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熬過寒冬，德國人已經砍了三年柴了

這幾年，德國的冬天太難熬了。

在俄氣斷供之后，德國想盡辦法從全球購買化石能源，甚至直接從法國進口電能。

這讓德國對俄氣的依賴度，從極高水平降到了近乎為零。

但德國的普通人，卻只能面對翻了好幾倍的電價，默默搖頭。

為了取暖，上山砍樹成了很多德國家庭的保留節目。

別以為燒柴便宜。

一車山毛櫸，私人木材廠報價200多歐，即便精打細算地燒，也只夠撐兩個月。這幾乎相當于同期天然氣開銷，但勞動量和麻煩程度卻不可同日而語。

一些家庭只能在夏秋季節，提前儲備便宜木頭。

而被寄予厚望的“取暖神器”熱泵，雖然好用，但給老房子安裝一套，成本動輒上萬歐元。

德國要盡快實現能源轉型。

一邊開源節流，一邊搞技術突破，盡快普及熱泵和綠色能源。

而這又是一場新的革命。

作為歐洲的工業重鎮，德國幾乎是所有歐洲國家中最不好過的一個。

自兩德統一后，德國的工業產值一直保持領先。

汽車、化工、機械制造和醫藥，這些核心產業提供了大量優質就業崗位，且工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

德國大眾汽車工廠

但這些高度依賴廉價能源的產業，恰恰也是德國能源戰略中最脆弱的一環。

在滿足工業需求，和符合環保愿景之間，德國必須不斷權衡。

而這種艱難權衡，還牽動著整個歐洲的神經。

2011年，歐盟委員會正式提出了《歐盟2050年低碳經濟新戰略》，設定了到205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80%-95%的宏偉目標。

