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送貨入村，靜悄悄，沉甸甸

79年前，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寫下：“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

2013年，經濟學家周其仁在《城鄉中國》中作出了更直白的論斷：

“中國雖大，但其實只有兩個地方：一是城市，一是鄉村。中國人口十幾億，但其實也只有兩種人：一是城里人，一是鄉下人。”

城鄉之間那道墻，曾久久橫亙，它隔開的不只是空間，更是機會、權利與發展。近年來，在政策引導與市場力量的共同推動下，物理意義上的墻正在被推倒，然而，在具體生活消費上，還有一些隱形的“墻”——比如，它曾讓甘肅莊浪的老崔在鎮上輾轉許久卻買不到合適的農具配件；讓內蒙古草原上的崔亞芹需要為網購一組衣柜支付兩百元運費；讓重慶巫溪的鄭發燕要步行半小時到鎮上才能取回自己的快遞包裹。

但2026年春節，我們看到了一些靜悄悄的變化：來自天南海北的快遞，尤其是拼多多的包裹，被逐漸送到了村里。

自2025年四季度起，拼多多在多地試點“免費送貨入村”，復用此前電商“西進行動”積累的經驗，通過縣級中轉倉與村級代收點銜接，平臺承擔中轉倉至村級代收點的二次轉運費用，把原本卡在鄉鎮的包裹繼續往前推了一段路。

于是，在這個春節，一輛輛載滿包裹的貨車駛進了偏遠鄉村的深處。它們駛過路基不足三米寬的陜西三羊溝，駛向海拔3600米的西藏普然村，駛進那些過去需要額外付“跑腿費”才能取件的村莊，卸下的是對聯、新衣、年貨，還有遠方子女的心意。

最后一公里，為什么這么難？

曾幾何時，連接城鄉的，是一個個用腳步丈量土地的人。

看過《感動中國》的人，或許熟知郵遞員王順友的故事。

時間回到2005年，四川木里藏族自治縣的深山。郵遞員王順友正牽著馱郵件的棗紅馬，行走在海拔4000多米的懸崖小徑上。這是中國郵政史上的“絕唱”——馬班郵路。木里藏族自治縣29個鄉鎮，28個不通公路、不通電話，他的馬背，便是山民與外界唯一的聯系。

如果不是媒體報道，我們不會知道，他每走一個班要14天，一個月兩班，一年330天走在郵路上。一趟郵路，竟要翻越冰雪覆蓋的察爾瓦山，又要走進氣溫40攝氏度的雅礱江河谷，晚上蜷縮在山洞與馬相伴。最苦的是孤獨，有時幾天看不到一個人影，只有風聲、水聲和狼嚎。

在那不通公路的20年間，王順友一直堅持。他的故事，代表了彼時城鄉連接的邏輯：以極高的個人成本與付出，對抗地理的隔絕，從而維持低限度的信息與物資流通。

這個邏輯，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成立，雖然基礎設施改善了，技術進化了，但經濟成本的賬，依舊橫亙在城鄉之間。

近期，國家郵政局在介紹郵政快遞業更貼近民生實事的完成情況時指出，2025年，持續推進快遞進村，直營制快遞企業進村率超過90%，加盟制快遞企業進村率提升至1/3。

為什么加盟制快遞企業的進村率還有待提升？因為他們需要計算單件成本。農村居住分散，件量少且不穩定，配送路線長，導致單件配送成本極高，甚至長期虧損。

此前新華網財經就報道，一位快遞加盟商透露，快遞總部給加盟商每個快件的派單費是一定的，加盟商必須嚴格控制運輸、分揀、派送等環節成本，“目前每個快件從鄉鎮下沉到村一級，自己要虧0.3元。”

因此，在偏遠鄉村，村民網購時通常不能直接填寫村里的地址，而要選擇所屬鄉鎮的代收點作為收貨地，否則會被賣家告知“不發貨”或需支付高昂的附加運費。

2024年11月14日，一位來自湖南邵陽的網民“無助的百姓”曾在中國政府網發帖反映說，他們隆回縣北山鎮石礦村村民，現在還無法享受快遞進村的服務，村里年輕人大多不在家里，老人領快遞需要來回走6公里的路，極不便利。去代收點取快遞，一個快遞還要付費3元，希望有關部門能關注這一類問題。

