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梅尼，伊朗神權統治的奠基者，西方左派曾盲目力捧，掌權后遭其背刺

霍梅尼自1964年開始，在外流亡了15年，其中14年是待在伊拉克的圣城納杰夫，到了1978年，霍梅尼接到驅逐令，總統薩達姆要求他立刻離境。

最初薩達姆對霍梅尼還是惺惺相惜的, 因為中東狂人薩達姆一直認為，放眼整個中東，甚至放眼天下，能稱為英雄豪杰的也不過是自己和霍梅尼。

但是一天天令薩達姆日益不安的是, 霍梅尼在穆斯林什葉派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眼看著風頭都要蓋過自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所以他下令立即把霍梅尼驅逐出境。

等到幾年后兩伊戰爭爆發的時候, 霍梅尼麾下的伊朗軍隊，離伊拉克首都巴格達都不到五百公里的時候，讓薩達姆后悔不已, 早知如此，當初為什么不宰了霍梅尼。

而被薩達姆驅逐出境的霍梅尼，當時是一臉迷茫，此時他已經78歲，他想回國，但是國王巴列維早已給他布下了天羅地網，回去就是絞刑。他打算去科威特，但是科威特國王直接拒絕他，告訴他，來了就關門打狗。

一向傲慢的教主霍梅尼，頓時傻了眼，偌大的伊斯蘭世界，竟然沒有自己的一席安身之地？

就在霍梅尼走投無路之際，一個西方圣母國家，法蘭西竟然對他敞開了懷抱。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法國，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他既不鳥美帝，也不舔蘇俄, 法國人認為包容每個流亡者，是上帝賦予自己最崇高的道德責任。

在這種圣母心的驅使下, 法國很快就成為流亡者的天堂。包括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 還有南美的一大批激進左翼的流亡者, 紛紛匯聚巴黎。
流亡到法國的霍梅尼，短短的一年流亡生活，就成了媒體高度關注的網紅人物。

盡管他在巴黎深居簡出，每天穿著破爛簡樸的黑色長袍，卻會見著一批又一批的左派媒體，宣講著他圣潔的革命理想。

每當他坐在巴黎的一棵蘋果樹下，接受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對他盲目追捧之時，這位近八十的老人的演技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在當時的巴黎知識分子眼中，這個來自遙遠波斯的宗教領袖，虔誠而堅定, 比那個每天花天酒地帶著大金鏈子和豪華瑞士手表的國王巴列維道德要高尚的太多了。

所以法國人把霍梅尼熱捧成波斯版的圣雄甘地，而面對法國媒體，霍梅尼慷慨激昂, 說只要他能回到伊朗，建立起高尚的伊斯蘭國, 伊朗的婦女就可以過上和法蘭西女性一樣有尊嚴的生活，接受著高等教育，每天喝著咖啡和紅酒，享受著浪漫的風情的同時，可以參政議政，當選國會議員，甚至競選國家領導人。

這些話把巴黎的左派人士，上上下下感動的熱淚盈眶，媒體大幅登載他的畫像，電視臺熱播他的演講。不僅是媒體搶流量，法國知識界的精英，也敗倒在霍梅尼的長袍之下。

法國哲學家福柯，對霍梅尼贊不絕口, 他說霍梅尼不僅僅是一位政治家、神學家、他身上還凝聚了人類最美好的陽光和希望,他渾身上下充滿著，宗教的純粹,正義的回歸, 還有對富人的鄙視以及對政權腐敗者的清算。

就連號稱法蘭西大師中大師的薩特，也是霍梅尼的追隨者，他撰文寫道，霍梅尼的歸來象征著被壓迫者的勝利, 我們必須尊重伊朗人民的選擇，他們剛剛推翻了一個有西方支持的暴君。

不管是媒體還是知識界,法國的左派為霍梅尼帶來了春天般的溫暖。

霍梅尼收獲的鮮花贊譽和掌聲，竟然不是來自伊斯蘭世界，而是法蘭西這個基督教世界。

這段歷史本可以成為波斯和法蘭西的溫暖往事, 但是當霍梅尼真的有一天，在法國和美國無能的總統吉米卡特的支持下，回到伊朗迎來了美國送給他的政權，伊斯蘭革命一天就獲得了成功，而歷史無情地改變了。

上臺之后的霍梅尼一改對法蘭西的贊美,他說法國是一個腐敗的國家, 伊朗人要對法國時刻保持著警惕。他說美國是大撒旦，蘇聯是小撒旦，而法國是偽善的撒旦。

因為當時的法國和伊拉克關系比較好,這更激怒了霍梅尼。霍梅尼睚眥必報，一直惦記著薩達姆趕走他的屈辱。兩伊戰爭就是這么爆發的。

1985年法國本土出現了一系列的恐怖襲擊, 大量的證據表明，這些恐怖襲擊和霍梅尼號召對西方開展的“圣戰”有著直接的聯系。

至于他曾經信誓旦旦向西方媒體宣傳的和發動伊斯蘭革命之前承諾的，他會讓伊朗的女性和法蘭西女性一樣，享有高尚尊嚴生活，成為了最大的一種反諷。

他剛剛上臺，就立即廢除了巴列維王朝的《家庭保護法》，把女性的結婚年齡從當時法律規定的18歲降低到9歲，允許男人任意侵犯未成年少女，并且規定男性可以單方面離婚，無需得到女方同意，實際上就把伊朗女人變成了男人的性奴。而且規定所有公共場所，女性必須配戴上面紗才可以出現。

這一切都成了對西方追求女權和女性自由巨大的反諷。

尤其是那些天真爛漫,充滿了溫暖和愛心的法蘭西的知識分子和法蘭西的那些左派的思想家們，他們為自己的認知付出了代價, 而伊朗婦女則付出了接近半個世紀的奴隸代價，到今天還在繼續。

幾十年前，法國有一位保守主義思想家叫雷蒙·阿隆(Lemon Aron)，他曾經深刻地 批判過法國的左派知識分子。他說法國的知識分子有一個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他們對革命的浪漫想像和對暴政的無視,影響了他們對人類世界的理解。

西方的知識分子往往為了反對一個他們眼中的敵人，會去擁抱一個他們根本就不了解的更可怕的敵人。

雷蒙·阿隆的話，先知般的指出了法國左派知識分子和伊朗的這段荒謬往事。法蘭西的知識分子太過于天真善良, 才會把霍梅尼那個一千多年前的神權夢想，誤認為是人類的解放。

最為顛覆左派認知的不僅僅是法國，美國時任總統卡特是強逼伊朗當時的國王巴列維離開本國，把政權交給霍梅尼的。

本因是投桃報李的霍梅尼，就跟美國上演了農夫與蛇的故事。

霍梅尼剛剛執政，就暗地指示伊朗激進的學生包圍了美國大使館，脅持了52名美國使館人員長達444日，霍梅尼以“美國不能以該死的行為對付我們”為口號，給了圣母左派總統卡特一個響亮的耳光。

隨著卡特組織的武裝營救人質的失敗，卡特的總統任期也走到了窮途末路，美國選民憤怒的拋棄了他，里根總統以超大的支持率當選后，人質危機才得以解除。

伊朗的神權，與其說是霍梅尼欺騙了西方，不如說是西方知識分子的無知，尤其是法國的圣母婊和美國卡特的白癡，造就了霍梅尼的無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