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臨終前多次求見朱德未果，朱德怒斥：還有啥子可怕的？

一向溫潤寬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朱德元帥，卻在晚年時罕見地發了火，他的聲音憤怒又嘶啞，“人都要死了，還有啥子可怕的？為啥不讓我去看他？”

而讓這位革命老前輩如此痛徹心扉的，是老戰友彭德懷離世的消息，更讓他難以接受的是，彭德懷臨終前好幾次都想要見他一面，最終卻沒能如愿，直到對方去世以后，他才得知這遲來的噩耗。

這份跨越半世紀的情誼，早已不是簡單的戰友同僚，而是在槍林彈雨中淬煉出的生死之交，是在歲月沉浮中彼此惦念的手足情深。

朱德與彭德懷兩位元帥，一個溫潤如水，一個剛烈似火，性格迥異的兩人，從井岡山會師開始，便將名字緊緊綁在一起，走過了長征的艱難，抗過了抗戰的烽火，熬過了解放戰爭的硝煙，卻終究沒能躲過和平年代的風雨，落得個生死相隔、未能一別的遺憾。

1886年出生的朱德，比彭德懷年長了12歲，兩人的人生軌跡截然不同，卻因為共同的革命理想而走到了一起。

朱德是科班出身的儒將，早年考入云南陸軍講武堂，加入同盟會，參加過辛亥革命、護國戰爭，還曾遠赴德國、蘇聯尋求革命真理，見過大世面，胸有韜略，待人接物總是帶著一股子溫和寬厚，像大地一般包容萬物。

而1898年出生的彭德懷，是從湖南湘潭的泥地里爬出來的硬漢子，幼年家貧，輟學務農、下煤窯做工，15歲因參加饑民鬧糶被官府通緝，后入湘軍當兵，在軍營里摸爬滾打，從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長為將領。

他性子火爆，眼里揉不得沙子，嫉惡如仇，做事雷厲風行，打起仗來敢打敢拼，像一團烈火，燒盡一切黑暗與不公。

1928年，是兩人緣分的起點。這一年，彭德懷領導平江起義，組建紅五軍，率部奔赴井岡山，與朱德和毛主席領導的紅四軍勝利會師。

井岡山的翠竹青松間，兩位性格迥異的將領相見，沒有生疏，只有相見恨晚的惺惺相惜。從此，“朱彭”二字，便成為紅軍隊伍里一道獨特的風景。

會師后，兩支隊伍合編，朱德任軍長，彭德懷任副軍長，兩人開始了并肩作戰的歲月。

在井岡山保衛戰中，他們與毛主席攜手制定作戰計劃，總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口訣，打退了國民黨軍的多次“圍剿”，為革命根據地的鞏固立下了汗馬功勞。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朱德出任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兩人的配合更是天衣無縫。按作戰規矩，總指揮朱德應坐鎮后方，統籌全局，可彭德懷始終放心不下這位老大哥，生怕他有危險，便主動將指揮部變成了前線，把最危險的事都攬在自己身上。

每次制定作戰計劃，彭德懷都會先和參謀長左權反復推敲細節，過濾掉不必要的爭論，只將定奪大方向的事交給朱德，既不讓老大哥費心，也守住了作戰的底線。

而朱德也始終牽掛著彭德懷的性子，知道他打仗不要命，總是處處護著他。

有次戰斗打得激烈，彭德懷倔脾氣上來，直接沖到了連隊最前線，消息傳到總部，平時連重話都舍不得說的朱德，竟然當場拍了桌子，下了死命令：“勒令彭德懷立馬歸隊！”

向來天不怕地不怕的彭大將軍，得到命令之后竟然乖乖折返，像個犯了錯的孩子一樣搓著手跟朱德解釋：“老總，我比你年輕，這種拼命的活，我不去誰去？”

那段歲月里，八路軍的電報落款，永遠是雷打不動的“朱彭總副司令”幾個字，這在古今中外的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正副手之間，沒有絲毫權力的猜忌，沒有半點利益的紛爭，有的只是彼此信任、彼此托付的默契。

這份默契，不是酒桌上喝出來的，而是在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是在槍林彈雨中拼出來的。

抗戰時期物資匱乏，缺醫少藥是常事，彭德懷有老胃病，犯病的時候疼得在土炕上打滾，冷汗浸濕衣衫。

朱德聽說之后，翻遍了自己的家底，這才找出一小包珍藏已久的白糖。這在那個年代，可是金貴東西。他親自用溫水化開，端到彭德懷床前，看著這個比自己小12歲的弟弟喝下去，像哄孩子一樣叮囑他好好休息。

一碗糖水，看似平常，卻藏著最真摯的關懷，這份過命的交情，無需豪言壯語，都在一言一行的惦念里。

在華北戰場上，“朱彭”二字成了日軍的噩夢。彭德懷在前線沖鋒陷陣，大開大合，憑著一股子血性和謀略，打得日軍聞風喪膽；朱德在后方運籌帷幄，穩扎穩打，為彭德懷兜底，化解各種矛盾。

彭德懷脾氣急，容易得罪人，每次有人到總部告狀，朱德總是用一口溫和的四川話笑呵呵地打圓場，把事情平下來，護著這個脾氣火爆的副手。

兩人一剛一柔，一攻一守，帶領八路軍在華北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打出了百團大戰這樣的經典戰役，讓全國軍民看到了抗戰的希望。