這個問題的背后是4.51億鄉村常住人口的真實生活，是一個規模已近7萬億、且增速持續領先城鎮的龐大市場。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50.12萬億元，其中，鄉村消費品零售額超過6.82萬億元，同比增長4.1%。

中轉集運與“免費送貨入村”

路，是人走出來的，更是用新的方法一點點試出來的。

從2020年國家郵政局啟動“快遞進村”工程，到2022年“快遞進村”被寫入中央一號文件，到2024年的“健全縣鄉村物流配送體系”，再到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實施農村電商高質量發展工程，推動電商平臺下沉賦能，“深化快遞進村”。國家政策層面始終持續推動，打通農村物流的堵點。

與此同時，以拼多多為代表的電商平臺，沿著國家鋪就的軌道，嘗試用市場化的創新模式與技術，去激活通向千村萬落的末端。

但真正落到實地，問題才顯出它的復雜。

陜西扶風縣，一個關中平原上的古縣，名字里就帶著“扶助京師”的使命。2025年末，拼多多“免費送貨入村”的服務在這里試行。負責進村中轉倉建設的羅何清是個干了11年快遞的老兵，他太清楚這事的難處。

“村里其實有綜合服務站，但快遞就是下不去，全堆在鎮上。”羅何清說，那些服務站是個“全能店”，能代買代賣、充話費、賣化肥，甚至辦理存取款，功能繁多。可正因如此，快遞配送這一項跑不通，也傷不到整體經營的筋骨，所以站點就沒動力去做。

更關鍵的是利潤薄。“一件貨從西安拉回來才一塊錢，分給鄉鎮五毛，剩下五毛連人工和油費都不夠，誰愿意干賠本買賣？”

拼多多的解法，是把自己的流量和技術押上去，并真金白銀地掏錢補貼。

按照他們的思路，首先，進村服務覆蓋的區域，村民需要將收貨地址填寫到村，這是包裹能否進村的先決條件。

其次，原本就能進村的包裹正常進村，而那些過去僅能送至鄉鎮的拼多多包裹，將統一先匯集到中轉倉進行分揀，一村一卡位，然后再分別送貨進村。期間，因包裹進村而產生的費用，拼多多以計件的形式直接給到中轉倉及村點負責人相應的補貼。

目前，在扶風縣的拼多多中轉倉，11家主流快遞企業的進村件都交由這里的縣域共配網絡統一進行入村派送。2025年，該縣的物流共配中心累計送件963.97萬件，從村里回中轉倉也不是空車而回，而是累計發件277.4萬件。

陜西扶風縣進村快遞中轉倉。攝影：王菲菲

羅何清敢接這活，是因為他早有底子——此前干了5年多多買菜的網格倉，村里的配送路線、誰家能做村點負責人，他心里早就有本賬。“把以前配送生鮮的路線串聯起來，送貨入村就是順水推舟的事。”

但不是每個人都像羅何清這般得心應手。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陜西平利縣，孫文文接手拼多多快遞進村業務后，花了整整一個月，從早到晚開著車一個村一個村地找代收點。

這些鄉村驛站是“商流”從鄉鎮延伸到鄉村的關鍵末端節點，也是完善“最后一公里”寄遞網絡的難點之一。

“看著直線距離很近，其實山路繞來繞去，三十公里的路，開出去可能得七八十公里。”

比山路更難的，是信任。孫文文一般會優先考慮村里的小超市、農資店等，向他們尋求支持。“但很多老板覺得我是騙子，還有人拍我車牌說要報警”，因為常年生活在隔壁縣城，早已多年不說家鄉話，孫文文最開始勸說村里人開設拼多多驛站村點時，常遭誤解。他不得不帶上本地的快遞員，用鄉音一遍遍解釋。

工作開展一段時間后，孫文文如今在秦巴山區的90余個村莊開通了村點，平利縣行政村覆蓋率近七成，甚至會有人主動找過來，希望負責他們村的包裹代收業務。

能讓他堅持下去的，除了老鄉們現實的需要，還有現實的支撐。“按照進村快遞件數，拼多多會給予相應的補貼，如此，我們才得以持續地進村送件。”

除了資金，拼多多還提供常態化的溝通與支持。

中轉倉老板都有一個專屬溝通群，所有業務上的難題全在群里解決。”羅何清說。不管是貨入不了庫、系統操作問題，還是想更換關鍵點位，只要在群里招呼一聲，平臺那邊就會有人迅速跟進，基本上10分鐘之內肯定會有回復。

