可控的金融通道中。

對人民幣國際化而言，能源這種高頻、大額、長期的商品結算場景具有標志意義，因為它要求支付體系、清算安排、融資工具與風險對沖工具形成閉環，并經受真實交易的持續檢驗。

中國在伊朗原油出口中占據較高份額，使這種結算安排具備規?；A，規模意味著更強的議價空間和更穩定的交易對手結構，也意味著可以圍繞結算、物流、倉儲、金融服務建立更成熟的配套體系。

但規模并不自動消除伊朗的商業信用問題，只是把一部分風險從單個企業層面抬升到更系統的風險管理層面，通過更嚴格的合同條款、預付款與擔保設計、貨權控制、保險安排、分層定價、交付節點管理來降低損失概率，并把不可控風險更多留在可承受范圍內。

近期地區沖突升級、關鍵人物傷亡等事件，使伊朗的安全與政治風險再次上升，對跨境經營來說，這會直接影響項目人員安全、現場施工連續性、港口與交通穩定性、金融通道可用性，也會推高交易的不確定性溢價。

沖突加劇也會強化伊朗對外部結算替代的依賴，使其更愿意接受非美元結算條件以換取出口穩定與必要的物資供應，這種雙向作用決定了對伊合作既包含明顯的經營風險，也包含現實的戰略收益空間。

如今中國企業在伊朗遭遇的壞賬與違約，并非偶發事件，而是由伊朗長期外匯約束、通脹與匯率波動、行政干預強、司法執行難、制裁環境下灰色套利空間擴大等因素共同塑造的高風險商業生態。

在此環境中繼續推進合作，需要把風險管理放在項目設計的最前端，通過結算方式、擔保機制、貨權控制、退出條款和合規審查把損失概率降到最低，同時把合作重點更多放到可交付、可結算、可退出的環節。

能源交易與人民幣結算的推進，能夠帶來金融通道與定價權層面的長期價值，但這不改變伊朗市場對合同執行與回款安全的硬約束，任何投入都必須以可驗證的現金流安排和可執行的風險緩釋措施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