那時的他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心里只有一個目標：趕走侵略者，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解放戰爭時期，朱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彭德懷任副總司令，依舊是親密無間的搭檔。

彭德懷率領西北野戰軍，以劣勢兵力對抗十倍于己的國民黨軍，運用“蘑菇戰術”在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收復延安；朱德則在后方統籌全局，協助毛澤東指揮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為全國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勛。

戰場上，他們是令敵人聞風喪膽的“朱彭”組合；私下里，他們是無話不談的兄弟，閑暇時最愛做的事，就是擺上一盤棋，殺上幾個回合。

兩人下棋，也像他們的性格一樣，截然不同。

朱德下棋慢條斯理，吃子的時候，會先用自己的棋子把對方的棋子掃開，再輕輕揀出棋盤，擺成一溜，像展示戰利品一般，從容不迫；彭德懷下棋則風風火火，吃子的時候“砰”的一聲，把棋子砸在對方棋子上，再從下面彈出來丟在一邊，狼藉一片。

彭德懷棋技稍遜一籌，輸了棋總愛悔棋，朱德便伸手抓住他的手腕，笑著說：“不能賴棋，多大年紀了還耍賴！”彭德懷梗著脖子不服氣：“你那是偷吃，不算數！”

兩個加起來幾十歲的老人，為了一盤棋爭得面紅耳赤，吵完之后又相視一笑，仿佛戰場上的疲憊、工作中的煩惱，都在這棋盤的廝殺里煙消云散。

1949年，新中國成立，朱彭二人依舊身居要職，為國家的建設操勞。

朱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還兼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為黨的建設、軍隊的正規化建設奔波。

彭德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他主動請纓，出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領志愿軍跨過鴨綠江，與朝鮮人民軍并肩作戰，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打回三八線，為新中國贏得了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

1954年，彭德懷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繼續為人民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嘔心瀝血。那段時間，兩人雖工作繁忙，見面的時間少了，但彼此的惦念從未減少，偶爾見面，還是會擺上一盤棋，聊聊工作，談談生活，一如往昔。

可誰也沒想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成了兩人人生的轉折點，也讓這份深厚的情誼經受了嚴峻的考驗。

彭德懷遭到了猛烈的指責，很多人為了自保，紛紛與彭德懷劃清界限，甚至有人落井下石。只有朱德，還是不顧自身安危站出來為他說話，但他的話卻并沒保護住這位老戰友。最終，彭德懷被免去了職務，搬到了郊區。

一時間，曾經的許多老部下、老朋友，都怕受到牽連，避之不及。只有朱德依舊惦記著這位老戰友，常常去探望。

可就算是這樣的日子，也沒持續多久。1966年，“文革”爆發，朱德和彭德懷，都沒能躲過這場劫難。這對曾經的好戰友，也不得不天各一方、斷了聯系。

可他們心里還是無時無刻不再惦記著彼此，朱德時不時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打聽對方的消息，可得到的，卻都是含糊其辭的答復。

同樣的，彭德懷在被關押的日子里，最思念的，也是這位與自己生死與共的老大哥，他常常在深夜里，望著窗外的月光，想起了井岡山的歲月，想起華北戰場的烽火，想起那位始終包容著他、護著他的朱老總。

1974年4月，彭德懷因為直腸癌中晚期住進了醫院，到了8、9月份，就已經很嚴重了，他常常在疼痛中昏睡，醒來之后，他就拉著看守或者醫護人員的手，用微弱的聲音反復念叨：“我想見朱德，就見一面……”

有時候話說得急了，會引發劇烈的咳嗽，喘得半天緩不過來，可他依舊一遍遍重復著這個心愿。這是他生命最后的念想，是他撐下去的唯一希望，他想再見一見老大哥，想和他說說心里話，想看看那個總是笑著包容他的人，還好不好。

可在那個年代，他的心愿終究還是沒能實現。看守人員不敢將他的請求傳出去，更不敢通知朱德。11月，彭德懷在昏迷中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而當時的朱德，雖沒有被監禁，卻也被消息封鎖著，身邊的工作人員頻繁更換，他始終惦記著彭德懷，卻始終得不到準確的消息，不知道他病重住院，更不知道他早已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直到彭德懷去世后，這份遲來的噩耗才傳到朱德耳中，這位一生剛毅、見慣了生死離別的老人，當場老淚縱橫，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悲憤，才有了那撕心裂肺的嘶吼。

他恨，恨那些封鎖消息的人，恨自己沒能見老戰友最后一面，恨這生死相隔的遺憾，更恨這個荒謬的時代，讓一對生死之交，落得如此結局。

1976年，朱德也在北京逝世了。彌留之際，他把孩子們叫到床前，沒有交代家產，沒有分房子、古董，只是指著存折上那兩萬塊錢。

那是他省吃儉用一輩子攢下的積蓄，也是那個年代的巨款，他虛弱地說：“這些錢，一分都不許動，交給組織，這是我最后的黨費。”

一生為國，一生為公，朱德和彭德懷，真是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黨和人民，他們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奉獻的一生。朱德走了，去追尋他的老戰友了，或許在另一個世界里，沒有病痛折磨，也沒有那些無奈。

或許他早已擺好了棋盤，笑著等那個急匆匆趕來的暴脾氣老頭，說一句：“老彭，這次我不讓你了，咱們下個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