伴隨整套機制的跑通，原本沒人愿意跑的進村路，一天天跑通了。這一系列舉措并非只是簡單的補貼，而是通過優化供應鏈組織方式，在商業層面為送貨入村創造了一條可持續的通路。

拼多多已在全國多地試點“免費送貨入村”服務，承擔送貨入村訂單的二段中轉費，優化農村購物體驗、幫助商家打開進村市場。攝影：趙瀚傑

一個被“包郵進村”改變的春節

一條路的打通，從來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它意味著選擇權的賦予，生活半徑的擴展，乃至生活方式的革新。

在剛剛過去的春節，這個中國人最重要的消費節點，正是觀察這場變遷的最佳窗口。

首先是運輸端：車，裝不下了。

安徽合肥的司機李佳明，今年春節是被一車車年貨追著跑的。

他配送的范圍覆蓋兩個鎮的所有鄉村。去年11月剛接手拼多多的進村業務時，用的還是一輛小廂貨。到了雙12，貨量就裝不下了，換成了4.2米長的貨車。春節前，貨量徹底爆了——每天往返近200公里，上午11點還在裝貨，到下午四五點才送完最后一個村，全程連軸轉。

“往年到了小年前后，大家年貨準備得差不多，線上就買得少了。”李佳明說，“今年不一樣，快遞車每天都擠得滿滿當當。”

車上裝的全是村民正月走親訪友的硬通貨：六提裝的大箱牛奶、整箱的椰汁、糖果禮盒，甚至還有稻谷和玉米。

“我們這是水稻主產區，按理說不缺糧，但有老人從拼多多上買稻米，說線上買的更實惠，還送到村口，買回去喂雞鴨鵝正好。”

年前那陣子，貨快送不過來了，李佳明試著跟村民商量能不能緩一緩，年后再買。村里人不干，還是趕著買：“家里的雞鴨等著吃呢。”

取貨的人比他還急。很多時候，李佳明的車剛卸完貨，停在驛站還沒走，已經有人來取件了。村里有70多歲的老人，由子女幫忙下單，自己收不到取件信息，但他們認得李佳明那輛綠色的貨車。每次車子開進村，老人就會走過來問：“我的快遞呢？到了嗎？”

臨近春節，村民們拼單了服飾、日百、堅果等年貨。攝影：夏林琳

其次是節點上的小店們，也熱鬧起來了。

高霞的小店開在進村的必經路上，去年11月接入了拼多多驛站。從第一天只有4個件，到慢慢地漲到10多個、20多個，小年前后，每天平均有80多件。

來取快遞的人多了，店里的生意也好了。大家經常順手買包煙、買瓶洗潔精，小賣店的進店人數漲了大概三分之一。小年前后，人流量比平時翻了四五倍。

“送貨進村后，取件、寄件都能在家門口進行，因為足夠方便，大家的消費熱情就上來了。”高霞說。有位40多歲的女顧客，一次性收了20多個快遞件，吃穿用的全都有，幾百塊一床的蠶絲被也買。

還有人給家里的電動四輪車買輪胎，快遞來的時候用膠帶纏起來放在大袋子里。高霞驚訝地問：“這你也敢網上買？不怕尺寸不對？”結果人家買回去，找修車師傅很快換上了，用著還挺好。

最后是流通端，變化不止發生在“進村”這一頭，貨開始往外走了。

在陜西安康平利縣，中轉倉負責人孫文文發現，從去年12月開始，往外寄的包裹漸漸多了起來。

起初只是零星的退貨，后來變成整包的臘肉、茶葉、田里產的絞股藍。“都是在外打工的子女，點名要的老家味道。”孫文文說，以前老百姓想往外寄東西，得專門跑一趟鎮上，來回車費比運費還貴。現在，司機每天送貨進村，返程時順道把要寄的件帶回來。

從快遞進村到山貨出村，路通了，買賣就活了，城鄉之間的那道墻，才能從這一頭，真正通到那一頭。

被“點亮”的，還有人

包郵進村改變的不只是貨流，還有人的角色與可能性。

對于留守當地的人來說，它賦予的是生計和價值。

“哪兒也去不了”，重慶巫溪的鄭發燕曾是困于家庭的寶媽，要照顧兩個女兒和老人，無法外出打工。經營拼多多驛站后，不僅增加了收入，更讓她成為村里數字生活的樞紐。

鄭發燕熟練地掃碼驗貨，每日出庫拼多多快遞百余件。攝影：夏林琳

老人們拿著手機來找她，問題五花八門：“姑娘，這個地址怎么填？”“‘送貨入村’怎么不顯示？”“500克是多少？”

