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旸離職背后，阿里AI活在“舊秩序”

林俊旸離職，終于得到了阿里官方“批準”。

2026年3月5日，阿里CEO吳泳銘在內部郵件中回應林俊旸離職一事。其表示，“公司已決定批準林俊旸同學的辭職，感謝林俊旸過去在崗位上的付出。”

據悉，3月4日凌晨，阿里千問團隊技術負責人林俊旸突然以個人名義，在社交媒體平臺發文稱，“我卸任了。再見了，我親愛的通義千問。”

然而，3月4日下午緊急召開的通義實驗室All Hands會議上，阿里沒有透露林俊旸的最新動向。3月4日傍晚，《智能涌現》報道稱，林俊旸于3月3日提出離職，未和阿里談好相關細節。

林俊旸離開千問幾乎毫無征兆。三天前，千問開源了4款Qwen3.5小尺寸模型，參數覆蓋0.8B、2B、4B和9B，可滿足從極端資源受限到高性能輕量級應用的不同需求。對此，特斯拉創始人兼CEO埃隆·馬斯克點贊道，“驚人的智能水平”。林俊旸則回應稱，“謝謝埃隆”。

梳理林俊旸離職前后的蛛絲馬跡不難發現，其與阿里并非友好協商后和平分手，單方面“發推辭職”更是讓阿里猝不及防。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林俊旸對阿里心存不滿。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不止林俊旸離開阿里千問團隊。據鈦媒體報道，Qwen3.5 & VL & Coder核心貢獻者李凱鑫、Qwen后訓練負責人郁博文、Qwen Code負責人惠彬原等人也已離職。

盡管阿里官方并未公開回應千問高層緣何突發“地震”，但結合近期釋放的戰略規劃信號，不難看出千問的業務重心正悄然轉向。新的權力結構與業務邏輯主導之下，技術型人才的生存空間正變得愈發逼仄，這或許是千問多位核心成員接連離場的關鍵誘因。

01、林俊旸為何突然離職？至少三大原因

識礁Farsight梳理后發現，林俊旸之所以突然離職，主要是因為在千問的組織架構、資源調度、戰略規劃等層面，其與阿里存在矛盾。

新浪科技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稱，隨著AI競爭加劇，阿里希望通過引入更多人才，擴大千問團隊。“用林俊旸一個人的腦子來處理肯定高效，但站在阿里云CTO、通義實驗室負責人周靖人的角度，需要考慮把新引入的周浩放在什么位置上比較高效，全程沒有考慮過‘政治因素’。”

據悉，周浩曾任谷歌DeepMind高級資深研究員，深度參與了Al Mode、Deep Research等項目，是Gemini 3.0的核心貢獻者，其于2026年初加入阿里通義實驗室，可越過林俊旸，直接向周靖人匯報。

而據知情人士透露，林俊旸在一線做戰略規劃時，曾表達過“自己被架空了”。由此來看，其指的似乎是以周浩為代表的空降高管，影響了自己做決策和執行。

另一方面，由于大模型訓練需要海量算力資源，阿里也未能充分滿足林俊旸的需求。知情人士透露，林俊旸在阿里內部頻頻抱怨資源緊張。

對此，All Hands會議上，吳泳銘承認中國算力資源緊張，并對“未更早發現問題”而道歉。不過吳泳銘認為，自己認可“Qwen第一優先級”的定位，并已盡最大努力尋求算力，千問的資源并未被集團“卡脖子”，問題在于跨部門溝通存在壁壘。

耐人尋味的是，阿里內部郵件顯示，接下來將由吳泳銘、周靖人、阿里首席技術官范禹“共同協調集團資源支持基礎模型建設。”三位重量級高管掛名協調資源，一方面說明千問等項目此前確實面臨算力資源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昭示出，阿里希望借更高層級的力量，打破部門之間的壁壘。

此外，戰略規劃層面，林俊旸的理念與阿里最新的調整也出現了明顯分歧。2025年以來，林俊旸一直致力于對阿里的大模型團隊進行“打包”——預訓練、后訓練，乃至Infra一起工作，以提升模型訓練效率和多模態能力。

然而，近期通義實驗室卻希望將Qwen團隊按訓練流程和模態拆分成不同的垂直體系，并與通義實驗室中的其他同類型團隊合并，提高整體的運轉效率。調整后，林俊旸的職權范圍將明顯收窄。

顯而易見，林俊旸突然離職，并非某一因素導致，而是多重因素長期疊加后的結果。作為技術性人才，林俊旸更關心技術的影響力與前瞻性。然而，阿里是一家商業公司，不光追求技術優勢，更關注商業回報。

隨著千問業務邁入擴張周期，戰略重心向規模化與變現能力傾斜，林俊旸與阿里在發展節奏、資源配置與價值排序上的分歧逐步放大，最終從理念差異演化為結構性矛盾，無奈離職。

02、行業競爭加劇，“AI一號位”調整成常態

千問高層之所以突發震蕩，主要是阿里不僅僅關注底層模型能力，更追求C端AI應用的市場影響力。

自2025年11月推出基于Qwen大模型開發的個人AI助手千問后，阿里的AI戰略就從服務B端企業轉向聚焦C端市場。

為提升千問在C端市場的觸達能力，阿里先是為其接入淘寶、支付寶、飛豬等“全家桶”生態，后又于春節期間啟動30億元“請客計劃”，大手筆補貼市場。為強化用戶認知，2026年3月初，阿里將旗下AI的總稱和核心品牌統一為“千問”。

