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生態修復從法律條款轉化為具體司法行動

原標題：讓生態修復從法律條款轉化為具體司法行動

□ 張志遼

重慶立足長江上游生態屏障建設核心使命，以執法司法協同為抓手，探索出勞務代償、以碳代償、“技改抵扣”等生態修復新方式，構建起專業化審判、跨區域協作、一體化檢察等司法保護新機制，助力現行生態環境法律在實踐中落地生根，更從法律適用空白填補、制度體系細化、流域治理協同等維度，為我國生態環境法典編纂與生態環境法律體系迭代完善，提供了鮮活的地方實踐樣本，推動生態環境法律從原則性規定向精細化實操、從“單一懲戒”向“懲修并重”、從“區域分治”向“流域共治”轉型。

我國現行生態環境法律對替代性生態修復、“雙碳”目標下生態責任承擔等新場景的規定多為原則性條款，缺乏具體適用標準和操作流程。重慶以個案探索填補了法律適用空白：以碳代償實踐將碳匯減排量納入生態損害替代性修復范疇，明確其適用條件、核算標準與交易流程，讓“生態服務功能損失”成為可量化、可執行的法律責任；“技改抵扣”制度開創“環保投入抵償生態損害”司法先例，相關案例入選最高法指導性案例；勞務代償機制則豐富了生態責任承擔方式，彌補了傳統“植樹補綠”在山地、庫區等場景的局限性，讓修復責任更貼合基層治理實際。

現行生態環境法律體系對生態修復義務規定籠統，在執行中容易出現“罰了就放、只罰不修”的問題。重慶的司法實踐緊扣“保護生態、修復環境”的立法核心，讓生態修復從法律條款轉化為具體司法行動。一方面，通過勞務代償、以碳代償、司法修復林建設等多元方式，落實“誰破壞、誰修復”原則，推動生態破壞者從違法者轉變為環境守護者；另一方面，將生態修復與案件審理、裁判執行深度融合，把修復完成情況作為量刑、緩刑適用的重要考量因素，強化修復義務的法律約束力。這些實踐讓生態環境法律的價值取向向“實質性修復生態”轉變，為生態修復制度的體系化構建，明確了“多樣性、適配性、實效性”的實踐范式。

長江流域生態保護的整體性、跨區域性，與“區域司法標準不一、部門銜接不暢、流域治理分散”的問題形成矛盾，導致“上下游不同判、行刑銜接有縫隙”等問題。重慶以“全域協同護江”為核心的司法創新，打破了地域和部門壁壘：構建公檢法行刑銜接機制，通過線索移送等方式，明確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標準，破解“以罰代刑”難題；打造“長江生態檢察官”制度，實現公益訴訟檢察為主導的刑事、民事、行政檢察一體化履職，將保護范疇拓展至“生態+人文”雙重保護；推進跨區域司法協作，與湖北、四川、湖南等地法院建立協作機制，出臺“錳三角”司法碳匯跨省協作規則等，破解流域生態治理碎片化問題，為生態環境法典中流域生態協同保護制度的設立提供了實踐支撐。

環境資源案件的專業性、復合性，對司法審判專業化提出更高要求。重慶在全國率先建立三級法院縱向全覆蓋的環境資源審判組織體系，成立環境資源法庭實現全市環境資源要素全流域集中管轄，從制度層面破解難題：通過專業化審判統一區域內案件裁判尺度，提升了法律適用的確定性；將司法保護延伸至特殊生態資源領域，創新千年古樹司法守護人制度，建立“屬地+屬案”協同保護機制，細化了生物多樣性、自然人文生態資源的保護規則，為生態環境法典中環境資源案件管轄規則、裁判標準的統一提供了地方經驗。

生態環境法典（草案）將在十四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進行審議，這必定是我國法治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里程碑事件，對固化包括重慶環境司法探索在內的諸多實踐成果，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發揮著奠基性和統領性作用。

重慶作為長江上游生態屏障關鍵區域，其司法實踐直面三峽庫區消落帶治理、長江十年禁漁、“雙碳”目標下企業綠色轉型等本土化難題，所有創新做法均源于實際治理需求。這些扎根實際的探索，為生態環境法典編纂提供了本土化、場景化的實踐素材，推動法典條款從“普適性規定”向“分區域、分場景的精細化規則”發展，提升了生態環境法律體系的實操性和本土化適配性。

（作者系國家首批一流本科課程環境資源法學負責人，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生態法學院）教授）（張志遼）

（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