鄭發燕都會耐心地解釋，手把手地教。她幫對門的老人挑選商品，教他看銷量和評價：“我們一般選銷量靠前、口碑好的。”

這份工作帶給她的，遠不止于每月多出的收入，更是被村民們需要、被尊重的價值感。

陜西的余勝民，則是位輪椅上的商店老板，守著店鋪二十多年，成為拼多多驛站站長后，“每個月能賺一個給家里買米的錢，也不費勁，還方便村里的人。”來取件的人還會跟他聊兩句，“店里也比以前熱鬧了。”

余勝民的小商店里擺放著村民的快遞。消費者提供

對生產者而言，它給與的是新式工具和更高效率。

湖南石門的駐村書記助理胡英杰發現，村里老人開始網購電動枝剪。“以前人工剪梨樹枝，一天頂多兩三畝。用電動的，一上午就能完成。” 生產工具的迭代，直接提升了農作效率。

這也反映了，當電商服務下沉到一定程度，其釋放的紅利便不再局限于生活，會向更深處的生產領域滲透。

而像崔亞芹這樣的“新牧民”，則代表了更為激進的可能：地理上的偏遠，不再必然意味著生活的邊緣。

2025年，這個90后河南姑娘和男友做了個“離經叛道”的決定，他們雙雙辭去北京、上海的工作，來到內蒙古烏蘭察布的草原深處，租下一塊地，開始養羊。

崔亞芹在草原上的房子

他們住的是蒙古包，僅靠一塊太陽能板供電，做飯用最原始的鍋爐燒煤。方圓十公里都沒有鄰居。原本想的是“詩和遠方”的浪漫，到了才發現“生活本身已經讓你應接不暇”。

如此偏遠的區位和原始的環境，本來意味著極高的生活和生產資料成本。比如一個組裝衣柜，當地賣要一千多，拉上山還要另付一兩百元運費。

但拼多多上“內蒙古包郵”這個功能，成為了他們草原生活的保障。

“只花了350元”，崔亞芹就在拼多多買到了想要的衣柜。整個2025年，她在拼多多上買了三萬多塊錢的東西，從組裝衣柜、勞保手套、播種機、狗籠，到書架、窗簾、水杯，甚至一張紙巾，都依賴于拼多多的偏遠地區包郵服務。

“以前在北京工作，各平臺基本都包郵，我對拼多多的優勢感知還不深。來到內蒙古后，很多平臺商家默認不包郵，我才發現拼多多的好”，現在崔亞芹的購物，80%都來自拼多多。

崔亞芹從拼多多上購買的水培植物

在她看來，包郵在內蒙古大草原，是“實實在在的生產力”。她可以像在城市里一樣，以合理的成本獲取創業所需的一切工具——從提高種植效率的播種機，到計劃用來找羊的GPS定位器。

電商下沉構建的保障，給了她和無數敢于嘗試的年輕人一種底氣：你可以勇敢地選擇自己想要實踐的生活方式。

結語

王順友曾唱道：“不是人民需要我，哪個喜歡天天走。”這位馬背上的信使，用幾十年的孤獨行走對抗隔絕，完成了他的使命。

今天，他的使命被數以萬計的“羅何清”、“孫文文”、“鄭發燕”們接續。他們或許互不相識，但共同參與著一場宏大而悄然的變遷：

城鄉中國，正在從一個地理概念、身份概念，變成一個逐漸模糊邊界、共享機會與發展的共同體。

這個春節里，崔亞芹帶著草原羊肉回到河南，鄭發燕的驛站里堆滿年貨包裹，孫文文的車數次軋過雪中山路，胡英杰思考著如何把村里的茶葉賣向全國。

拼多多等平臺的價值，在于通過組織方式的創新和平臺資源的持續投入，讓過去那些靜默的、被壓抑的鄉村需求，得以被精準、高效地喚醒、激活。

生活上那道“隱形”的“墻”正在倒下，而墻后徐徐展開的，是一個要素流動更順暢、發展機會更均等、且更具韌性的城鄉共同體。這或許正是春節喧囂過后，值得我們長久期待的深層社會變革。