事實證明，高舉高打之下，千問確實在C端AI應用市場取得突破。2026年2月AI產品榜顯示，在全球市場，千問App的月活為2.03億，位列第三，僅次于ChatGPT和豆包；環比增幅高達552.83%，增速位列全球第一。

在此背景下，阿里對模型團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X平臺認證為“FM-Wild工作坊和ASAP系列研討會的創始人”的博主“Xinyu Yang”透露，阿里改用日活這類消費級應用的指標來衡量基礎模型團隊。“如果用評判消費級App的標準去衡量基礎大模型團隊，就別怪未來創新曲線趨于平緩。”

其實AI大戰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作為一家有明確市場和業績追求的商業公司，阿里對模型團隊提出新的要求、做出新的調整無可厚非。

此前，千問模型團隊只負責研究技術，不關心市場，自然可以將Qwen打造成全球開源模型領域的霸主。然而，隨著阿里的AI重心轉向C端市場，如果繼續堅持“產模分離”，讓模型團隊活在“象牙塔”中，那么產品團隊進行商業化布局時，就會備受掣肘。

因此，阿里選擇為千問模型團隊引入更多人才，讓其背上切實的KPI指標，并按訓練流程和模態進行垂直劃分，提高運營效率。

對此，All Hands會議上，阿里巴巴首席人才官蔣芳表示，“我們在快速發展，這波調整是為了擴充更多人才、提供更多資源”，“這次組織形式沒溝通好，新人引入肯定會帶來陣型變化，擴大過程中必然涉及到這些，我們可能沒處理好。”

事實上，由于技術呈躍遷式發展，AI正倒逼企業在戰略與組織層面同步進化。過去幾年，圍繞AI進行權力結構與決策機制重構、更換“一號位”，幾乎成為了每個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必修課”。

比如，2025年2月，原谷歌DeepMind研究副總裁吳永輝加入字節跳動，擔任大模型團隊Seed基礎研究負責人；當年12月，前OpenAI研究員姚順雨加盟騰訊，出任混元首席研究科學家，向騰訊總裁劉熾平匯報。

03、AI助手陷入“規模陷阱”，千問奔赴迷途

阿里積極結合AI技術的發展趨勢進行組織架構調整，確實值得肯定。但問題是，其內部考核邏輯似乎仍延續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路徑依賴，將用戶規模視為核心成效指標。

這種“流量至上”的業務導向，很容易讓阿里誤入歧途。

2025年1月，接受《晚點LatePost》采訪，談及AI領域如火如荼的用戶規模競賽，MiniMax創始人兼CEO閆俊杰表示，“如果你用移動互聯網的思維來看，豆包確實很厲害，但假定技術會長期發展，不同階段會帶來不同的產品和商業線，這真不一定是件好事。”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服務更多用戶，會給AI企業帶來巨大的成本壓力，拖累整體的研發節奏；另一方面，日常使用時，模型比大部分用戶更聰明，用戶的“查詢”不會提升模型的能力。

對此，閆俊杰舉了一個十分明顯的例子——ChatGPT的日活是Claude的50-100倍，但模型差距沒有50倍，二者其實差不多。“這就反映，智能水平的提升，其實沒那么依賴要有很多用戶。”

簡言之，AI助手打破了移動互聯網時代“規模效應”的商業神話。此前，斬獲海量用戶后，移動App可以攤薄上游成本，并通過用戶反饋和數據迭代不斷提升交互能力，進而構筑深厚的商業護城河。

如今，盲目追求用戶規模的AI助手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規模陷阱”——用戶量增多，不光難以立竿見影提升模型能力，反而會阻礙模型進化。

有鑒于此，現階段前沿AI企業進行戰略規劃時，不會視流量規模為重中之重，而是先定義下一代模型的能力分級，搞清楚需要何種算法、數據和推理過程，然后通過技術手段逼近定義好的指標。

在此過程中，為了避免產品的商業化訴求影響技術發展，這些企業會將技術和產品拆分開——技術專注于提升上限；產品聚焦于滿足用戶。

對比而言，阿里似乎走上了一條與AI技術發展潮流截然相反的道路。為了將千問App打造成俘獲海量流量的移動互聯網產品，阿里不光斥巨資宣發，并且在內部讓以林俊旸為代表的技術人才為商業目標服務。

正如管理學家吉姆·柯林斯在《基業長青》中指出，偉大企業其中一項重要的特質是“利潤之上的追求”。阿里在AI領域的戰略規劃，很大程度上背離了“追求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的愿景。

移動互聯網時代，阿里不盲目追求具體的業績指標，而是專注于營造出眾的購物體驗，為消費者和賣家創造價值，因而成為了電商翹楚。AI時代，阿里盲目追求KPI、用戶規模等短期業績，不光會挫敗技術人才的積極性，更難以通過持續創造用戶價值，穿越周期。

內部郵件中，吳泳銘表示，“發展基礎大模型是我們面向未來的關鍵戰略，我們將在繼續堅持開源模型策略的同時，持續加大對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發投入，加大吸納優秀人才的力度。”

相較于簡單地“加大投入”，阿里更需要做的，其實是深刻反思自身的業務導向。如果“流量至上”的底層思維不變，林俊旸或許不會是最后一個與阿里“斷舍離”的AI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