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遺址展示利用要和保護相結合

俯瞰三星堆。圖據三星堆博物館

孫華 楊濤攝

　　四川，這片位于中國西南腹地的土地，不僅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更孕育了無數璀璨的文化瑰寶。從將人類登上青藏高原東緣的時間“刷新”到20萬年以前的稻城皮洛遺址，到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提供實證的古蜀文明遺址，還有飛棧連云的古蜀道……當人們與這些文化遺產不期而遇，也邂逅了蜀地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
　　恰逢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實施一周年之際，3月4日，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推出“文化大家天府行”系列報道，對話多位在文化遺產領域耕耘多年的專家，他們或出生于四川，或對四川文化遺產如數家珍，過去一年，他們多次來川，講述古老的文化遺產煥發新時代光彩的故事。
　　文化遺產保護不僅是考古和保護學者的專業課題，也是當下公眾共同關注的文化議題。尤其是三星堆這樣持續震驚世界的古蜀文明遺址，當下的保護還存在哪些問題？未來的展示與管理如何進行？
　　近日，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專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學術院長孫華，他從專業角度剖析了三星堆遺址現階段的保護難題、展示思路與未來管理構想。

保護和利用的前提是解決基礎學術問題

　　“三星堆遺址目前還存在一些考古工作未能解決的問題。”孫華開門見山。在他看來，三星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正在有條不紊地推進，但要在未來向公眾交出滿意的答卷，還有一些基礎性問題必須厘清。
　　盡管考古工作者已初步勾勒出三星堆“一大三小”的城址格局，也大致摸清了水系脈絡，但仍有幾個關鍵謎題懸而未決，比如：大城的城門究竟在哪里？城內的道路是如何走向的？
　　孫華介紹，目前三星堆遺址只確認了大城的水門和內城門，大城的城門位置還未能確定。在南方，道路路面難以保存，城門是破解道路網絡比較可靠的坐標。“通過城門往城里找道路，這是最直接的方法。現在城門沒找到，道路也就難以明確。”
　　這并非單純的學術問題，孫華考慮的是將來遺址公園萬千觀眾的體驗感：“如果我們都不清楚古人是怎么進城、出城的，將來游線如何設計？怎么向參觀者講解？”
　　除了道路、城門這些城市“大動脈”，功能區的問題也沒有完全了解清楚。三星堆的制石作坊、制玉作坊已有考古實證，但青銅時代最核心的制銅作坊，至今只有線索，尚未確認。
　　同時，三星堆人的墓葬問題也已困擾學界多年，需要調查確認或合理解釋。孫華將這些稱為三星堆的“基礎工作”——它們就像大廈的地基，只有夯實了，保護、展示和利用才有牢固的學術根基。

保護和展示要結合提出心中的“最佳方案”