同年6月30日，德國聯邦議院正式通過棄核法案，全面放棄核電方案，并預計在2022年關閉國內所有核電廠。

低碳戰略尚可從長計議，但棄核，就意味著德國將在未來失去最穩定、高效的電能來源，尋找替代能源迫在眉睫。

而在如何使用化石能源方面，歐洲的態度其實沒有表現中那么堅定。

在這樣的背景下，2011年的11月，連接俄羅斯與歐洲的能源血管“北溪1號”，正式投入使用了。

為德國提供大量天然氣的能源企業尤尼珀（Uniper），約40%的天然氣就通過北溪1號來到德國。

北溪管道

此時的歐洲，左手雖舉起了全球低碳的宏偉目標，但右手還拿捏著低價便捷的能源管道，原本是可以在能源轉型的路上悠然前行的。

但俄烏沖突的爆發，讓節奏全亂了。

俄烏沖突后，德國通過尤尼珀從其他賣家手中購得天然氣。

為此，尤尼珀在2022年上半年虧損額超過120億歐元。

最艱難時，一天就要花1億歐元購買高價天然氣。

為了保住這家能源巨頭，防止國家能源產業崩潰，德國只能將其國有化。

在北溪管道危機、俄烏沖突后，德國其實是陷入了能源在清潔低碳、經濟可行、供應安全方面的“不可能三角”。

危機最嚴峻時，德國的天然氣庫存，一度驟降至25%，僅夠維持約兩個月。

為解燃眉之急，德國迅速與挪威、荷蘭、美國及卡塔爾等國簽署新的天然氣采購協議，階段性重啟煤電，向法國進口核電。

這與它的環保目標背道而馳。

而民眾對此事的質疑，也為德國的社會穩定埋下隱患。

能源短缺，受傷最嚴重的自然是企業。

尤其是化工、鋼鐵、制藥等能源密集型產業。

德國工商業聯合會（DIHK）數據顯示，2022年德國有約1/4企業因能源焦慮考慮外遷。

到了2024年，這一比例上升到了37%。

而另一組數據則顯示，2022年德國的居民用電均價比2019年上漲了約4.5倍，并在2024年再次翻了近2倍，直到2025年才有小幅回落。

相比之下，德國工業用電，在2022年較2019年翻了5倍多。

看似小小的變化，牽一發而動全身。

典型例子是化工巨頭巴斯夫。

在2022年后，巴斯夫關閉或計劃關閉11家歐洲工廠，并計劃將部分工廠轉移到中國湛江等地。

這一行動被很多人解讀為“放棄歐洲、轉向中國”。

現實并沒有那么夸張。

巴斯夫作為化工鏈主企業，工廠選址的戰略決策，其實很難在短期內制定出來。

但哪怕緩慢移動，也釋放出頭部企業對能源成本敏感的明確信號，足以讓德國乃至歐洲感受到森森的寒意。

德國必須保護企業，尤其是要讓企業知道，危機只是暫時的。

能源獨立的需求，讓德國政府發起了全國性的節能運動。

上層呼吁民眾，降低供暖溫度、縮短淋浴時間、多穿毛衣。

德國前總理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

甚至立法，要求公共建筑供暖溫度不得超過19攝氏度，夜間關閉建筑物外墻照明。

這就像當年福島核電站爆炸后，日本倡議全民省電，商場、地鐵只開一半電燈，一些寫字樓里，打工人摸黑辦公。

類似的措施，在2022-2023年的冬季，幫德國節省了約10%的天然氣，讓德國人在沒有俄氣的情況下順利過冬。

但實際上，居民們克扣自己的日常用電，并不能幫國家走出能源困境，反而讓翻倍的電費賬單顯得更加扎眼。

節流不是辦法，德國需要開源。

一是要普及熱泵技術，解決供暖問題。

二是從更多渠道買能源，保證工業需求。

三是開發綠色、環保，且不會受到意識形態反噬的清潔能源。

這其中最難的，就是第三點。

身處歐洲中部，德國光照不足、河流落差較小，綠電產業的發展相對緩慢。

自家的風、光、水電都不夠給力，德國人把寶押在了一個更終極的解決方案上：綠氫。

德國林根的綠氫工廠

2023年，德國通過的新版《國家氫能戰略》，明確要在2030年實現國內電解制氫能力提升至不少于10吉瓦。

綠氫產業的核心技術是電解水，但目前全球還沒有國家實現低成本的穩定量產。

單打獨斗贏不了，那就找別人聯手。

挪威，在藍氫、碳捕捉與封存方面技術領先。

加拿大，水資源豐沛。

阿聯酋等國，光伏條件優越的。

它們都可能是重要的氫來源國。

為此，德國提出，提前在2027/2028年建設或改造1800公里適合氫能運輸的管道基建，助力氫能產業發展。

彼時，氫能源的跨國貿易，又將開啟新一輪的大國博弈。

在俄氣斷供的日子里，德國政府受到了很多質疑。

一些聲音認為，德國停止從俄羅斯購買天然氣等能源，是一種棄企業和民眾于不顧的行為。

那么問題來了，在如此多的矛盾和阻力下，德國的能源轉型，為何還能推進得如此快？

我們先籠統說一下，德國面對的情況有多復雜。

作為身處歐洲腹地的工業大國，德國首先面臨的是地緣博弈。

隨之而來的，就是各種經濟利益的糾葛。

能源結構的巨大變化，讓國內外各種利益集團產生新的矛盾，很多錯綜復雜的關系，都需要德國政府去重新理順。

當然最繁瑣的，還是德國人的意識形態問題。

比如電價，就是矛盾的暴風眼之一。

2022年，歐洲電價飆升至每兆瓦時約700歐元。

而到了2024年，歐洲的電價仍未回到原本水平。

北歐電力交易所的數據顯示，2024年丹麥的平均電價維持在約400-600丹麥克朗/兆瓦時區間，雖是2022年峰值水平的一半左右，但仍是2019年平均電價的三到四倍。

轉型帶來高電價，這是難以避免的，自然也會催生社會不滿。

而德國是一個聯邦制和多黨制國家，面對這類事件，政黨與政客們會忍不住出招。

相互掣肘的制度設計、尖銳對立的政黨理念、高度敏感的民權意識、近乎信仰的環保觀念。

黨派之間具體是怎么打的，我們暫不詳談，只說相關的兩件事：

一件，是為貫徹棄核政策，德國花費十幾年時間，拆除貢德雷明根核電站。

另一件，是很多現代化燃煤電廠，都面臨在2038年前退役，或轉型生產綠電的命運。

比如伊本布倫發電廠，在2025年已被順利拆除，原址將建設一座換流站，用于將北海的風能接入電網。

德國伊本布倫發電廠

簡而言之，德國在嘈雜的聲音中作出決定：堅決棄核，對煤電留有余地，沖向綠色能源。

國家發展就和人一樣，只要不內耗，就能一往無前。

所以現在的德國，即便激進的轉型政策推高電價，居民能源開支負擔加重，能源密集型產業外遷，大部分的德國人仍支持能源轉型。

聊到這里，德國能源轉型迅猛的原因，已經呼之欲出了。

德國正在經歷的，不僅僅是一場以技術為核心的能源變革。

它不斷調整制度，一次次試探民意，以求讓更多人支持改革，并忍耐由此產生的“短痛”。

而作為一個在戰爭廢墟中都能站起來的國家，德國清楚，增加補貼和配給，是產業建設的催化劑。

為此，德國直接在政府財政中，為能源改革留出預算。

比如在2023-2027年的“碳差價合約”中，德國政府就為重點企業預留了500億歐元預算，以補貼它們在電價偏差標準值過多時的成本支出。

與此同時，德國在居民用電方面實施“電價剎車”政策，直接補貼過高電價。

而對于保暖性能較差的房屋，如需安裝熱泵，可得到30%-40%的價格補貼。

如果居民需要更換門窗，或對屋頂、外墻等處進行保溫處理，可以直接領取政府的補貼贈款。

德國的冬天，真的很冷

所以，別看德國能源轉型搞得如火如荼，背后其實是政府咬著牙，真金白銀給百姓和企業兜著底。

把社會情緒穩住，讓轉型按部就班。

說到底，德國的能源革命就像一場大型社會實驗：

既要有明確的理想，更要有極強的號召力；

喊得動人還不夠，還要算清經濟賬，適時使用鈔能力。

德國這次能源升級，可真是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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