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這些老牌名校是這么來的！解放初的教育往事，看完滿是感動

襄陽土生土長的老baby們，你知道如今的昭明小學、荊州街小學、第一試驗小學，為什么老百姓更習慣稱為四小、五小、附小嗎？

這些小學，在解放初期是從哪里起家的嗎？編號是如何定下來的？

你絕對想不到這些名氣很大的學校，當年的教室藏在會館、廟宇里，課桌椅是破磚加木板搭成的！

回溯到襄樊解放那會兒，百廢待興，教育事業的恢復更是摸著石頭過河。

1949 年的襄陽，剛擺脫戰亂的陰霾，軍管會和新的黨政機構一成立，就把恢復學校教育提上了日程。對待知識分子的 “團結、教育、改造” 政策，可不是一句空話。

正月里就在襄陽、樊城開了知識分子座談會，教育界的老先生們和中青年教師聚在一起，聽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消息，心里的石頭落了地，哪怕沒報酬、沒職務，也心甘情愿擼起袖子籌備開學。

那時候的學校，選址主打一個 “就地取材”，空置的會館、廟宇自然成了香餑餑。

解放前，公立小學有三所，分別是樊一中心，設在樊城山陜會館；樊三中心，設在晏公廟里；昭明一中心。私立小學則是遍地開花，樊城有培文、尚志、成德、漢峴、回民、晴川等六所小學，襄城只有一所私立小學，也叫漢峴小學，是基督教行道會辦的。

這七所私立小學各有各的 “根據地”，武昌會館、天主堂、清真寺都成了孩子們讀書的地方。

中等學校那會兒可是稀缺資源，公立的只有襄陽簡易師范（現在老五中校址），加上私立的峴北、鄂北、真原三所中學，撐起了當時襄陽的中等教育。

解放后，這些學校陸陸續續復課，雖然對穩定社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要命的是，由于種種原因，之前的襄陽高等、中等學校師生跑到了外地，全縣沒有一所公立中學。

老百姓都當家做主了，窮苦人的孩子怎么能沒學上呢？

為解決這個問題，當時省教育廳廳長李實出面勸導，把跑到外地的師生喊回了襄陽。和簡易師范合并成襄陽聯合中學，高中、初中、師范部一應俱全，實現了小學教育到師范教育的全閉環。

師資力量健全了，公立小學按照一二三四的順序開始統一排號。

就這樣，原來的樊一中心成了市一小，襄師附小是市二小，樊三中心為市三小，昭明一中心是市四小，私立尚志小學改成市五小。之后，恢復附小的稱呼，市五小改為二小，在襄城南街新建校，命名為五小，北街東巷開設八小。

這幾個數字編號，成了老襄陽人刻在骨子里的校園記憶。

1952 年之后，之前教會學校也被統一接收，私立學校陸續更名合并，峴北中學成了樊城中學，成德小學改成市九小，漢峴小學在襄城的并入四小，在樊城的并入一小。東門外楊家河開設十小，東街楊家祠堂開設十一小。

這樣一來，學校的布局更加合理劃，襄陽城東西南北各有小學，東邊有十一小，西邊有四小，南邊有五小，北邊有八小和附小（最初在五監獄院內），樊城按上段、中段、下段劃分校區，孩子們就近上學，成了最實在的幸福。

與此同時，幼兒教育也有了雛形，到了1953 年，樊城磁器街、武顯廟、馬道口和襄城十字街，四所幼兒園落成，收納了近 400 個小朋友。

現在的孩子坐在窗明幾凈的教室里，很難想象當年襄陽的老師們有多不容易。

那會兒的校舍，全是會館、廟宇修繕而來，課桌椅是破磚砌墩、木板鋪面，教具都是老師們親手做的，辦公和住宿條件更是因陋就簡。

國家號召 “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老師們二話不說響應，一邊教書一邊動手修校舍、做教具，愣是在舊社會留下的破爛攤子上，把襄陽的教育事業撐了起來。直到 1952 年下半年，國家才給教師統一發工資，這份遲來的保障，背后是無數教育工作者的堅守。

更讓人暖心的是，新社會領導對教育格外重視，對教師格外尊重。教師利用寒暑假開展集訓，領導們親自慰問、作報告；土改時期，保護出身剝削階級的知識分子，避免過火斗爭。

1950 年，地專領導還為襄陽聯中副校長李實甫先生祝壽，隆重的慶祝大會，讓老師們感受到了滿滿的尊重。而老師們也沒讓人失望，不僅教好書，還辦夜校、組教聯劇團，《王秀鸞》的演出紅遍襄樊，周日背著行李、帶著道具，徒步去近郊鄉鎮演出，既做文化宣傳，又配合中心工作，活脫脫的 “全能教師”。

一晃幾十年過去，當年的會館廟宇，早已變成現代化的校園；當年的木板課桌，換成了嶄新的課桌椅；當年的百廢待興，變成了如今的教育興邦。

那些解放初期為襄陽教育事業拼過的老師們，大多已經不在人世了，但襄陽教育界不會忘記他們用青春和汗水為襄陽的教育打下的堅實的基礎。

如今，時過境遷，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往的數字編號小學大多已經改名為更加具有文化氣息的名稱，例如昭明小學、荊州街小學、米公小學等等。

?走在襄陽的街頭，路過那些老學校，你還能回憶起當年教室里的瑯瑯書聲，想起那些打過我們耳光的老師“英姿”。

但深層次思考，老學校的沿革不僅是校名和校址的變遷，更是襄陽教育從艱難起步到蓬勃發展的縮影，藏著一座城市的溫暖記憶，也刻著幾代教育人的初心與堅守。

酒歌是教育人，我為此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