　　得益于現代科技，三星堆可移動文物的保護已擁有可靠的技術手段。但不可移動文物怎么辦？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保護方式？孫華的回答很明確：保護必須和展示利用結合起來。
　　對三星堆遺址的重要遺跡是采用覆室露明展示還是地面標識展示，當前學界仍有不同意見，但孫華的態度很清晰——主要采取地面標識展示，這既是對遺址最小干預的保護，也具有更好的展示效果，觀眾也能獲得更完整的參觀體驗。
　　針對目前器物坑加蓋的保護建筑，孫華認為應在今后逐步完善的過程中進行拆除。他解釋道，盡管在外面搭建“房子”，保障了當初的精細考古作業，考古完成后也能使得這些器物坑避免風吹日曬，但“房子”里的遺跡時間長了會脫水干裂，或者會潮濕劣化，并不一定是遺跡保護的最佳手段。同時，這種措施會割裂或阻斷觀眾全面觀察器物坑群，以及器物坑與三星堆城壕、城墻及整個遺址的場景感受。
　　“觀眾站在保護建筑外面看見的就是一座臨時建筑，進了里面看見的只是覆罩在器物坑上的玻璃房子‘方艙’”，連坑群也看不全，更不用說坑外的環境了。”孫華描述道，參觀者感受不到三星堆遺址的整體情況及其環境。
　　孫華心中的“最佳方案”，是對8個器物坑進行必要的保護加固，對坑穴進行回填，對坑位用不同顏色的填充物進行標注，再對整個器物坑所在的廣場、城壕和城墻進行適當的標識。他真正期待的，是將整個140多米長的祭祀場所、護城河、城墻作為整體來處理，損壞的部分做適當修補，讓祭祀器物埋藏場所、城壕、城墻三者的關系清晰呈現，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的遺址公園的園內園區。
　　參觀廊道的建設同樣如此。孫華不贊成修木棧道，而是主張在原址上“覆一層土”，最大程度還原當年的地面和道路樣貌，現在的技術要做到這一點并不難。觀眾可以直接行走在“原來的”地面和道路上，那種參與感和體驗感是隔著玻璃和木質棧道無法替代的。“若滿眼都是木棧道，從天上看下去，奪人眼目的全是棧道，其他遺跡現象反而被遮蔽，遺址格局就這么被干擾了。”
　　在孫華看來，保護與展示不是割裂的，而是應該緊密結合的。“尤其是重要的宮殿區、祭祀區、城墻城壕，應該作為一個整體來呈現。”他說，這樣才能讓觀眾真正理解這座古城的空間格局和功能布局。

三星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構想
　　探索更有創新性的未來模式

　　面對在未來將要開放給游客的三星堆遺址公園，孫華提出了既務實又富有創意的構想。
　　遺址上的土地原本大多是基本農田，孫華建議維持這些農田原狀，直接將農作物作為標識遺址功能區的“活標識”。
　　具體而言，就是在遺址核心區保持農田景觀，用不同作物來表示地下不同的功能區劃。“整體上用農作物做標識，實行大農業種植，比如小麥、油菜都可以。”他描述道，“城壕里就可以種荷花或其他水生植物，灌上水。這樣，整個城市的系統就能一目了然。”
　　孫華甚至考慮了細節：三星堆的城墻保護得不錯，但城墻轉角大多已不在。在規劃遺址公園建設的時候，就需要在轉角處做好標志，讓城市的整體輪廓得以顯現。他再次強調了重要遺址原位標識的必要性，比如遺址內的道路，如果古代城市的原有道路被確認，參觀道路的建設就應該盡量與古代道路重疊，盡可能少增加或不增加影響古城格局的現代構筑物。
　　至于那些新的旅游服務設施，可以集中布置到遺址的“非核心區域”。“在穿越城址的今馬牧河沿岸，那些歷史上已經受到破壞的區域，可以在那里利用一部分現有民房改造為旅游設施。”孫華闡述他的規劃思路，就是把旅游服務功能都放在沒有地下文物埋藏的區域。對于有文物分布的核心區，保持農業狀態。不過，他特別強調要把原來一家一戶的小田埂去除，形成連片的大農田。“整片整片地種植，用小麥或油菜作為不同功能區的標志，不能東一塊西一塊，否則也會影響遺址格局的展示效果。”
　　孫華認為，如果真能實現這樣的綜合保護和展示利用，三星堆遺址或許將探索到一些全新的展示利用方式。他說，當它維持了過去的農業文化景觀，沒有進行大規模干擾，就不會變成一個精致的城市公園，而是一個真正的、活著的遺址公園。
　　在孫華看來，這種模式不僅保護了遺址，也延續了土地原有的生命節奏。農作物春種秋收，四季輪回，呼應著古蜀文明的生命循環。游客行走在麥田或油菜花田間，腳下是沉睡的古蜀都城，眼前是生生不息的土地。
　　孫華提出的思考和建議，其實指向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今天我們究竟要以什么樣的姿態面對文化遺產？遺產保護和利用的平衡點又在哪里？我們能否探索更具創新的遺產保護方式？在這片土地之下，三星堆已沉睡三千多年；在這片土地之上，關于如何保護與傳承的思考，仍在繼續。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徐語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